试论新闻侵权诉讼中的抗辩事由

新闻侵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与一般民事侵权相比,它在构成要件和举证责任上均有其特殊性。由于新闻机构承担了新闻传播的宪法使命,所以在新闻侵权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它应享有特殊的抗辩事由。     

论新闻侵权的抗辩

新闻侵权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 ,媒体享有特殊的抗辩权 ,这是基于宪法精神和公共利益的需要 ,而且 ,我们应该对媒体抗辩理由进行正确考量 ,才能维护媒体的正当权益     

媒体侵权抗辩事由论析

侵权纠纷困扰着媒体,面对几次浪潮,媒体应如何面对?1993年及1998年最高院的两个司法解释,无疑为媒体应对侵权诉讼注入一剂“强心剂”。在媒体逐步走向市场的今天,研究媒体侵权抗辩事由,将进一步调动公民关心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从而进一步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对构筑和谐社会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论票据抗辩对票据犯罪侦查的作用

票据抗辩是票据债务人的自我保护方式,相对于票据债权人的请求权而言,也是票据债务人的一项权利。票据抗辩的事由包括基于票据本身的事由发生的抗辩,也称物的抗辩;基于人的事由发生的抗辩,也称人的抗辩。票据制度在规定抗辩的同时也对抗辩进行了限制,在限制的同时又规定了例外。这样一个完美的制度对票据犯罪侦查具有抑制票据犯罪的得逞、为票据犯罪侦查赢得时间和确定犯罪嫌疑人等方面的作用。     

新闻侵权诉讼中的抗辨事由

本文围绕新闻侵权抗辩事由规定的意义、新闻侵权抗辩事由对抗的对象主体、具体抗辩事由以及新闻报道实践当中一些特殊情形是否构成抗辩事由作了初步探讨 ,梳理了有关新闻抗辩事由研究的基本轮廓。     

专利侵权技术抗辩——捐献规则

专利权人在专利说明书中记载而没有被权利要求覆盖的实施方案,视为捐献给社会,专利权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的内容为主,意味着只有纳入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才能受到专利权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21号)第5条,也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理论学说和司法实践中的捐献规则作了回应。     

新媒体新闻侵权民事责任研究

新媒体新闻侵权责任与传统媒体的新闻侵权责任存在较大差别。新媒体新闻侵权责任需要存在明知或应知;因果关系表现更为复杂;免责减责中存在“避风港”规则的适用与限制;抗辩事由存在传统媒体侵权责任所不具备的新事由。因此,归责原则应完善替代责任制度,明确转载者、中间服务者等特殊侵权主体、共同侵权主体的民事制度,并在民法典、侵权责任法等法律中予以规范表达,在新媒体新闻传播自由、公共资讯利益与个人权利保障之间实现平衡保护。     

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抗辩事由

有关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抗辩事由问题 ,现行立法涉及极少。国务院于 1991年 9月 2 2日颁布的《交通事故处理办法》 ,规定把“受害人故意”一项作为交通事故责任的抗辩事由 ,不能完全反映我国目前在交通方面的司法实践情况 ,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共同侵权行为的成立标准及类型探析

在共同侵权行为的成立标准上,有客观说和主观说两种不同观点.我国司法解释结合了两种学说,具有理论上的先进性,但在操作上不易理解和执行.在共同侵权行为的成立标准上把主观说和客观说结合起来,可以根据行为人在主观上有无意思联络,将共同侵权行为分为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共同故意)和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然后再根据行为人的行为结合状态,将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划分为过失关联型和行为关联型.     

谈我国当前的新闻舆论监督

新闻舆论监督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新闻舆论监督中存在着不适应社会需要的诸多问题。因此,必须认真研究新闻舆论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明确新闻舆论监督应遵循的原则。     

略论特殊防卫权

刑法第20条第3款确立了特殊防卫权,在理论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本文主要分析了特殊防卫权在立法上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认定时应该遵循的条件,以便在实践中更好的运用这一规定.     

“入世”与中国的反垄断立法

针对“入世”的形势和国内一些学者的模糊认识 ,本文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指出 ,制订《反垄断法》无论从国际层面还是从国内层面均属必需 ,而且 ,立法需考虑这两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 ,笔者对《反垄断法》的核心问题即垄断的认定问题作了较详细的分析。     

论我国自白补强证据规则之架构

自白补强证据规则对于解决疑难案件具有重大的理论及实践意义,但我国对该规则的运用尚处于经验层面。补强证据须独立于被告人供述且有证据能力,补强的对象是被告人供述。被告人的主观方面不应要求补强,犯罪的客观方面应采“实质说”,而专门性知识的引入是被告人与犯罪行为人的同一性补强中的关键。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实体限制规则研究

由于我国刑事再审程序未设计严格程序规则、实体规则与证据规则,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再审程序启动随意,加之未对“有利被追诉者再审”与“不利被追诉者再审”进行区分,刑事再审程序对被追诉人权利构成极大威胁。应区分实体法中的犯罪事实与程序法中的犯罪事实,以公诉事实的指向与裁判事实的效力为逻辑起点,以刑事诉讼法中之犯罪事实单一性、同一性为理论工具,对我国刑事再审“事实”与已裁决“事实”进行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启动的实体限制规则。     

关于和谐与规则的思考

深入探讨“和谐与规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把握和谐之变,规则之度,才能和谐地发展;只有把握规则之变度,才能提升和谐层次与质量。     

我国合同法定形式规则的检讨和完善

以内容为视角,我国合同法定形式规则呈现出以下特征：在适用范围上,覆盖面过广,变相形式强制现象严重;在法定形式种类上,书面形式占据主导地位;在履行治愈规则上,采用一般治愈模式;在后果排除规则上,鲜有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与此相对应,应采取三项完善措施：一是缩小要式合同之范围;二是扩大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适用;三是提高适格履行治愈行为的标准。我国法定形式规则的完善应当在形式自由和实质正义间寻找平衡。     

论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规则

因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在受讯问时,有受暗示性较强、依从性及内化性较强、更容易作出虚假供述的特征,因此对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应有特殊的法律规则进行规范。具体而言,应当建立对精神障碍嫌疑人进行适合讯问的评估制度,对于可以在适当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讯问的精神障碍嫌疑人,在讯问时应让适当成年人在场对嫌疑人进行保护并监督讯问行为。另外,基于精神障碍嫌疑人对抗讯问的能力较弱,应限制适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通常情况下具有一定容许性的讯问策略,其他讯问策略也不得超出精神障碍嫌疑人的承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