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出奇制胜

用兵贵奇,作文也贵奇。素以讲长话、写长文著称的于光远同志,近日突赠我香港印刷的《碎思录》一册,名曰“超短文”,每篇不超过二百字。惯用长矛大刀的人,突然使出匕首或袖箭来,这是一奇;理论家不讲理论,虽自称“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与《诗经》、《晏子春秋》、《淮南子》、《墨     

明朝就有漫画

方成对《中国美术辞典》竟无有“漫画”条目叫屈,撰文《中国漫画不见了?》发表于《文艺报》,其中提到漫画的光荣史说: 漫画的讽刺力和鼓动性,是人们早已深知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后来的抗美援朝、援越抗美战争中,漫画曾发挥过宣传动员的巨大作用。其影响之深远,至今人们记忆犹新,称之为“匕首”和“投枪”,漫画家被称为文艺战线中的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队。近十几年来,漫画发展迅速,报刊发表漫画作品和从事漫画创作人数之多是空前的。 方成因而认为,这部辞典遗漏了这一影响极其深远的画种很不应该。 方成的意见有理。我想指出的是,漫画还是“古已有之”的画种。 即以明代而论,在我的记忆中,至少有三幅漫画     

那么勇敢,那么深刻

少年时代,我爱读巴金的《家》、《春》、《秋》。“文革”以后,巴金的《随感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每出一本,我都设法买来读;买不到就借。今年趁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全部重印的机会,我又读了一遍,仍然津津有味。 巴老的书,特别是他一头一尾这?本书,使人灵魂纯洁,努力向上。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附录部分,有一篇反对柏杨的文章,同时也骂“五四”和巴金。认为     

迷路的文艺作品与文艺批评的迷路——《对艺术形象的非艺术批评》一文质疑

卢英宏的《对艺术形象的非艺术批评》(载《瞭望》一九八八年第四十一期)的一系列文艺观点,我是不同意的。我以为卢氏在文艺讨论中,态度不够诚实。黄钢文章中的最重要的一处小说原文引证,竟被卢氏有意砍去了,却反转来又指控黄文“是一篇充满火药味的批判大毒草式的大字报”、“声讨的檄文”、“掷抛高帽进而棒打吆喝”、“在政治方面上纲上线”等等。 黄钢引证了《男人》中“马克思”对“我”的一段话:“我的孩子,请你别低估了我的智力,我还不至于傻到以为后人干的事是在继承我的事业。我的事业已经在一八八三年完成了。”但卢文既要“气愤”地与黄钢论辩,却公然将“我的事业已经在一八八三年完成了”这要害性的话删去而不引。这就很不实事求是了。《男人》借“马克思”之口(实际上是作者自己),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伟大事业已在马克思寿终之年(一八八三年)即告“寿终”,这是《男人》的“点睛之笔”,全部要害之内核。黄钢文,击中了这个要害。但卢氏采取“鸵鸟政策”不说,又进而反诬黄钢“动辄上纲上线”,这是什么文风?宣布马克思主义伟大事业早已“在一八八三年完成了”即“寿终正寝”了,小说中的这种语言描写本已是纲上线上的问题,怎么成了黄钢“上纲上线”了呢?文坛白纸黑字的严肃论争,岂能如此以儿     

新彩版改得好

贵刊是我多年来每期必看的刊物。新彩版印刷精良、文图并茂、编排更加清爽,赏心悦目,这些“新貌”值得肯定。除此之外,刊物的内容也有新的突破,好多篇文章都很有新意和冲击力。比如《科学发展的十大方略》一文,归纳得很好,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再如《我们是谁?》一文,让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县级一把手的“酸甜苦辣”,能否有记者再采访上一级(市级、厅级)的官员,写一篇触及他们心态的“实录”。     

取书名的学问

一天,遇到一位青年朋友,闲谈了几句,他忽然说:“那本《社交书信大全》我已经看到了。” 我没有听明白,问:“什么书信大全?” “《社交书信大全》。怎么?你不知道?那里面还编进了你的几封信呢。” 他告诉我,他的同事有这书,他无意中在书里翻到了我的信,还以为我早知道了哩。我确实从来不知     

银行自有资本不参与利润的平均化——对刘海民同志补充的探讨

蒋学模同志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亲自执笔的部分里论述银行资本和银行利润时说:“银行资本也参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政治经济学教材》第3版,第121页)我在《银行资本也参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吗?》一文中,对蒋学模同志的这种看法提出了质疑,我认为“银行资本的两个部分,不管是银行自有资本还是吸收的存款都不参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本刊1987年第3期)刘海民同志在《银行自有资本参     

对青少年犯罪“原因论”的商榷

研究我国青少年犯罪原因(以下简称原因论)的同志,恐怕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深入下去。如何把原因论引向深入呢?我想,概括地说无非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进一步占有材料,一是进一步提高思维能力。对于后者,狄慈根有一句话:“科学中总表现出思维能力的作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1页)。那么,在原因论中如何发挥“思维能力的作用”呢?换句话说,用什么样的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去指导下一步的研究呢?这本身就是个大题目。我只能就这个题目,谈以下两点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同行们。     

论随大流

有一次,苏东坡举行家宴,大书画家米芾也在座。酒过三巡,米先生突然向东道主提了一个古怪的问题:世人都说我狂,您老兄怎么看?东坡答道:“吾从众!”(《候鲭录》)在这个场面,聪明绝顶而又有骨气的苏东坡为什么也随大流呢?     

知人与得言——读书偶记之二

《论语·卫灵公》云:“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子这几句话,是否可以当作如何讲故事的美学原则来理解? 不消说,《论语·雍也》那“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正如“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也是大家承认为文论的说法。那么,上引《卫灵公》中的几句话,是否可以当作文论来读?查阅了《论语正义》,觉得论者对孔子这句话的解释,和我的揣测并不冲突。解释云:“……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导人。”所谓善导人,是指“欲其(受导者)自得之也”。我对“欲其自得之”一句很     

太炎先生三题

鲁迅买《文始》 《鲁迅日记》1932年8月11日记云:“下午同三弟往蔡先生寓,未遇。往文明书局买杂书四种,27本,共泉(钱)5元……”文中所称“蔡先生”指蔡元培;“买杂书四种”,查“每月书账”,其中有章太炎著“《文始》二部二本,0.60(元)。” 鲁迅为什么买《文始》,并且一买就买了二部?     

余崇礼伤害案不是冤案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宏宇和《冶金报》记者高建平在《瞭望》周刊第二十八期发表了《一起冤案是如何造成的?》一文,指责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违反法律原则”,将“博士研究生”、(注:是研究生,并非“博士研究生”)“冶金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余崇礼定罪判刑,断言这是一起“冤案”。     

两极分化必然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评王若望的《“两极分化”之我见》

王若望的《“两极分化”之我见》(载《特区工人报》第84期,以下简称《我见》),从立论到论证都有许多严重错误,必须进行严肃的批判。一、《我见》声称劳动创造价值的差异形成的收入差异会导致两极分化,把社会主义条件下鼓励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的政策?造成产生两极分化的条件。《我见》称道,两极分化不仅包括阶级剥削形成的富的越富,穷的越劳,也包括“因各人劳动创造不同的价值产生差异”同“管理企事业成绩突出和不善经营的差异而导致“在经济收入上也一定会出现富的越富,穷的越穷的两极分化,”这实质上是把把社会主义“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分配原则下形成的经济收入的差异当作产生两极分化的条件,为其鼓吹两极分化寻求“新的理论依据”。人们熟知:两极分化历来是阶级分化的同义语,即“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     

“能臣“与”奸雄”——读书笔记之一

有些情节大体一致的故事,读起来觉得形式和内容都有差别。 一、《三国志》的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指曹操)……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对号莫入座

我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杂文,没想到居然有人对号入座。有位朋友对我说:“你那篇杂文一看就知道,写的是我们单位张××。”还有的同事对我说:“你那篇杂文写的就是我们单位李××。”有位诤友打电话提醒我:“你要当心,我们单位×××看了你写的那篇杂文很恼火,说你写的是他,侵犯他的名誉权,准备找你打官司!”我真感到莫名其妙,哭笑不得,一篇文章怎么有这么多人来对号入座呢?再一想,这也许是智极生蠢,心中有鬼的人是神经过敏,疑神疑鬼,这也不奇怪。一个座位,让谁坐呢?这倒把我难住了。当初我写那篇文章并未想到这些,这是节外生枝,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杂文这东西,有人爱,有人怕,也有人恨;杂文作者也如此。杂文被人公认是匕首、投枪、银针,就必然要刺     

苏南乡镇企业大发展给人们的启示:竞争,包括创业精神的较量

参观者没有参观到的东西 我经常在各地跑,遇到参观过苏南乡镇工业的人,总要打听一下他有什么感想?发现有什么新招?在甘肃省的一个县里,一位参观者对我说:“人家(苏南)那厂房,那设备,我们怎么能同人家比?”我问他:“你了解他们当初是怎么干的吗?”答:“这个嘛,没有了解。”陕北的一位参观者对我说:“我     

说《叫我如何不想他》的“他”

前些日子因公到宁波路过奉化,奉化政协副主席斯端伦同志赠我一册浙江省台办主办的2000年6月号的《海峡情》。《海峡情》中有一篇《“教我如何不想他!”》副标题是《斯义桂传奇人生》(作者文楚)。曾被誉为“世界十大歌唱家”之一、“中国第一男低音”的斯义佳,是三十年代的歌唱艺术家。斯义桂成名的主要曲目是《满江红》、《伏尔加船大曲》等,特别是刘半农词、赵元任曲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更是他最钟情、最爱唱的曲目。从1936年到1991     

对质的定义的质疑

什么是事物的质?《辞海》和几乎所有的哲学教科书都定义为: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或内部规定性)。对这种看法,我提出质疑,和同志们商讨。我认为事物的质应定义为,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规定性,即将原有定义中的“内在(或内部)的”几个字去掉。具体理由如下:     

关于马克思首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时间

王守山同志在《马克思何时开始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见光明日报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六日《科学社会主义》专刊)中认为,应当把马克思恩格斯正式开始使用“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时间,确定为一八五○年四月中旬,即“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议的发表。我认为这个判断欠妥。实际上在此之前,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就曾两次提到无产阶级专政。一次是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篇文章《一八四八年的六月失败》中,公开发出了“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的著名口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7页),时间是一八五○年一月。另一次是在第三篇文章《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中。在这里,他不仅再度使用“无产阶级     

圣陶先生二三事

又学了一遍《共同纲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我请叶圣陶先生给我讲讲“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的政治背景”。叶先生没有正面回答,却问我:“你学过《共同纲领》吗?”我说:“在上海联合出版社脱产学习过几天,一些重要条款还能背。”叶先生笑着说:“背倒不必。要紧的是读懂,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