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感视域下完善社会治理制度的逻辑路径分析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在社会治理中通过起点共建、过程共治、成果共享增强人民群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参与感、成就感和公平感，这“三感”共同构成了获得感的实质内涵，获得感也因此成为社会治理制度是否健全的关键评价指标，对进一步健全社会治理制度起着重要的结果反馈作用。从基层社会治理事件开始的起点共建、过程共治、成果共享到获得感评价，整体构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不断健全的逻辑路径，其目的在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实践中，要从坚持人民至上的治理理念、完善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升级以创新为重点的社会治理方式入手完善社会治理制度。     

试论群体性事件及其理性治理对策

群体性事件治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管理的热点问题。群体性事件具有利益相关性、行为偏激性和处置的复杂性等特征。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是社会现代化变迁中的利益分化与冲突、制度障碍与缺陷以及各种新旧思想观念的纠结。地方政府在群体性事件处置的误区在于重应对,轻预防、重治标,轻治本。群体性事件理性治理既要在政府应急管理过程中贯彻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制度理性,又要在政府常规管理中努力改进政府管理方式,更新管理理念,完善政治——行政体制,努力建设现代化的服务型政府。     

制度悬浮: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偏离的一个解释框架

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本质上是制度文本转化为治理实践的过程,由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这三重维度所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也因此成为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重要视角。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三者间的耦合程度直接影响着创新实践的呈现样态,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创新效能的实现。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偏离制度预期且在实践场域未能达到治理效能的一个可能性解释是,上级政府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时,忽视了制度创新是一个集制度设置、运行与变迁的综合过程,从而导致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之间的结构性脱嵌,使得制度悬浮于基层治理场域并进一步造成制度文本与治理实践的差距。为避免制度悬浮,推进政策文本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应当注重制度创新的完整性、回应性、协调性与有效性,使制度建设整体上处于均衡状态,从而推进乡村治理有效。     

从党的群众观出发论创新社会治理的群众基础与实践原则

创新社会治理需要从实际出发,将治理理论与中国国情、社情、党情紧密结合,从群众观出发深刻认识创新社会治理的群众基础主要是指发挥群众自觉的主体性,才能实现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动员;发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才能实现创新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监督;强化群众认同的实效性,才能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密切社会沟通;坚持群众满意,才能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形成积极稳定的社会评价。从党的群众观出发深刻理解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原则则主要包括制度实践、组织实践、过程实践、发展实践等四个方面。     

中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以转型时期中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政策内容、动力机制和过程。笔者认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度变迁过程反映了转型时期中国特定时空背景下制度变迁的机理：落实宪法赋予的公民的同等权利和创新既往的管理模式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内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对现存治理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挑战是促进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动力；制度创新的主体力量是政府，其过程表现为体制内的上下互动。由于制度供给主体的功能局限性导致我国的制度文本和制度实施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只有突破制度变迁与创新过程中的单一动力作用，建立公民、社会、国家之间的持续互动机制，才能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和均衡。     

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变迁的基本特征分析

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原有制度的替代过程,它是诱使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变迁发生的重要因素。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在60年的变迁中,表现出制度变迁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共同趋势和特征,即从制度变迁的主体上看,在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体的过程中伴有诱致性制度变迁;从制度变迁的方式上看,是以渐进式改革为主线的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过程;从制度变迁的绩效上看,高等教育制度安排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程度有所增强。     

治理浪潮下的中国制度变迁:动力、演进、展望

治理时代,制度依然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以我国的治理制度变迁为研究主线,分析了我国治理制度变迁的内在驱动力和外在推动力。从规制、规范、文化认知三个维度对1978年至2013年我国治理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做了描述。展望未来,我国治理制度变迁总体上将遵循渐进演变模式,在发展战略上需要在西方制度要素与我国既有制度要素的整合创新方面有所突破,此外,制度企业家的能动性发挥依然是我国治理制度变革的关键性要素。     

理解政策变迁过程:三重路径的分析

倡议联盟分析框架、多源流以及间断—均衡理论作为主流的政策过程分析路径,从不同的视角对政策变迁的过程进行了解释,以焦点事件、观念变迁以及政策目标的调整为元素的关键点解释了政策变迁的动因;政策企业家的概念则进一步解释了政策变迁过程中的行为。三重路径对政策变迁过程的解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政策变迁,但基于西方社会的制度背景,政策变迁的过程难以摆脱制度情境的影响,需要对三重路径分析中国问题的适用性做进一步讨论。     

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十八大以来我国地方治理创新的审视与展望

我国地方治理创新具有工具性与价值性双重意义。对十八大以来地方治理的解读需要在"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下进行。基于"价值—过程—特性"的三维分析框架,对十八大以来的地方治理创新进行宏观审视与系统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地方治理创新实现了从"生产力政治"到"民生政治"的价值重构,实现了从"政策模仿"到"制度创新"的过程转换,实现了从"制度锁定"到"体制跃迁"的特性建构。未来的地方治理创新会继续沿着民主化、法治化与科学化轨迹前进。     

反贫困行动历程中贫困治理模式与治理主体变迁

在中国60多年的反贫困行动历程中,贫困治理模式与治理主体发生了巨大变迁。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分析总结可以看出,贫困治理模式正从传统的"管理"向着当前及未来的"治理"模式发展,而治理主体也从过去的"单一化"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治理模式与主体的变迁,要求中国积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及转变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方式,把管理寓于服务中,同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吸纳更多主体参与其中,以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贫困治理格局。     

制度嵌入与基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基于一个旧村改造案例的分析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关系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题。通过政策执行和平台建构,国家能力以制度化的形式渗入乡村治理进程中,这一过程呈现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式协同"。从旧村改造个案看,当前乡村治理工作必须有效发挥基层政府在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建构长效平台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制度思维转变培育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场域以推动基层国家与社会协同关系的重构。     

演进、变迁及动力：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创新历程分析

“参与基层治理”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行动路径,支撑其参与的制度基础在二十年内反复发生改变,制度基础如何变迁、为何变迁？基于制度创新理论,采取时间序列方法研究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制度基础的历史流变,发现这些制度倾向于将社会工作视为方法,解决基层治理转型中的问题或为平衡基层治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双重目标间张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或规范与旧的结构安排之间的矛盾运动,牵引着制度基础多次创新。各项制度间有关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制度要素在历史中得以持续、积累与定型,建构出基层治理中社工专业实践环境的体制机制。相比原有制度,社工站重视围绕人群需要及问题来设定自身职能,这有助于动用社会工作的知识基础来实现专业效能,巩固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体系的实践位置和作用机制。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论政府社会管理制度的治理旨向

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基本走向已经明确为平等合作的协同共治。这种理念的集中表达便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它自然涵盖了政府对社会治理应该选择的形式和方式,其中管理制度的功能特性仍然使其担负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因此,探讨社会管理制度的治理旨向就意味着建构社会治理制度形态的理念创新,从社会发展进程的主体身份变迁诠释制度性质依赖于多元合作的社会生态对制度建构的内在决定影响,进而也为政府社会治理制度的协同共治价值选择确定了符合理性精神规导的生存论基础。     

制度变迁中的“创新组合”:以中国城乡治理为例

本文根据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新的分析框架将制度变迁的机制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创新、响应性制度创新、适应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并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治理的若干典型案例,证实了四种制度创新方式,并进而提出,新中国制度变迁的核心机制,是一种创新组合的方式,从强制性制度创新和响应性制度创新,转向为适应性制度创新和诱致性制度创新,而不是简单地从一种方式如强制性制度创新到另一种方式如诱致性制度创新.     

浅议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政治参与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石、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政府要适应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推进简政放权,从市场、社会能够自我治理的领域中逐步退出,并着重从如下四个方面着手推进公民参与,即:重视培育公民精神、拓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重视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确保弱势群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不缺位及以制度的创新保障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有效参与。这是激发社会治理的活力之源,最终实现善治治理目标的重要路径。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中小企业环境污染问题

低碳经济背景下,中小企业高能耗、高排放形成的环境污染问题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小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制度问题,治理过程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但是,这方面的论述相对较少,因此,从制度变迁角度对中小企业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分析很有必要。制度变迁分为两种类型:强制性制度变迁和     

我国证券市场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及对策

我国证券市场会计信息的成因主要是造假收益与造假成本不成正比 ,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注册会计师淡化了社会责任感 ,甚至职业道德操守有问题。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应从制度创新、制度变迁和完善法制入手。     

政府在矿难治理制度创新中的作用

政府在矿难治理创新中起着主导作用。为了打破我国矿难治理的“锁定”状态，走出制度困境，政府必须营造良好的制度变迁环境，进行制度创新。     

制度结构、非均衡依赖与基层治理困境的再生产——以居委会减负悖论为例

基于国家治理方略的要求以及城市社会生活变迁的需要,各地不断探索基层治理创新的机制、路径、模式。但是,诸多旨在消解传统治理体制与基层生活实践的制度与机制创新却不断遭遇一个现实,即大量的基层治理困境正在不断创新的实践中被再生产出来,这对我国地方政府加强和改进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本研究聚焦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居委会减负悖论现象,试图呈现出基层治理困境再生产的机制与逻辑。研究发现,减负的制度安排使得居委会与社工站形成了竞争性关系,居委会在原有的基层治理结构中的地位相对弱化,在旧制度的延续与新治理结构之间的制度堕距中,居委会采取了主动行政化的策略来重新建构与强化其与政府的非均衡依赖关系,结果导致其负担再次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