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体赋的特征及其滥觞

诗体赋主要产生于西汉初期,作为汉赋中的一种体式,它兼有诗与赋两种特征.与同为汉赋的散体赋和骚体赋相比,诗体赋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方面语言上多四言整句;内容上多为咏物题材;表现手法上多以象托意.诗体赋的产生和发展脱离不了与先秦诗歌的关系,但真正作为诗体赋的滥觞,应当是屈原的<橘颂>和荀卿的<赋篇>五德,它们已经基本具备了诗体赋的三个特征.先秦帛书<相马经>文体类似于赋,对于研究汉代诗体赋的形成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今古汉诗语言的断裂和连续

一个民族的语言智慧总是在相续相生中变化。"五四"诗体革命发生汉语诗歌艺术的"断流",导致积累了几千年的汉语音韵诗意的流失。20世纪末以来诗歌的危机,可以说是新诗语言的危机,也是20世纪风雨逝去的平静中新诗自身弱点的显露。找回今古汉诗语言艺术血脉联系的基因,以获得建构现代汉语诗意形式的可能,则是弥合新诗的语言伤痕,振兴21世纪汉语诗歌的基本命题。     

诉讼事实的认定与整合过程探析——以方法论为视角

事实乃至法律事实都是由感觉知觉开始的。诉讼过程中，感知和选择是事实形成的起点，解释和判断是事实形成的必要过程，对证据及事实信息的整合是案件事实确定的必然结果。     

解析诗歌鉴赏中的心理过程

诗歌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朵奇葩，同时也是人们对自身、对外界信息反馈的重要渠道。从心理学的角度，利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系统地阐述诗歌鉴赏中所涉及到的心理过程，针对不同诗词种类逐一进行分析，结合当下文艺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以及东西方美学，可为诗歌鉴赏提供心理学层面更深一层次的剖析和理解，有助于便学习者更加容易凝练出诗歌的美感和领略其中的内涵。     

论刑事案件的事实结构

在传统案件事实构造研究中,往往将原始事实与生活事实,法律事实与裁判事实混为一谈。为求清晰展示案件事实的内部结构及发展演变过程,将案件事实视为从历史维度的原始事实、一般经验世界的生活事实、进入法律视界的法律事实到最终定案根据的裁判事实更具说服力。另外,在构造案件事实的过程中,事实模型总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它起着连接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重要中介作用。     

诗为禅客添花锦,禅为诗家切玉刀——佛教与中国传统诗歌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中国佛教,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诗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佛教对诗歌的内容、创作的群体以及诗歌的形式、题材、创作境界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白居易新乐府诗面面观

为了贯彻“新乐府”诗歌“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白居易提出了“美刺兴比”的创作主张。但因为写诗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讽谏”,他必然过多强调“愿得天子知”、“时得至尊闻”的一面,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帝心恻隐知人弊”上,渴望用“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的模式,来解救天下人的苦难。这种对最高统治者的依赖,暴露出诗人思想上的局限性。他的讽喻诗“意激而言质”,违反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美学观,乃是有意为之,是追求、创造一种更富有战斗精神的新诗体,以再现客观生活本身为根本目的。     

传统孝道的源流及分析

传统孝道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的作用,其影响涉及家庭、政治、文化乃至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传统孝道的源流、发展、变化脉络作一历史性的梳理与分析,对于我们今天从中去除其封建性糟粕,掌握其民族性精华,为现代家庭、文化,乃至政治经济建设,应当说是有一定现实价值的。     

艾青诗歌的象征美

艾青诗歌以现实主义著称,但他诗歌的现实主义不同于传统的"反映论"、"模仿论",而是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方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做到了主观与客观,自我与现实,苦难与崇高,暗示与启示,象征与比喻的完美结合,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     

三苏与杜诗

杜诗对三苏的影响各具特点。苏洵的诗古质朴拙,木讷少文,受杜诗的诗歌影响很小。苏轼推崇杜诗,并继承了杜甫的写实传统,他的一些诗歌在风格上接近杜诗,其出蜀纪行诗和《荆州十首》等诗歌都直接模仿杜诗。苏轼学习杜诗,而又自成一格。苏辙对杜诗有较高评价,杜诗对其诗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化用杜诗方面。     

试论民事诉讼中对消极事实的证明

传统的观点认为消极事实不具有可证性,应由对方当事人对与消极事实相对的积极事实负举证责任。本文则认为消极事实也具有可证性,仍可归于其主张的当事人对其承担证明责任。然后界定了消极事实,同时亦对消极事实的举证困难作了考察,将证明责任的一般分配原则对消极事实的适用作了分析。当待证事实为消极事实时,提出应采取适当方法避免通过证明责任作出判决的对策,最后针对我国的现状提出了建议。     

传统行会的职能评析与现实借鉴

传统行会具有抵御社会不良势力侵扰,内部协调以及解决同业纠纷、进行同业救济等功能。其对行业整体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在加入WTO今天,行业组织重构很有必要汲取传统行会有益因子。     

政治文化与抗战时期中国新诗的转变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景观与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从政治文化视角来考察抗战时期中国新诗的转变,我们可以发现,抗日战争改变了诗人们的审美心理、思维方式.这一时段的诗人、诗风和诗体的面貌,较之战前发生了明显改变.为数不少的诗人们走出了纯艺术的象牙塔.在诗坛上,现实主义诗风占据主潮地位,而抗战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诗歌体式,也因抗战的分阶段性、分地域性而不同.     

从唐诗看诗歌与政治的关系

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自产生就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唐代是一个大繁荣和大动荡都经历过的朝代,诗歌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得到了极大发展,从而成为一代文学的标志。回顾诗歌发展历程对唐代诗歌重点讨论,来检视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就会发现: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就是反映与被反映、渗透与相互渗透的关系。     

朱湘诗歌的东方色彩

在探索诗歌形式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新月诗派中,可以说朱湘是个独特的存在。新月派的主将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都比较注重向西方诗歌学习,尤其是向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学习,作为同是新月派的诗人,朱湘却提出向我国古典诗歌和民歌学习,而他的诗歌也由于其在诗歌创作中对这一主张的自觉探索和实践而呈现出了浓郁的东方色彩。朱湘诗歌创作为中国新诗的民族化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新诗的汉语诗性传统的失落考略

胡适、郭沫若、艾青等诗坛领袖人物 ,一方面对新诗创立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另一方面也由于矫枉过正 ,造成了新诗传统的负面影响与新诗意识的潜伏的危机。而历次新诗建设的误区 ,也在于对汉语诗歌自身特点的疏忽     

回归与超越——网络诗歌的文化特征

网络诗歌作为诗歌与网络传播两种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天生就带有强烈的文化属性。这种属性赋予了网络诗歌不同于以往的独有的文化特征，并藉此挑战着传统诗歌创作、发表、传播、消费的各个环节。从网络诗歌所具有的大众文化特征与民间立场、消费文化特征、后现代主义特征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解读，并且希望网络诗歌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能够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从庞德意象派诗歌看中西方文化交融

庞德作为美国意象主义诗歌的公认领袖,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英美诗歌的发展。然而庞德具有“中国文化情结”,他的诗歌从诗学原则,诗歌语言来说都受到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可以说庞德借鉴并创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形式。“五四”运动后诞生的中国现代诗歌又深深受到意象派的影响,将新文化运动的主帅胡适与庞德意象派诗歌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揭示这一点。可以说庞德及其所代表的意象派诗歌架起了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桥梁。中西文化的不断交流碰撞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必将呈现中西文化发展一体化的趋势。     

我国仲裁证据调查制度检视

证据资料的调查收集是证据制度乃至整个仲裁机制运行的基础。证据来源有两种，一种是依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当事人提供；另一种是仲裁庭“认为必要时，可以自行调查事实，收集证据”。当事人取证为主，仲裁庭查证为辅的取证模式需要具体的程序保障，合理界定二者证据调查的范围和权限对证据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悲剧美学的实践化

悲剧冲突是现实关系的矛盾对立,而悲剧美学则是呈现这一事实及其美学价值的艺术程序。围绕伦理、种族、荣誉、情欲乃至革命等论题,悲剧美学从古典的直观形式延异至近代的理性主义传统。悲剧及其审美的真理性并非是寓于当下之判断,而是随着精神发展历程逐渐呈现的,换而言之,悲剧美学是一个历史现象,真正考察现实的戏剧方案需要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亦即实现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的契合。黑格尔对悲剧美学的历史主义重释为悲剧的形式补足了历史的内容,为纯粹的审美判断找到了具体的主体,以形式与内容、直观与理性的辩证关系启发了马克思更为彻底的作为历史科学重要环节的美学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