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概念性理论到制度化实践: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研究路向

协商民主是公共权力与多元社会力量通过制度化渠道进行理性对话、公开审议,从而寻求公共决策合法性的权力运行方式。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研究从早期的概念性理论引介、对协商民主意义和价值的探讨,逐渐步入制度化实践关切的阶段,呈现自身的创新特色:立足中国民主政治,阐释制度特色;深入基层社会治理,关注实践经验;服务全面改革战略,挖掘多层次价值。协商民主研究的创新特色彰显了公共权力运行对于协商民主制度化实践的重要影响,确保协商民主制度化的系统性和长效性必须将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作为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研究的路向,以协商民主制度化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并以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实现公共决策民主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价值衰落的表现、成因及矫治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一些公共价值呈衰落之势,主要表现在:家庭伦理的衰微、集体主义和公共精神的衰落、互助精神的式弱和勤劳致富观念的淡化。这些变化对农村社会稳定、农村基层民主和党的政治动员能力都有负面影响。有三个方面原因导致这种变化:一是经济发展、社会分层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农村公共生活的匮乏,使农村公共价值失去生存的土壤;二是农村公共权力的扭曲运行,既使其失去了对公共价值的引领作用,又制约了其传播新公共价值的能力。三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负面效应对农村公共价值的冲击。应当从三个方面矫治农村公共价值衰落和约束力下降问题:一是重铸村庄公共生活,夯实农村公共价值生存和发挥作用的社会土壤。二是完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规范农村公共权力运行,提升其引领和传播农村公共价值的能力。三是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遏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及其对农村社会的消极影响,净化农村社会风气。     

社区自治边界及其重塑

对于社区自治边界问题,公共经济学与社会学组织分析学派有着不同的界限标准以及划分依据。这两种现象从表面上看差异较大,但实际上是反映了政府和居民之间基于不同的资源控制及其权力配置问题。重塑社区自治边界,提高社区自治效率,需要提高市场化程度,调整政府资源控制及其权力配置方式。     

“权力的文化网络”视域中农村社区治理逻辑研究

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模型可以用来探讨当前浙江乐清地区不同的文化网络对农村社区治理的影响和制约：宗教文化网络与公共权力间关系无涉,但必须警惕不法宗教可能引发农村社会秩序失范的潜在风险;宗族与家族文化网络专注于利益博弈,并非促进村民自治现代价值的自觉生成,有可能是阻碍村民自治的传统内生要素;基层政权对农村治理制度供给与保障的职能尚未到位,未能创造村民自治的理想环境;基层社会整合难度加大,村规民约未能实现村民自治价值观念向生活世界的有效渗透,缺乏价值重建的时代功能。     

试论我国农村社区正式组织的角色功能——一个社会学的个案研究

从农村基层社区正式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运作模式实地调查来看,农村社区组织对社区的整体社会生活承担着一种综合的、非专门化的角色功能;农村社区组织在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社区成员的关系时,采取的是制度行动与非制度行动相结合和"综合目标导向之下"的博弈均衡策略.同时,由于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区的退却,改变了社区组织角色的功能定位与扮演的原有模式,虽然增强了基层社区自治与自主的权利,却也带来了资源分散、社区动员困难、失控或脱节的不利影响.     

持守与衰落:征拆聚变下的村治危机及其宗族救济 ——基于广东J市L村的考察

本文以J市L村为例,通过描述因征地拆迁聚变引发"群体性脆弱"而催生村民"非适应行为",并导致农村公共治理危机的过程,分析宗族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群体链接纽带,如何发挥其在村治方面的优势并嵌构进入农村公共治理场域下政府权力、市场权力及社会权力的互动,进而强化"群体韧性"而实现对村治危机的救济。本文认为,宗族在救济村治危机过程中能够链接各方利益主体建立起情境化互动机制,并形成高效精干的村治危机嵌入式治理机制,从而以宗亲纽带强化群体韧性有效破除了高风险状态下村民原子化利益追诉的无力状态,同时也有效消除了利益诉求低效甚至无效状态下村民采取暴力抗争、身体抗争等"非适应行为"而进一步恶化局势的隐患。与此同时,宗族力量依其历史境遇总结出独特的生存智慧,并形成与制度化权力共同参与农村公共治理过程的基本逻辑,从而根据情境判断做出对于农村公共治理持守与衰落的角色转换。     

村民自治与农村社会稳定

村民自治因具有竞争、参与和自主机制而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非制度化参与 ,增强农村资源动员能力 ,避免危害农民利益的不良决策 ,重建社区内在规范体系 ,有效约束村组干部不良行为 ,抵制乡镇过度提取     

村治模式的新动向:农村社区自治的孕育与产生——基于对湖北省若干地区的考察

近几年来,在外部环境的冲击下,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历史性变迁。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农村社会已经形成了许多不同于村民自治社区单元的具有生活共同体特征的新型农村社区结构单元,各地在新型农村社区结构单元基础上开始了自治实践探索,形成了新型的农村社区自治模式。这种自治模式打破了村治人员身份边界、以户籍为基础的地权关系束缚,容纳了多元身份居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身份主体,多元经济组织形式及经济结构,契合了当前开放性、流动性社会的要求,代表了当前村治模式的新动向。     

不完全契约下社区居委会改革策略析论——基于T市B区基层社区的经验研究

城市社区居委会高负荷运行是转型期中国基层治理逻辑、基层政府行政制度实践和社会运行机制交织形成的过渡性现象。以去行政化为核心的居委会减负改革与居委会过度行政化、居委会负荷未有效缓解并存的现实表明,深入分析居委会改革对策,需要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路径。居委会负荷过重现象的生成机制为:在不完全法理契约下,社区居委会责任无限、权力有限,责权结构性失衡;在不完全行政契约下,社区居委会权力模糊、依附性强,制度化建设薄弱;在不完全自治契约下,社区居委会利益表达、利益协调能力弱,利益满足机制匮乏。去行政化仅是居委会减负机制的选择性途径,实际上,居委会的治理效能受社区治理结构的复合性与多元性影响,因此,社区居委会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简单片面地去行政化,而在于治理结构适应性调整与治理资源有效整合,进而增进其在社区治理绩效中的贡献率。     

治理创新视角下的基层协商民主

新世纪以来,基层协商民主逐步成长,出现了层级推进的温岭民主恳谈会、机制融合的邓州市"4+2"工作法、"三委"并行的邛崃新村发展议事会、权力下沉的山东日照农村社区自治协商清单制度等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治理主体由一元转向多元,社会治理方式由单一转向多样,社会治理过程由单向度管理转向多方互动,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机制与社会自治机制由相互排除转向有效衔接。要创新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加强资源整合与利用,提高协商的赋权性,培育基层协商主体,加快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依附式合作:强国家下的城市社区自治——以上海NX街道的社区自治经验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国家的权力再嵌入和社会的策略性回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上海中心城区NX街道社区自治经验的近距离观察发现,社区自治一方面体现为国家主导的社区组织化过程,国家通过对社区自治的组织设计、团队建设、场所安排、活动举办、人选把关等方式实现对社会的权力再嵌入;另一方面,社会在社区自治过程中明显地体现出对国家在资金、空间、权威和组织网络方面的资源依赖,这种资源依赖虽然说明了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性,但也使得社区自治的有效运转成为可能,促进了社区团结和社区自治能力的提高。     

强化权力监督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权力监督就是对于公共权力运作的监督,这存在以权力、权利、社会、道德和责任监督权力的方略。从词源辨析角度综合看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在公共权力运行、管理和影响的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追求实现国家善治的动态行为过程与奋斗目标。强化权力监督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推进落实"三不"反腐机制,要加强对执掌公共权力的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的监督,加强行政监督,加强对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加强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困境的成因和破解之道——以一个居民小区的物业纠纷演化过程为例

社区自治的实现,除了需要社区有能力自我提供公共产品外,还需要社区有能力对内部纠纷进行在地化解。这意味着,理想的社区自治体系不仅要有公共产品的"生产能力",还要有矛盾纠纷的"消化能力"。社区纠纷的在地消化能力不足,使得一些社区纠纷的解决过程呈现出"闹大"逻辑,从而导致自治困境。"闹大"逻辑的形成,同"权力兜底"的基层纠纷解决机制直接相关,这使得社区内的纠纷往往也需要动员上级权力的直接介入才能最终解决;而"权力兜底"的纠纷解决机制又根源于"政府兜底"的基层治理机制。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是破解基层纠纷"闹大"逻辑的有效出路。     

中外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案例的比较分析——基于公共权力转型的视角

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公共权力也处在转型的特殊阶段,处于一种过渡形态,即非完全契约。传统公共权力管理社区的观念、权力架构和管理方式还在不同程度影响着现代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文章以公共权力由“强制属性”向“契约属性”转型为分析视角,对比剖析了中外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制约因素的不同特质,希望对不断推进我国公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有所助益。     

基于案例分析的转制社区自治实践与思考

“村改居”后的转制社区保留了“城中村”的痕迹,兼具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双重特征。目前转制社区自治实践中存在一系列问题,提高转制社区自治水平的对策思路：一是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把转制社区自治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二是构建和完善转制社区自治体系,不断强化自治功能;三是培育居民自治意识和参与能力,优化转制社区自治“软环境”;四是增强转制社区党组织凝聚力,发挥党组织对社区自治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研究

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服务管理的基本单元。加强农村社区建设,有利于促进政府行政管理、公共服务与农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更好衔接互动,有利于增强农村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为农民幸福安康、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成效显著,但也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新形势下必须加大农村社区建设宣传力度,积极争取广大农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加强农村社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建设能力;创新农村社区自治机制,实现行政管理与村居民自治有效衔接;制定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创建特色生态文明示范社区;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投入机制,推进农村社区标准化建设。     

城市社区建设中权力转换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模式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家国不分的局面逐渐被打破 ,政府的行政权力不再是统治社会的唯一权力 ,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成为新的发展趋向。城市社区建设正是这一趋向在城市生活中的表现 ,其发展的根源在于政府承担的社会服务过重 ,迫切需要通过社区建设将行政权部分地向社会转移 ,以此调动自组织机构所拥有的社会权力资源 ,减轻政府的负担。因此 ,从权力的角度思考当前的城市社区建设 ,能够加深对社区建设的本质性认识 ,促进社区权力运转的规范化。文章探讨了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权力现状 ,认为应该促进权力转向 ,并为之界定了价值取向和目标模式 ,以使权力与社区的真正涵义相契合 ,将社区自治落到实处     

构建中国乡村政治新秩序--评《当代中国农村治理结构探究》

在农村政治发展中，农村党组织(主要是党支部)与村民自治组织(主要是村委会)的关系问题，是农村村级组织建设和制度安排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当代中国，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作为村级组织的主导力量，是农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组织者、管理者，担负着贯彻和落实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动员组织农村社会力量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稳定农村社会政治秩序的重要任务。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制度变迁、体制运行、权力与利益结构调整的复杂性，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矛盾与冲突。这种现象弱化了农村村级组织的功能与权威，…     

社会治理视域下公共权力的界限研究

公共权力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它是为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处理公共事务而产生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内容和界限。一直以来,人们总希望既能充分发挥公共权力的效用,又能限其于合理的范围内,因此在特定的时期公共权力的界限必须是清晰的、可控的,这是公共权力有序运行的基本保证。由于公共权力自身存在一种天然的扩张性,加之权力委托人本身难以克服的自利性,导致权力越界现象较为普遍,因此公共权力界限的确定和维护就显得尤为重要。     

村民自治背景下苏南农村的权力结构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是重新构筑农村社区内的权力结构,使之由一元国家农村基层政权转变为一元村民自治权,并承担相应的功能,实现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的再度整合。但是在苏南农村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实践偏离了制度运行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