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违法的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

违法的行政不作为因其对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符合国家赔偿之构成要件,同时基于有损害必有赔偿及有权利必有救济之法谚,公民之权利因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不作为而致使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应请求国家予以赔偿。     

浅述行政不作为之国家赔偿责任

行政不作为是相对于行政作为而言的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一种重要的行为状态。行政不作为的违法同样会给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由于其具有巨大的现实危害性,所以必须从理论上准确界定行政不作为概念,深入的剖析行政不作为产生的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浅议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制度

行政不作为是由于行政主体的不作为侵害到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一种违法行为。依据公认理论"有损害就有救济",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理应受到赔偿。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成为我国立法上的一大缺陷。行政不作为广泛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然而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却得不到合法有效的保障,这与我国的法治理念不符,因此在法律上确立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制度不容忽视。     

行政不作为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的立法建议

本文从一个具体案件引发的思考出发,分析了行政不作为的危害、成因,对其应纳入到国家赔偿范围进行了必要性、可行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国家赔偿法》修正案的修改建议。     

略论行政不作为违法

行政不作为是相对于行政作为而言的行政行为。行政不作为违法同样会给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这种损害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为受害者提供充分的救济，切实保障公民的权益。     

浅析行政不作为致害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

行政不作为作为一种违法行为，客观的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按照侵权的构成要件，赔偿基于损害．国家赔偿法虽然确立了违法责任原则，但对该原则并没有做出解释，本文将从国家赔偿的正当性入手，深入剖析其归责原则。     

论行政不作为侵权

行政不作为并非必然违法,合法的行政不作为是行政职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形式.因而,对行政不作为是否构成侵权,不能只依据行政不作为是否存在的事实状态,还应当对其作出是否违法的价值判断.行政不作为侵权以行政不作为违法为前提,因为不存在不当的行政不作为侵权.抽象行政不作为应当纳入行政侵权法调整的范围,其归责原则应以过错原则为补充.     

行政机关不作为的赔偿责任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违法行为给相对人造成损害的,应该负赔偿责任。成立行政机关不作为赔偿责任要具备一定的构成要件,我国应该完善行政赔偿法律制度。     

怠于履行公共职能的国家赔偿责任

怠于履行公共职能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职权时，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产生行为之懈怠，导致法律期待的公共职能实现不能或不充分的公务过失行为。为使裁量性行政导致的公民权益受损得到有效的救济，督促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时竭心尽力追求公共职能的充分实现，需要将怠于履行公共职能纳入行政赔偿范围。这种公务过失在赔偿责任上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对其损害的认定应包括现实利益、精神利益和正当预期利益，在因果关系判断方面，除了要考虑行政主体拥有比一般社会理性更高的公务理性之外，还应该考虑其裁量性选择的正当性理由。     

行政不作为致害国家赔偿比较研究

纵观各国将行政不作为纳入法律已是普遍承认的,我国新修改法的《国家赔偿法》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但是还没有正式将不作为纳入赔偿法中,本文通过学习各国的赔偿制度提出了完善我国赔偿制度的建议。     

国务院设定行政许可实践研究

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发布决定设定、取消和调整行政许可,是行政许可主要设定主体。国务院设定行政许可权被滥用,设定行政许可程序、内容不规范,设定行政许可具有随意性。国务院将非行政许可审批、核准等措施排除在行政许可之外,规避了《行政许可法》约束。国务院设定行政许可的实践妨碍了《行政许可法》实施,增加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难度。     

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违法事实公布

针对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之争,《行政强制法》作出了维持现状的选择,创新执行手段随之成为破解行政强制执行难的务实路径。作为一种间接强制手段,违法事实公布业已在我国价格监管、环境监管及计划生育等多个具体行政领域得到适用。行政任务多样性与执行手段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间接强制优于直接强制理念的落实,以及信息社会确保行政法义务履行的实效性,为违法事实公布成为间接强制执行的新手段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为了防止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应当从法律依据、适用条件及程序设置三个方面实现对违法事实公布手段的法律控制。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行政组织立法

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行政组织是主要的主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领导力量。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政府现化代是关键,法治化是保障。在治理视域下,行政组织法不再仅是政府内部的结构法,而是包括协调党政群关系、体现共同治理的治理主体法。从优化组织结构,体现党政群协调共治出发,积极回应国家治理现化化对行政组织的要求,通过行政组织立法明确行政组织的职权范围,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部门和地方间的横向协作关系法律化,确立社会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治理体系提供法治保障。     

对违法行为的分类治理研究——从提高违法成本角度分析

我国违法现象易发、多发,违法成本低是重要原因。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和查处概率都对违法成本产生重要影响。设定的处罚标准越高、查处概率越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就越高。处罚标准高低是立法问题,查处概率高低则受执法人员数量、执法频率、执法技术水平、执法意愿等多种因素影响。为了提高违法成本,需根据情况适当提高处罚标准,增加执法人员,改进执法技术,但更重要的是提升执法者的执法意愿。     

谈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典的历史发展

20 0 1年俄行政违法法典继承了 1 984年俄行政违法法典 6 0 - 70 %的内容 ,同时在结构体系和基本内容等方面有重要发展 :大大增加了法典分则条款的数量 ,罗列了 1 7个领域共 4 0 2种行政违法行为 ;将处理行政违法案件的权力明确授予几类不同主体 ,但重大的行政处罚权 ,如剥夺专门权利、没收、行政拘留、行政驱逐出俄罗斯联邦国境等 ,只归于法院 ;其行政违法法律规范也更加详细、具体。     

再论非法持有毒品罪

毒品犯罪多以行为人非法持有毒品为前提,即持有行为是一个前后可承继性犯罪的中间环节,这就导致非法持有毒品罪与其他毒品犯罪的区分在理论上并非泾渭分明,在实践中也疑难丛出.从非法持有毒品罪之于其他毒品犯罪来看,其属于兜底性罪名,但这并不能意味为其他许多毒品违法犯罪行为查证出现困难提供解脱.解决这些问题,须立足于不同犯罪之构成要件的细致分析.只有如此,才能正确解决持有假毒品、吸毒者非法持有毒品以及盗窃、抢夺、抢劫毒品等行为的认定问题,才能处理好非法持有毒品和窝藏毒品行为的竞合问题.     

行政观念更新与行政法范式的转变

伴随着政府治道变革的发展和公共行政时代的到来 ,以国家行政为主要调整对象的传统行政法学 ,面临着研究范式转型的深刻变化 :行政的理念由单一的国家行政转变为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的公共行政 ;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由国家行政扩大至公共行政 ;行政法范式由以行政权力为中心 ,转变为以公共利益为中心。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中的司法审查制度——以完善现行《行政诉讼法》为中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治体系现代化。而作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监督政府依法行政、解决行政争议的司法审查制度在整个法治体系中不可或缺。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时期,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必将助力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推进。完善《行政诉讼法》的关键在于消除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的制度性障碍,有针对性地构建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相称的司法审查制度。     

论行政执法主体与行政相对人行政法关系的平等性

行政执法关系的平等性来源于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社会民主权利意识的培育和增长,并借此以权利制约权力。平等性的理念不仅有助于促进依法行政,而且有助于推进行政诉讼法制的发展。     

国家行政机关名称问题探究——教育部名称更迭引发赔偿诉讼的法律思考

国家行政机关的名称是行政主体法律地位的重要标志,在行政法关系和行政诉讼法关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实践中行政机关名称的启用与更改颇为随意,引发诸多问题。随着行政法治进程的推进,国家行政机关的名称应得到进一步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