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路径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是营商环境建构与优化最根本、最长久的保障路径。目前,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仍存在诚信政府制度建设缺位、营商主体法治意识淡薄、区域间司法壁垒严重、多元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等客观问题。为此,应发挥政府机关主力军作用,并坚持司法改革为主线,通过以“信用善治”理念建构诚信政府、加强法治宣传教育、革新司法联动模式以及创新智慧司法等路径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期解放生产力,提高区域竞争力。     

农地流转法律问题解决路径探析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现行法对农地流转的规定充满了犹疑与矛盾,导致了农地流转主体、过程及结果的种种限制与纠纷。为此,应通过完善立法还原土地的经济职能,准确界定概念,注重各制度功能的衔接,确立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财产权利,丰富农地流转形式,规范流转程序,健全保障机制,从而实现农民在土地上的应得利益,稳定农村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农地确权确地：实践及其出路 ——基于湖北省五个地区的调查思考

因农业税费高，1997年的二轮延包政策在湖北省部分地区落实得并不理想。大量农户为躲避高额农业税费而选择抛荒外出从而使得农地权属变得混乱。2004年完善二轮延包的政策实践又因为此前的税费改革与其后的取消农业税使得政策落实同样并不理想，并因此而形成了第一次农地纠纷高潮以及系列后果。2008年底至2009年初的金融危机使得部分失业农民工返乡需要土地耕种，从而形成了第二次农地纠纷高潮。2010年以来，持续增长的涉农补贴、粮食价格以及因年龄而自然返乡的压力使得第三次农地纠纷高潮开始出现。重新调整农村各群体的利益并使之尽量达致平衡是解决当前农地纠纷的根本出路。     

家事纠纷解决中法官的角色分析

家事纠纷解决中,法官角色目前主要呈现三种样态:家长式角色指法官解决纠纷偏重传统家庭伦理,甚至以家长权威达到息讼效果;工匠式角色指法官注重司法技术,试图以形式化司法程序解决所有纠纷;晚近有人提出法官的医生式角色,即以修复当事人社会关系为目标,密切联系法与社会,有针对性地主动解决纠纷。家事纠纷解决中法官角色需根据我国社会发展作出最佳定位,即在工匠式基础上,以医生式角色为主导,并以家长式因素适当修正之。     

论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在社区的建构——以杭州的实践为例

合理、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既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成熟法治社会的标志。杭州市对此已有积极有效的探索,并形成一张基层矛盾化解之网。本文以杭州市法院调解进社区、“警民联调机制”、“和事佬”化解社区纠纷等实践为例,分析了杭州实践的特点,论述了多元化解纠纷机制在社区建构的必要性,提出多元化解纠纷机制是社区走向善治的重要途径。文章对社区矛盾纠纷解决的机制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国农地制度创新模式的梯度演进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地制度创新模式的构建,应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分三阶段逐步梯度演进,一是现阶段继续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积极推进农地承包权的物权化进程;二是实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向集体所有、家庭租赁经营的中期创新模式转换;三是实现集体所有、家庭租赁经营向农地产权制度的远期模式--国有永佃制转换、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既与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相衔接,又与我国农业发展战略相一致.     

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现代转型

权威研究介入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应对当下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足的困境,以此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思想政治教育权威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形成的主客体间的支配与服从认同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权威具有社会历史性、政治性、层次性、多维性。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权威因外部环境的改变面临诸多现实挑战:执政党权威流失消解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困境阻滞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纽带建构;社会现代性解构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稳定性;大数据时代多元选择干扰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塑造。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现代转型,是从一元到多元的权威结构转型、从宏观到微观的权威运行方式转型、从先在赋予到现场后致的权威生成机制转型以及从规训性到解放性的权威特性转型。     

试论农村群体性纠纷防治的法律机制

群体性纠纷是农村社会尖税矛盾和突出问题的特殊表现。农村群体性纠纷的不断发生和升级，暴露了我国在制度建设、管理措施等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当前，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基层干部习惯于采用传统的思想教育手段、行政手段，对法律手段的运用较为薄弱。从方法论之角度，采用法律手段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是“治本”之策。因此，必须健全预防和处理农村群体性纠纷的法律机制。     

农地抵押权的实践偏差及回归路径

农地抵押人的小众化、农地抵押权人权利实现遭遇瓶颈以及基层政府成为农地抵押的兜底主体，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农地抵押实践偏差的具体表现。可以从权利的基础、权利的行使以及权利的构建上探寻实践偏差的原因。具体而言，农地抵押权的基础忽视了乡村社会的经济文化处境；权利的行使上，抵押权的实现超越了私主体之间的法律博弈，演变为行政治理公共事件；权利的建构上，农地抵押权的权利义务主体边缘化。通过回应乡村社会的需求，建构农地抵押权的不同类型；建立多元化的农地抵押担保主体，释放政府兜底的压力；以及修订农地抵押的相关法律规范，形成农地抵押探索与限制并行的实践路径等三个途径合作并进，可以有效改善农地抵押偏差的状况，实现农村金融的良好发展态势。     

农村社会纠纷:新态势、制度根源与化解机制

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社会纠纷日益复杂多样,呈现出主体扩大化、类型多样化、规模群体化和解决方式极端化的新态势。其根源在于农村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碎片化、错位化、缺位化和缺失化。为化解农村社会纠纷,促进农村的改革发展与稳定,必须建立和完善全覆盖的社会保障机制、多渠道的利益表达机制、法治化的利益公平分享机制、规范性的价值认同机制和多元化的纠纷化解机制。     

化解社会纠纷规律探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纠纷的多发期、凸显期,纠纷的有效化解关系到社会的和谐。而社会纠纷的解决有其固有规律,对此,应遵循把握时机,力争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注重调解,贯彻调解先于诉讼之原则;规范信访,贯彻司法优位之原则;对症下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纠纷解决规律。     

协同共治: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当代建构

传统总体性社会时期,我国形成了一元化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深刻转型,民族事务风险的生成机理和扩散路径发生了巨大变迁,一元化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弊端日益凸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入新纪元,当代中国民族事务治理应当建构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即协同共治式治理。民族事务协同共治体系具有治理主体多元性、治理功能互补性、权力运行多向性、利益取向公共性等特点。民族事务协同共治本质上是一种公意之治、前瞻之治和权利之治。不过,民族事务协同共治体系从理论的建构走向实践依然有待超越民主与效率的张力、权力行使与责任认定的难题,以及有限理性与正当妥协的困境。     

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之探——以和谐社会为语境

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意在民事诉讼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间构建起高效的转化机制和协作机能,能够充分发挥人民法院与其他解纷主体的区别优势,以真正实现公力救济与私权自治的全面协作,可谓民事纠纷多元化、集合式解决的不二之选。实践中,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在高效分流案件、彻底消弭纠纷方面已经取得了单一解纷途径所无法企及的社会效果。目前,《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刚刚完成,以此为契机,充分响应司法实践需求、科学总结法学研究成果、创新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的具体内容、进一步提升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的立法品格必将有效助力我国和谐社会总体目标的实现。     

我国农户兼业化背景下农地规模化经营问题分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目前,我国兼业农户大量存在,形成了与农地规模化经营相对立的农地零碎化经营,给整个农村和社会带来深刻影响。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都是人多地少,气候条件相似,经济理念和文化传统也极为相似,他们农户兼业化与农地规模化经营并存并逐步过渡的经验对我们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必须克服我国现存的农户兼业化倾向,逐步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     

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当前中国的境遇及其出路

将从西方语境下发展起来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移植到中国当前的乡村民主建设实践中,就必须创造性地与我国的国情及农村实际相结合,提高乡村干部的信任度和政治权威,有效整合家族、企业及各种乡村中介等组织的利益纠纷与矛盾冲突,克服对基层政权的权威束缚与资源依赖,进而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最终引导乡村社会走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关乎民生问题的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增多，而与之相对应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却相对薄弱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推进司法改革，建立和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积极引导民间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并实现诉讼内外的衔接与互补.     

村庄内生与国家介入:农村纠纷的解决逻辑

研究农村纠纷解决问题,涉及到方法论和研究内容两个方面.就方法论而言,应该全面的、辩证的、语境化的考察农村纠纷解决的社会基础,不能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社会,不见国家;只见传统,不见走向.就研究内容而言,要把握村庄内生与国家介入因素及其二者之间的互动对农村纠纷解决的影响.唯有如此,才能从总体上把握农村纠纷解决的逻辑.     

市域治理法治化的基本范畴与实践重点

市域治理法治化是在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对具有普遍性的社情民意、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实现积极、有效回应的法治化治理方式。市域治理法治化实践要探索建构科学完备的规范体系、公正权威的实施机制、严密高效的监督机制和多元协调的配套保障机制，并在实践中注重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价值及其路径选择

农村的土地制度与政策是稳定农村社会的重要基础。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在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充分利用有限的农地资源方面已经发挥到了极限,迫切需要进行新一轮的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可以实现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对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分析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价值以及面临的各种问题,在此基础上选择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进一步完善的可能的路径。     

论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的成因及其化解路径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成因主要包括经济上的利益分化、社会保障的不健全以及思想文化的多元等。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应着力推进共享协调的经济发展,构建多元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和重塑权威正义的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