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政府与上院改革

在英国 ,议会上院被视为不民主的象征 ,改革上院的呼声由来已久。 1997年工党在大选中获胜 ,执政的布莱尔政府即致力于上院的改革。在改革的第一阶段 ( 1997— 2 0 0 1) ,随着《1999年上院法案》的通过 ,绝大多数世袭贵族拥有的作为上院当然议员的特权被取消 ;第二阶段 ( 2 0 0 1年至今 )改革进展缓慢 ,主要政党无法对改革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只有大法官一职被废除。目前 ,各党派在上院的职能和权力、议员的产生方式、选举或任命的比例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本文分析了布莱尔政府的上院改革 ,并在阐述上院作用的基础上 ,质疑了上院改革的必要性 ,认为改革必须深思熟虑 ,不可操之过急     

英国工党新旧修正主义述评

二战后以来 ,英国工党对其传统理论进行过两次大的修正 ,即所谓新旧修正主义 ,从而使工党右倾化 ,且其程度不断加深。新一轮修正主义不仅使工党放弃制度替代目标 ,在经济战略上也日益与新自由主义趋同。修正主义是工党实用主义的产物 ,工党希望通过对自身理论、纲领和政策的不断修正 ,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需要 ,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修正主义虽然使工党取得了一定成功 ,但它对左翼政治的稀释和淡化却会对工党的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预测分析

展望2030年,东北亚将延续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的美国“单极弱化”态势、并向“两个世界大国(中美)和三个地区大国(俄日韩)并存”的权力结构演变。中美战略竞争是这一权力结构的核心特征,乌克兰危机对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的影响有限且总体可控。在向“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权力结构演变的背景下,处于权力结构第二层级的俄日韩在东北亚采取地区大国外交和谋求地区性利益;整体国力较弱的朝鲜与蒙古处于第三层级,它们在东北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生存和安全。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预期将包括:努力避免出现“新冷战”并实现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与俄罗斯保持友好而密切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推动构建包括所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推动构建东北亚集体身份认同。     

苏联经济改革新试验的背景、内容和成果

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自1966年正式推行“新经济体制”以来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即六十年代中后期的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阶段,七十年代初期改革工业管理体制阶段和七十年代末开始执行的“新决议”阶段。1984年1月开始,苏联领导决定先在电机工业部、重型和运输机器制造部,白俄罗斯轻工业部、乌克兰食品工业部,立陶宛地方工业部等五个工     

“一带一路”倒逼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改革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促使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这要求中国外交决策机制进行相应的改革.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不足包括三个方面: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最终决策.其中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环节的不足尤为明显.为此,中国有必要从观念、制度、人才使用三个方面进行改革:走出“弱国无外交”认知误区,从整体与长远角度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强化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对外事务上的统摄功能,一名政治局常委任常务副主席兼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负责对外事务,外交部长由一名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副总理兼任;建立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类制度,强化外交官的离岗培训,大量增加“外部人”,即把有经验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吸收到外交决策部门中来.     

印太视域下欧盟——印尼的海洋安全合作

近年来，随着“印太区域”日益成为全球安全与战略的重心，作为东南亚域外重要力量的欧盟与印尼不断提升双边关系。自2014年佐科上台以来，双方在维护海上贸易安全、对冲中美战略竞争、加强战略自主与应对海洋非传统威胁等需求的推动下，各项海洋安全合作稳步展开，在构建涉海合作机制、强化海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双方合作的深化面临海洋安全思维差异、内部民族主义思潮、欧盟集体决策一致性与印尼政治连贯性以及印太权力结构等因素的挑战和掣肘。     

行政改革与日本自民党支配体制变迁

在日本,行政改革与自民党支配体制的变迁密切关联。在自民党内部,行政改革的推进始终与其权力结构的变化交织在一起,不仅政治家个人因表现不同而导致其权力地位的消长变化,乃至21世纪初期的邮政民营化改革进一步导致了各派阀势力的兴衰。从决策过程的视角看,行政改革持续推进了"官邸主导"型决策模式的机制化建设,但其决策效益的发挥则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行政改革对自民党社会支持基础的影响则是复杂的,面对日趋多元化的市民社会,自民党政权是难以通过行政改革来"固化"其社会支持基础的。     

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战略反思

对外发展援助是一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工具。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战略崛起,中国对外援助的目标、功能和手段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了更好地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需要在战略目标、决策管理体制、执行监督机制等方面做出适时的调整和改革。本文首先分析了对外发展援助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然后探讨了中国对外发展援助的指导思想、战略重点和国别策略。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以及对中国对外援助体系的分析,本文还尝试对中国对外发展援助的决策、管理、执行和评估机制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了若干建议。     

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战略反思

对外发展援助是一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工具.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战略崛起,中国对外援助的目标、功能和手段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了更好地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需要在战略目标、决策管理体制、执行监督机制等方面做出适时的调整和改革.本文首先分析了对外发展援助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然后探讨了中国对外发展援助的指导思想、战略重点和国别策略.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以及对中国对外援助体系的分析,本文还尝试对中国对外发展援助的决策、管理、执行和评估机制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了若干建议.     

在战“疫”大考中贡献人大力量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大战大考中,省人大常委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疫情防控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奋力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彰显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战“疫”大考中的担当作为。     

印度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沿革、逻辑及趋势

印度独立至今,以相关决策过程是否具备机制化特征及其发展程度为判断依据,其国家安全决策机制大体呈现三个阶段性沿革：独立后较长一段时期,威权型决策是其主要特征,并随多届政府改革尝试向机制化缓慢演进;瓦杰帕伊政府重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形式上确立以战略政策小组、国安会秘书处和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为中枢的决策机制;近年莫迪政府的改革则在多个具体环节推动印度国家安全决策朝着机制化拓展。在现代化发展和国家建构模式探索的双线逻辑推动下,印度国家安全决策主体不断扩大,决策过程和内容渐趋科学化,决策影响力不断拓展渗透向各领域,推动印度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朝着机制化运作、整体长远规划和系统化综合协调的方向不断演进。     

哈萨克斯坦司法改革评述

哈萨克斯坦三十余年的发展累积了大量社会问题,制度性腐败日益制约经济发展,因此推行了以消除腐败与权力寻租、资源及权力高度集中、财富分配不均等突出问题为目标的司法改革。2022年“一月骚乱”以后,托卡耶夫总统实施新政,建设“新哈萨克斯坦”,启动新一轮政治、经济、司法改革。司法改革主要围绕司法制度革新、司法保护向民众及企业倾斜、司法管理数字化等展开,提高检察机关监督职能、推进司法权独立、引入行政司法、司法管理数字化成为亮点,在规范法院院长权力、提高庭前和解、公正处理公民与国家机关纠纷、数字司法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司法腐败和司法权不独立仍是司法体系中的顽疾,改革成效的释放尚需时日。至少从短期来看,改革并没有完全扭转民众对司法机关信任度低的局面。与制度优化和技术革新相比,法官队伍素质提升、法官思想观念进步需要更长的时间,或成为司法改革中最困难的部分。司法改革在哈萨克斯坦全面改革的大框架内进行,能否与其他领域改革同频共振,直接关系到司法改革的成败。     

欧盟对俄罗斯能源战略的安全化与安全化困境

冷战后,欧盟试图在其边缘建立包括能源生产国、过境国和消费国在内的能源大市场,实现“区域能源自给”。欧盟将俄罗斯视为“待帮助的改革对象”,致力于能源治理“规范性权力”的东扩。其间,欧盟对俄能源战略面临着安全化启动困境(安全化或非安全化),但非安全化占据上风。随着“规范性权力”东扩受阻,欧盟将俄罗斯确认为“存在性威胁”。在互动中,欧盟对俄能源战略出现明显的安全化互动困境(精英与大众、施动者与指涉对象),2022年俄乌冲突则加剧了这种困境。欧盟为此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对俄能源替代甚至脱钩战略,对俄能源战略安全化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盟对俄能源安全的实现,欧盟仍面临安全化的结果困境(安全的常态化或不安全的常态化)。     

泰国政治持续动荡的结构性原因与发展前景

本文从政治系统运作的“利益结构一权力结构一制度结构”关系视角，对泰国政治近年来持续动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影响政治和解的障碍主要有三：存量改革引发利益分歧，政治格局有待“再平衡”，宪政体制缺乏民主协商；并指出，中泰战略合作有助于泰国在“增量改革”过程中弥合社会裂痕，进而平稳有序的促成政治和解。     

位势、威胁认知与美国联盟体系的演进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欧非等不同地区建立了不同的联盟机制，组成了美国全球大战略中的联盟体系。随着国际社会“时”与“势”的重要转变，美国联盟体系不断演进并表现出不同特征。美国在不同地区联盟的设置诱因，它们在体系、结构、认知等层面的关联，以及如何影响“印太战略”的实践是文章的研究核心。文章从国际政治的权力动态转移出发，根据位势的强弱和威胁认知的高低，深入阐释了美国不同联盟机制的演变及影响。强位势优势及高威胁认知影响了同心多边机制及其变种的产生，强位势优势及低威胁认知则可能会催生出强多边机制及其变种，弱位势和低威胁认知下的结构关系较为松散，这些联盟机制均服务于建立、维护和拓展美国的全球霸权。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战略东移以及地缘政治博弈的逐渐升级，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也体现了“变”与“不变”,弱位势及高威胁认知，刺激了美式小多边机制的产生。文章对美国联盟体系演进的分析突出了行为体间及其内部的互动逻辑，拓展了无政府状态下研究国家战略的视角和维度，在回溯历史和研判当前国际局势的背景下，为管控当前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建立美式小多边开展“阵营化”对抗所带来的地区风险，提供了重要路径。     

构建均衡公共服务体系的理论框架及路径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的要求。构建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需要汲取古往今来对均衡治理的成果,分析公共服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规律,把握新时代新期待,作出理论和实践创新探索。从公共服务均衡性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入手,建立均衡公共服务三维理论框架,分析公共服务均衡性存在的问题,以及增强均衡性需要的条件。研究发现,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能,高质量发展又成为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的基础。推进公共服务结构均衡,要科学配置权力,形成现代治理结构;在公共服务提供运行上,要打造灵活方式,建立绩效评估机制;在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上,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的赋能功能。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的路径是以改革总揽全局,系统发力,统筹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推进公共服务体系从“有”向“优”转化。     

美国的新中亚战略及中亚地区战略格局走向分析

中亚地区处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由于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和丰富的油气资源而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1997年以来,美国开始实施“新中亚战略”,逐步取得一定的优势地位,从而影响了这一地区的大国力量分布态势,导致地区格局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去越南做生意

八十年代,越南的经济举步维艰,通货膨胀率1988年为700％,职工人均收入每天仅0.38美元。严酷的现实使当局认识到发展经济的战略才是强国富民之策。1987年12月,越南八届国会二次会议通过“四五”计划与《外商投资法》,主张经济改革的阮文灵当选为党总书记、武志公任国家主席、杜梅任部长会议主席,越才步入了“开放时代”。1988年初,越“投资法”开始实施,当年就引     

美国“新欧洲”战略初探

伊拉克危机引发了舆论界和学术界有关美国“新欧洲”战略的议论。本文对该战略进行了初步探讨。文中指出 ,“新欧洲”战略根本上是冷战后美国对欧战略调整的产物 ,其出现带有某种必然性 ;近年来美欧矛盾的激化加快了美国对欧战略调整的步伐 ;中东欧国家主动靠拢美国为“新欧洲”战略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新欧洲”战略的实质是分化和削弱欧洲 ,即美国试图通过北约扩大在欧洲内部建立一个亲美阵营 ,利用中东欧“新欧洲”来牵制德法“老欧洲” ,以此限制欧盟的强大。“新欧洲”战略将对美欧关系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试论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美国开始酝酿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大调整。20世纪90年代是调整的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完成了对冷战后美国安全环境的评估,确定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方向。进入21世纪,随着美国国内以及国际政治的变化,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逐渐形成。在以“先发制人”战略为核心的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中,打击“恐怖分子和无赖国家”和防止崛起大国挑战美国霸权两个目标被巧妙地统一在一起,“先发制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