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海洋安全与海洋法制

随着中国与主要周边国家陆地勘界工作的临近,可以预见,我国今后的威胁将主要来自海上;同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我国开发利用并依托海洋的深度与广度将不断拓展,面临的海上问题将日益增多,即所谓的海洋安全或海上保安。海上安全主要为海上通道安全(海盗行为)、海域划界争端包括岛屿主权归属引发的冲突安全、测量活动尤其是军事测量活动引发的军事安全、大陆架外部界限扩展引发的公海航行安全等。而确保海洋权益、维护海洋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是积极遵守国际、区域以及双边关于海洋问题的条约制度,重点是制定和完善国内相关海洋政策与法制。     

论海洋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

科学技术进步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极大,其中之一是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海洋法的发展。国际海洋科技快速发展的巨大压力和国内海洋事业发展的迫切需求,都要求我们尽快制定出国家海洋科技发展规划,以全面统筹海洋科技发展思路、目标和任务,使我国海洋科技有一个大的发展。海洋科技的发展加速了国防现代化,同时也增加了对国防安全的威胁。所以,我们必须以新理念保障国家海上安全,以维护海上地缘安全为重心,调整国防布局,建立海洋强国。我们须提出符合我国利益的海洋公共安全理念,争取地区安全合作中的主动权;须建立综合海上安全保障体系,以多种手段维护国家安全;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强大海军,打赢信息化战争;构建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加快海洋科技发展,提高海洋科技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保障国家安全,实现建设海洋强国的奋斗目标。     

论我国海上搜救志愿者队伍建设的法制保障

海上搜救志愿者队伍是对我国海上搜救专业力量的补充，她的建设有助于提高海上搜救效率、节约海上搜救成本。通过对海上搜救志愿者的选拔、培训、考核、行动、保障及宣传，可以更大范围地进行全民海洋意识的培养，促进我国海洋强国的建设。目前，我国海上搜救志愿者队伍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海上搜救志愿者人身保障机制不完善，经费支持力度不足等。因此，需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借鉴相关国家的先进经验，完善我国海上搜救志愿服务队伍的建设。     

“一带一路”下的海上安全合作的法律问题研究

海洋是各国经贸文化交流的天然纽带,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全球化形势下,中国连接世界的新型贸易之路,其核心价值是通道价值和战略安全。但是目前来自传统安全问题如军事威胁、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海盗问题、恐怖主义、海洋环境破坏等都在威胁着海上安全。为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有必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寻求深度的海上安全合作。     

日本海上能源通道安全法律保障机制

日本是一个能源主要依靠海外进口的国家,为了确保经济的发展和安全,日本力图构建完整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法律保障机制。以国内能源基本法律、政策和相关反恐怖法案为基础,依托海上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等强有力的执行机构,日本能源安全战略以日美合作为基础,多方开展双边合作。同时,日本还积极致力于建立地区性的能源通道安全保障机制,通过联合地区反海盗机制、打击海上恐怖主义活动来确保日本的能源通道安全。     

海上反恐与国际海运安全制度研究

海上恐怖主义是具有政治目的的海上恐怖组织或海上恐怖分子以暴力手段,从事危害海洋安全,危害船舶以及船上财产和人命安全,危害港口设施安全的恐怖活动。海上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同时又有着密切联系。美国"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组织对恐怖主义活动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纷纷制定国际条约和国际协定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海运反恐立法方面,国际海事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的反恐国际安排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构成了国际海运安全制度的主要内容。我国作为海运大国,同样面临海上恐怖主义威胁,因此我国亦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重构海运反恐立法格局。     

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航行自由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然规定了航行自由制度,但未解决军事航行活动与沿海国国防军事安全之间的冲突问题。这种冲突的化解需要借助于其他国际法律制度,特别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制度。我国既有维护海洋主权的客观要求,又在海外具有越来越多战略利益,因而需要从总体战略上考虑对待航行自由的法律态度。为应对其他国家可能以维护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为由,对航行活动进行单方面、不恰当的限制,我国还应积极倡导宽松的航行自由制度,充分运用该制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国家开展保障海上丝绸之路和能源通道安全的海外行动提供法律支撑。     

和平利用海洋与海上军事行动

和平利用海洋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主题。《公约》通过限定海洋活动形式、规定海洋争端解决方法以及倡导加强国际合作的方式促进海洋的和平利用。和平利用海洋并不意味着禁止一切海上军事行动,但也确实对海上军事行动构成一定的限制。为实现海洋的和平利用,各国的海上军事行动应符合《联合国宪章》、《公约》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规定。此外,加强海上军事互信与安全合作也是解决有关国家海上“安全困境”,维护海洋和平的重要途径。     

论平时海上军事行动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运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海上武装力量平时海上军事行动的主要依据,赋予了军舰在海上的豁免权、无害通过权、过境通行权、航行自由权、管辖权等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当前,我国一些海域划界未完成,主权归属不明;各国对《公约》的解释也不统一,法律主张冲突等状况,为平时海上军事行动带来了较大挑战。以《公约》为依据,加强海上军事互信和安全合作,建立完善平时海上军事行动相关制度等,是解决海洋争端、维护海洋权益较为可行的途径。     

论船旗国刑事管辖权

海上犯罪对海上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船旗国刑事管辖权是国家针对海上犯罪的主要刑事管辖权,在领水、国家管辖海域、公海广泛适用。国际条约对几种典型的海上犯罪确立了国家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具体规则。我国海上刑事管辖权制度尚需从刑法和海洋基本法上加以完善。     

关于加强海洋安全和海洋权益保护的思考

海洋因有丰富的资源、能源,使其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海洋安全也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采取相应的措施完善海洋安全保护的立法,加大海洋军事的投入,建立海上应急机制,成立独立的国家海洋管理机构,建立信息化的监测系统,加强国际合作,继续发挥合作等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保证我国的海洋安全,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赋予海事法院刑事审判权之正当性分析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海事法院缘起于改革开放之后发展迅猛的远洋经贸以及附随其后的海事海商纠纷，海事法院成立之初只审理海商案件和海事行政案件，刑事案件始终没有纳入其管辖范围，导致我国对海上犯罪疏于刑罚制裁，海洋生态环境与海上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当下，依法治国、海洋强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战略都对海上法治环境提出更高标准的要求。因而，提升国家公权力对海洋的管控能力，建立民事、行政、刑事“三审合一”的海事审判格局，巩固亚太地区海事司法中心①已是大势所趋。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港航监督行政处罚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渔业船舶安全监督管理,规范渔业港航法规行政处罚,保障渔业港航法规的执行和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     

海上偷越国(边)境犯罪的法律适用

为了保障我国领海海域的执法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司法解释的方式为打击海上偷越国(边)境犯罪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由于我国海洋立法相对滞后,配套法律体系并不完善,造成了海上偷越国(边)境在具体适用中存在违法行为不明确,法律依据欠缺等问题,因此要加强海上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行政立法工作,完善配套法律法规。     

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中航运的先导作用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我国探索实现新时期的"海洋梦"规划了美好蓝图。凭借其具有的天然优势,航运是海上丝绸之路参与者开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交流的重要途径及海上丝绸之路构建法治化的引擎,在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发挥着先导作用。海上丝绸之路参与者可采取政策上倾斜、经济上支持、法律上保障的措施,使航运的先导作用得到充分地发挥;除此之外,我国还应处理好三条海上丝绸之路构建,协调好国内不同地区的关系。     

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和实践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海洋领域的细化,反映了国际海洋法的发展趋势和价值目标。它创造性的继承并发展了和而不同思想以及共同体思想,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新的价值指引。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成员基于海洋共识和共同的海洋利益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在海洋领域的共同合作形成的联合体,包括海洋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区域可以通过实施多边海洋行动,构建区域海洋命运共同体,实现区域合作关系的升级。海洋命运共同体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海洋观,中国在全球可以通过构建海上丝路命运共同体、提升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和形成国际海洋法律新制度来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     

福建漳州破获系列盗捞海底沉船文物案

福建省漳浦县位于福建东南沿海,是一座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千年古县。全县海域面积3560平方千米、海岸线长达167千米,坐拥9大海湾、18个港(澳)口码头、101个海岛,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县。自古以来,漳浦的发展就与海洋息息相关。早在宋元时期,福建海上航线就四通八达,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漳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海洋基本法的立法定位与体系结构

进入新时代以来,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被列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部署,依法治海势在必行.我国应尽快制定出台海洋基本法,在立法原则上应体现维护国家海洋主权、激励海洋发展、保障海洋安全、实施海洋综合管理,在立法框架上主要由确立海洋基本法在海洋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明确我国海洋主权范围、建立海洋开发利用许可与激励机制、设置海洋综合管理机构、保障海洋安全、维护海洋权益、和平解决海洋纠纷及法律责任和附则组成.发挥该法与其他海洋单行法的协调配套作用,在激励海洋高质量发展、加强海洋综合管理职能、增强海洋法的域外效力、切实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等方面起到法治保障作用.     

中国-东盟共建新海上丝绸之路法律机制研究

中国倡导与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承载着国家和平发展重大战略,贯穿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内在精神,体现了周边外交政策,是国家全方位开放重大战略布局的组成部分。相关法律机制是明晰各方权利义务,促进合作共赢的重要保障。中国-东盟共建新海上丝路的法律机制可包括行为准则、经贸合作、互联互通、海事合作、搜救合作、油污防控、人才培养等机制的构建或完善。     

论我国海上执法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从东北亚海上执法模式比较研究的视角

东北亚地区被称作全球冷战结束后遗留下来的唯一的冷战区域,各种问题纷繁错综,在东北亚地区海洋局势上表现为海上执法日益复杂化、尖锐化,执法状况形势逼人.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以重组中国海洋局、成立中国海警局为开端拉开了海上执法改革的序幕.通过比较韩国、日本、俄罗斯与我国的海上执法发展建设状况,探究各自规律性的发展路径,适当借鉴他国经验,力求相关研究对本轮改革有所裨益.并且针对我国原有海上执法的弊端提出了法律体系、行政体制、装备建设等方面的完善建议,旨在建设一支以准军事化为依托、能够有效执行海上警察权的现代海上执法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