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监狱执法的反思性思考

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出现一种反思性的新思维，其特征为非传统化、批判性和对话模式，这种思维方式给监狱带来新的启示。随着监狱执法环境的改变，监狱传统执法模式必然被现代执法模式所取代，现代监狱执法模式包括环境、执法行为和效果机制三大部分，其中内部执法行为是核心，执法行为由权力型向权威型转变是现代执法模式的本质特征。     

论我国监狱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

监狱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国家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在监狱服刑的罪犯,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监狱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目标是人权保障、公平正义和权力制约。     

中国古代监狱角色的透视——以外部功能和内部制度为视角

中国古代监狱在当时法律实践中的基本功能体现出中国古代监狱与刑罚种类变迁之间的基本关系，从而推断出当代中国以执行自由刑的监狱与古代监狱功能的巨大差异，而造成这一差异的背后是对于中国古代自由权利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必然反映。中国古代监狱与审判权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展现中国古代监狱的法律地位和性质，以解释形成上述现象背后的权力依据，而这样的地位和性质也影响到古代监狱本身的价值目标。从监狱内部而言，对于关押人的具体管理制度，尤其是刑罚执行变更制度等无一不受到监狱本身角色定位所带来的目标价值的渗透。     

紧急权力法及其理论的演变

紧急权力法律制度是一种内在矛盾的组合,其古代形态是古罗马专政制度和中止一般执法活动制度,近代形态主要是戒严法和围困状态法,现代则以紧急状态和紧急权力的规范形式兴盛于全球。西方的法律与紧急权力理论有例外型和规训型两类,前者主张紧急权力居于法律之外,后者主张紧急权力应受法律的充分规训。法律与紧急权力共有五种理论模式:调适、例外法、惯常、政治动员和权威专政。除惯常模式以外,其他四种模式都在中国出现过。中国现行紧急权力制度遵循政治动员、调适和例外法三种模式,未来发展是建立融合政治动员和例外法模式优点的调适模式制度。     

试论政治文明建设与监狱工作的内在关联性

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对我国的发展是一次执政思路和方式的重大转变，其核心内容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政治文明建设在监狱工作中主要体现为监狱人民警察和罪犯两者关系的变化，即监狱人民警察在行使其权力时是否关注罪犯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力是否受到各方面的监督。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构，是司法权力乃至政治权力运行中的一部分，因此，政治文明建设的真正进步还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     

监狱惩罚机能及其限制

惩罚是监狱行刑的重要内容，是监狱存在的法律属性和本质机能，但是有些学者出于进化论的需要却把其解读为类似体罚和权力的代名词。现代社会条件下监狱惩罚本身具有正义、平等、人道和秩序的价值元素，而惩罚本身具有的这些元素是对惩罚内涵和外延的自我限制。另外，鉴于惩罚具有权力的外在性和表象性，所以必须明确惩罚的客体和监狱纪律的内容和属性，并基于理性主义对其权力的扩张性进行限制。     

“监狱行刑悖论”的法律社会学分析——以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为视角

"监狱行刑悖论"是指监狱的隔离监禁手段与实现犯罪人重返社会的目的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福柯在其独特的"微观权力"视角之下,以"规训"话语重构了"监狱行刑悖论"的本质、生成机理和社会功能。以新颖的思维进路揭示出"监狱行刑悖论"根源于被行刑人"主体性"的减损和丧失;提示研究者避免"监狱成为自身补救措施"的理论死循环;并要求重视行刑过程中"多元权力"的运行对行刑效果的重要影响。福柯以后现代风格的观察视角为研究和克服"监狱行刑悖论"提供了法律社会学意义上理论参照。     

监狱刑罚执行性质的多维度思索

监狱刑罚执行的性质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从权力性质上分析,监狱刑罚执行权应是行政权而不是司法权;从法律关系角度分析,监狱刑罚执行法律关系应是刑事法律关系而不是行政法律关系;从行为性质分析,监狱刑罚执行行为既是执行行为,又是管理行为;从行为的可诉性角度分析,监狱刑罚执行行为是一种可诉行为.     

论监狱形态

监狱作为一个特定的国家机器，其存在、演变的历史轨迹表明它是以特定的形态为依托。形态是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和组成关系，既有客观存在的一面，也有主观认识的一面。因此从广义上说，监狱形态包括制度形态、意识形态和器物形态，但本课题主要从狭义的范畴，也就是器物层面来研究监狱形态。全文从监狱形态的基本要义分析入手，通过对监狱形态发展与变化的分析，揭示现代监狱形态的基本特征。通过对监狱形态构成的具体研究，全面揭示监狱形态在内在构成上的特定内涵以及对监狱发展的影响。而通过对形态与监狱职能行使的维度分析，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到在发展的态势下变革监狱形态的重要性，以及认识到监狱形态对监狱安全和矫正罪犯的作用，从而对我国监狱形态的创新提供必要的参考。     

法律关系的内容重估和概念重整

现有法律关系学说产生在广义权利与狭义权利不分、权利与权力区别和联系不明的认识论背景下,它的一个不可弥补的缺陷是用权利义务来概括法律关系的内容,而权利义务概念却涵盖不住法律关系中的权力因素,从而使得现有法律关系学说只能解释私法关系,不能合乎逻辑地解释公法关系。本文认为,法律关系内容分别体现在权利－权力、权利一权利和权力一权力三重关系中,这三重关系又外化为权利义务和权力义务两种形式。对于法理学而言,法律关系的法律内容是权利、权力,社会经济内容是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利益,以及与其相对应的财产,对于部门法学而言法律关系的内容须做具体分析。本文主张,在抽象的一般的意义上将法律关系内容表述为“法定之权” （简称“法权”）,并相应地将法律关系主体表述为法权主体,法律关系客体表述为法权客体,将法律事实表述为引起法权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情况;各部门法学中法律关系有关要素的表述方式,应根据不同部门法的特点分别确定。将上述内容综合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有利于从总体上改善和扩充现有法律关系学说学理功能的法律关系新概念。     

论监狱自由裁量权及其控制

监狱自由裁量权是监狱为实现对罪犯的教育改造,根据法律、法规所确定的原则、精神、范围和幅度,结合罪犯的个体情况,对罪犯的处遇、奖励、处罚、教育、组织劳动等作出灵活处理的权力。其具有法定性、自主选择性、相对性和特定性等特征。"能动法治主义"思想、执法过程的性质、成文法之局限性、监狱行刑的个别公正以及监狱管理之高效、我国的特殊国情和监狱管理自身特点是监狱自由裁量权存在的法理基础和社会基础。基于"人性恶"、权力制约和权利保护的考虑,应当构建一个由立法规制、司法审查和行政执法控制的法律监控体系对监狱自由裁量权予以控制。     

监狱的权力、身份及文化政治表征

监狱的权力与身份形态诠释着监狱的文化政治向度。监狱文化政治既是把监狱的文化和政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一种理论立场和理论方法，也是监狱以政治为考量和指向的文化实践路径。当代中国监狱的文化政治在监狱权力话语、监狱意识形态、监狱文化认同和监狱文化领导权的互动、交融中展现内在结构和运行机理，表征了中国式的“规训与惩罚”。     

重读小河滋次郎之《监狱学》--兼论监狱的价值和发展方向

监狱的功能不旨在让犯罪人接受惩治并将其同社会隔离开来，而在于感化和矫正监狱中的囚犯并使得其能够重返社会。国家在监狱法规思想中应坚持正确对待监狱的刑罚和矫正功能，完善监狱内部运行程序和工作机制，给予囚犯基本的人权保障待遇。在监狱发展方向上一方面让囚犯屈服于法律的权威，防止囚犯之间相互影响，提高监狱监视监督机制，一方面要提高监狱官员和其他相关工作人员水准素养，保障囚犯正常生活水平并完善囚犯救济和感化制度，养成囚犯勤勉上进的自新意识。     

监狱生产的定位与监狱劳动改造体制的构建

分析监狱生产发展的历史、监狱法律规定和监狱企业近年来的成功实践，可以将监狱生产定位为“单纯生产劳动单位”。对监狱来说，它是类似于“特殊学校”的监狱下设机构，不是独立于监狱以外的实体；对市场来说，它是社会企业的生产车间，不是市场竞争主体；就隶属关系而言．它隶属于监狱，同时又是社会企业的协作环节；就其功能来讲。是改造罪犯的手段，而不是获取利润的单纯企业行为。根据这一定位，可以按照“监营分开”的思路构建监狱劳动改造体制，即将原监狱企业“哑铃”的两端完全社会化。保留生产制造环节，将产品研发、材料采购和市场营销等涉及市场竞争的环节与监狱分离。     

我国监狱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我国监狱监督制度存在法律制度规定不完善、监督手段不健全、现有监狱监督机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社会和新闻舆论对监狱的监督缺乏法律保障等问题。这是造成监狱执法不严、管理混乱、被监禁人非正常死亡事件层出不穷等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应当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监狱监督方面好的制度和做法,通过立法完善监狱监督法律制度,重点完善监狱检察制度,建立法院对监狱执法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完善社会和新闻舆论监督监狱制度,完善被监禁人权利保障机制,以权利制约监狱权力。     

数据时代网络爬虫的内部管理型规制

网络爬虫作为数据时代一种被普遍应用的自动化数据收集技术,有着独特功能和价值。目前爬虫行为失范却对现有法律制度适用及网络空间秩序产生了严峻挑战,亟需在反思现有网络爬虫规范体系不足的基础上,引入内部管理型规制以回应网络爬虫规制的现实需求。基于网络爬虫的技术逻辑,内部管理型规制适用有行为限定、内容延展和效力涵摄面向,且功能多元。由于内部管理型规制兼有行政规制与自我规制的双重因素,因而可以上述两种规制方式为基点,对网络爬虫内部管理型规制进行横向和纵向的体系化构建。横向体系化构建应明确所涉主体形态、权义结构和责任内容;而纵向体系化构建应包括标准制定、组织建制、守法监督和执行反馈。     

监狱工作法制化的现状和前瞻

监狱行刑行为是监狱机关依法行使国家司法权力、对服刑人员依法强制实施惩罚与改造的管理行为，是实现刑法惩罚任务、体现国家专政职能的基本方式，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监狱行刑行为必须严格地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特别是执行刑罚过程中的重大行为、原则行为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尤其是要按照国家刑事法律规定和法律授权行使职权，才能确保监狱的行刑行为的合法与有效，才能忠实地完成法律所赋予的神圣职责。     

转化型抢劫中既未遂的认定

转化型抢劫作为法律拟制的抢劫罪,应存在既未遂形态,这既是基于法律拟制的基本理论又是基于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注意加以区分,避免扩大刑罚处罚的范围。转化型抢劫作为法律拟制的抢劫罪,因此其犯罪形态认定标准应与抢劫罪的犯罪形态认定标准一致,对具备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两者之一的,均可以认定为转化型抢劫罪既遂。但是转化型抢劫罪毕竟也有其特殊性,所以需要结合具体情况、不同情节作出相应的判断。     

受益型侵权行为研究——兼论损害赔偿法的晚近发展

受益型侵权行为是特殊的侵权行为形态,对其法律规制直接涉及侵权法与不当得利法的互动问题。放任主义体系禁止不当得利法与侵权法的竞合,主张将受益型侵权行为纳入宽泛的侵权责任体系;保守主义体系采用竞合模式,通过不当得利法来弥补侵权法保护范围狭窄的不足;实用主义体系将返还请求损害赔偿作为侵权法的救济方式之一,纳入侵权法的范畴。现代侵权损害赔偿法的发展展现出通过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来拓展损害概念和损害赔偿概念的发展趋势,我国侵权法立法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使侵权法的权益保护功能趋于完善。     

农业型监狱追捕工作初探

罪犯因触犯国家的法律，被判处徒刑投入改造后，本应通过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民警的教育，深挖犯罪根源、认罪服法、踏实改造，争取早日新生，但总有那么一少部分罪犯“贼心不死”，企图以脱逃的方式换取自由。这些罪犯的脱逃，不仅严重地影响了狱内罪犯的改造情绪和监狱正常的监管改造秩序，也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危害性，成为危及社会安全与稳定的一大隐患。因此，一旦罪犯发生脱逃，必须及时将其抓获归案。《监狱法》第４２条规定：监狱发现在押罪犯脱逃，应当即时将其抓获；不能抓获的，应当立即通知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负责追捕，监狱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