溃败的商业道德——蒙牛“诽谤门”思考——从民事侵权的角度看“蒙牛”事件

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目标之一。现实申发生的诸多事件表明，法律权威的树立、公平公正市场规则的建立，不可能依赖市场主体的自觉遵守来实现。相反，通过外力强化各种规则的权威．确立有法必依的行动理念是建立规则意识的必有手段。蒙牛“诽谤门”事件的形成过程，不失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一个典型事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法治建设的角度认真审视该事件并进行多角度的解剖与分析．不是“亡羊补牢”而是“防惠于未然”。     

浅论新时期重建“耻感文化”对违法犯罪的预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以耻感文化为特质的儒家文化所形成的荣辱观曾深深地渗透于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并长期发挥了道德教育和预防违法犯罪的卓越功效。然而,由于我国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对文化建设的忽视,耻感文化缺位成为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因此,研究并赋予耻感文化以时代内涵,加强耻感文化教育,对新时期预防违法犯罪有重要意义。     

礼治：从文本到习俗——乡土社会中“礼”文化的社会功能浅析

＂礼＂文化承载着儒家关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理想。在漫长的历史之中,卷可在书本上的＂礼学＂思想影响着现实的制度的建构与社会秩序的形成。而＂乡土社会＂秩序同样深受＂礼＂文化的影响,本文指出这种涌向是通过＂礼＂文化凭借其内在的道德约束,通过＂礼仪＂、＂礼俗＂的途径来约束与规范这一熟人社会中个体的行为来实现对乡土社会的秩序的构建。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的里程碑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荣辱观的基本特质,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内涵,高度凝练了人类社会荣辱观发展的优秀成果,是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的一座里程碑。“八荣八耻”是中华民族传统荣辱观基本特质的集中反映。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强烈荣辱感的民族,历来重视并强调荣辱观的重要价值。孔子把荣辱观和道德人格修养结合起来,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孟子则提倡“仁则荣,不仁则耻”,认为羞耻心对于人是非常重要的,所谓“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同时,他还认为包括“羞恶之心”…     

“无被害人犯罪”概念的重新界定

一、历史上的“无被害人犯罪”概念 无被害人概念的考察要从“非犯罪化运动”谈起。首先，从社会背景来看，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日益加剧。与此同时，高度的物质文明和传统的文化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也日渐明显，这种冲突到本世纪中叶表现得更为激烈。由于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便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前所未有的动乱使人们对种种传统的道德和信念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动摇和幻灭之感。     

社会道德对律师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 是一个打破旧道德创立新道德的过程。基于古老原则、秩序系统与社会变迁冲突而形成的道德多元化趋势， 带给社会许多不安因素， 构成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威胁， 也受到传统道德观念的顽固抵御。律师业在此阶段， 既广泛受益于新道德的积极支持， 也难避旧道德残余的侵害， 这是阻碍律师业健康发展不可忽视的问题。当今， 律师业需充分利用现时代机会， 并尽量有效地抵御传统等级特权道德观念及其他旧的价值观念对制度的破坏性干扰     

莫让“羔羊”迷途——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

道德教育 所谓道德,是指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和法制,是制约人们行为和调整人们关系的两大社会规范.法制对人们的约束,具有强制性和外在性,是一种"他律";道德对人们的约束,具有自觉性和内在性,是一种"自律".从很大程度上说,自律胜于他律,因为对于无羞耻之心且有犯罪行为的人来说,处罚只能暂时制止他的犯罪行为,不可能使他彻底抛弃恶习,从内心上改恶从善.故古语有云:有耻方能有格,有耻方能有所不为.可见,道德对于预防人们违法犯罪,具有重要作用.     

“媒治”为什么靠不住

媒体创造了“媒治”的概念，即媒体治理，与人治与法治相对应。其实，这种“媒治”与过去的人治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治：领导看到了媒体的报道，然后下指示、作批示要求整改和处理，以自上而下的领导权威让事件得到处理。媒治只是一种表象，表面上看是媒体曝光促进了处理，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领导的权威。     

国际商事活动道德约束的刚化

国际商事活动除了受利益驱动,还需接受道德等社会规范的约束。商人通过将道德义务转化为合同义务,或者通过拒绝与不道德的公司交易,使道德对国际商事活动的约束刚化。商事道德约束范围的扩展和约束效力的增强反映出商事组织向善的进步趋势,也表明了经济实力对商事道德标准的确立和实施的影响。国际商事活动道德约束的刚化也反映出道德在全球治理中的价值引导和规则约束作用。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漏洞，许霆案从事实层面上看，正是“道德法律化”对“法的法律化”的误解，从价值层面上看，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城管问题”再成焦点，改革呼声更响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域管与市民冲突事件，让“城管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记者最近跟踪调查几起“城管事件”时，了解到城管体制的缺陷，听到的是改革城菅模式的呼声。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漏洞，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判决结果从价值层面上看，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腐败何以不为“罪”——对中国传统社会官员贪贿横行的法文化解释

中国传统社会官员腐败横行,重要原因为“做官发财”行为在当时真正发生作用的社会集体意识中并不是一种不可接触的“罪”。传统社会对官员的腐败,正式话语与实践存在着背离。传统道德和国家的行为规范均要求官员应廉洁,历代都制定了相应的法规以惩罚违规的官员;但实践中大多数时候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国家都对官员的腐败行为表现出相当的宽容。官员表面上都愿意标榜自己是清官,但实践中大都选择成为贪官。普通百姓呼唤清官,痛恨贪官,但又用实际行动支持和默许自己做了官的子孙成为贪官。传统国家“道德立国”统治方略的弊端,官员为适应该逻辑形成的两面人格,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是形成以上背离的基本背景。     

从道德价值角度谈食品行业的社会责任——以双汇集团“瘦肉精”事件为例

当一些企业在追求利润而忘记了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时，造假也就成了这些商人追求利益的最快捷途径。本文以双汇集团“瘦肉精”事件为例，从道德价值角度分析食品行业应承担的基本社会责任，希望食品行业能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承担起经济使命的同时，更要承担道德使命，履行社会责任。     

“探访看守所牢头狱霸”成因

“牢头狱霸”，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自从发生“躲猫猫”事件以来，在云南省，一场自上而下的专项整治“牢头狱霸”的行动正在进行。     

论“破窗理论”及其在环境犯罪防控中的应用--以“两高”公布的13起环境犯罪典型案例为样本

破窗理论（亦称“破窗效应”）是从“环境→心理→行为”路径分析犯罪现象的发生机理，主张以“场域控制”为基本手段来防控犯罪的理论学说。从“两高”公布的13起环境犯罪典型案例的规范样本来看，“破窗效应”在环境监管中广泛存在，环境犯罪多源于环境监管失职渎职场域下“破窗”式的多米诺效应。“破窗效应”透过对潜在犯罪者的直觉思维、行为惯性以及风险认知发生作用，进而激发乃至强化其犯罪动机。故此，政府可通过“场域控制”来干预潜在犯罪者实施环境犯罪的动机与行为：一是引入“情境预防”策略来以提升环境犯罪的难度、风险和成本；二是构建“零容忍”治污与第三方治污相呼应的多元化“补窗”模式，藉此实现对环境犯罪的有效防控。     

司法实践中“道德法律化”的困境

在司法实践中，“道德法律化”判决结果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其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尚需探讨。本文以许霆案为素材，从其价值层面分析“道德法律化”中隐含的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阐明其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的潜在威胁及其对“合法、独立、平等”的司法原则之核心价值的影响。     

加拿大反腐“透明”为先

赵朴在《青年参考》上撰文认为，加拿大之所以能保持较高的廉洁度，根本原因在于，加拿大存在对腐败行为约束得非常严格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在加拿大联邦政府针对公务员的6项主要行为规范中，既有约束低、中、高各层公务员的“利益规范”；也有约束国会议员的各项规章；还有约束各位部长的“指导原则”；以及约束司法部法官的“道德操守标准”。     

流着泪战斗：女厂长自曝隐私 治疗“一夜情”后遗症——安徽一起以索要“副厂长”职位为目的的敲诈案幕后新闻

她本以为，按照时下“一夜情”的规则，第二天太阳升起后，她和他不再有任何关系，然而两个月后，他却突然出现在她的办公室，并要求担任她所在厂的副厂长。她提心吊胆地和曾经的“一夜情人”打起了一场“秘密战争”。尽管这场“战争”最终以林巧如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但她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教训极其深刻!但愿那些试图涉足“一夜情”的男女能以此为戒。     

“规则经济”需要“生人文化”

WTO既是贸易组织,也是贸易规则的集合。中国加入WTO表明我们进入了规则经济时代。而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灵魂。随着规则经济的到来,必须尽快改善我们的心智模式,努力培养与规则经济相适应的“生人文化”。“生人文化”就是按照法律规则办事。法律是因为生人之间做交易才形成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讲,“熟人社会”协调半径只有30公里,而“生人社会”用法律能协调所有的人。随着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相互融合,更需要我们倡导在国民待遇原则下的“非歧视”的“生人文化”。只有在“生人文化”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把自己的心态放进法律规则和约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