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谈道德防线

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接受人民和党纪国法的监督。“离开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已被那些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反复证实。胡长清有“牛栏关猫”的痛悔,慕绥新也有“像个党内个体户,我行我素,放弃了接受组织监督的机会”的深刻反思,他们都是不愿自觉接受监督、甚至逃避监督、失去监督而滑入罪恶深渊的,可见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是何等重要。近年来,我们党在对党员干部的约束和廉政制度的建设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的党纪法规,这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位领导干部都必须严格遵守的行为规范,任何人都不能超越、都不能偏离。超越了,…     

评议──群众监督的好形式

近年来，我们在全局实行了群众评议领导干部的制度。实践证明，依靠职工群众监督是促进千部队伍廉洁勤政的好形式。我们实行评议的具体做法是：准备工作充分我们决定搞群众评议之初．少数领导干部认为这是让群众“挑刺”，给自己戴“紧箍咒”。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首先在统一思想认识上狠下功夫。通过权力观教育，使领导干部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职工群众有权利监督各级领导干部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领导干部应自觉地把接受群众评议的过程，作为锤炼自身思想作风的过程。同时，运用本局发生的一些领导干部违法违纪典型案例进行教…     

枣庄市山亭区：以公开促规范、促勤廉

“我们搞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改革，就是要让领导干部做明白事，老百姓有颗明白心，使党员干部不犯错误，少犯错误。”山亭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程海涛接受记者采访时言简意赅地说。     

强化人大监督 推进检察工作

人大作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核心机构，是我国政权体系的核心。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是产生与被产生、监督与被监督、决定与执行的关系。因此，“一府两院”要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规和决定，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只有接受人大的监督，才能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法律监督职权，防止公权异化和权力滥用，推进检察工作的深入开展。     

规范权力运作 强化权力制衡

党内监督从根本上说是对权力的监督,是对那些手中掌握一定权力的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一把手”的监督。《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把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一把手”权力的制约作为党内监督的重中之重,这对于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加强权力均衡,有着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一、加强思想教育,坚持以德制权我们党历来强调自我教育、自我修养、自我约束的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自觉遵守党的纪律,自觉增强自我监督的意识,自觉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和慎独、慎微、慎…     

攻治常识不能等总理来普及!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载：2011年1月25日下午，温家宝总理邀请了11位基层群众就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发表意见。温总理说：“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为人民谋利益并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政府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     

我国地方人大行使监督权的完善途径

目前，妨碍地方人大监督权行使的现象，主要是有些党政部门领导不重视、不愿意接受人大监督，认为“人大监督是二线，不要干扰一线的工作”，把人大监督看成是“找麻烦”、“挑刺”；有人将人大监督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认为地方人大的监督是同党委“唱对台戏”等等。要彻底克服这种现象，就必须对广大人民群众、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宣传和教育，不仅让人民群众真正深刻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了解人大监督权的实质和重要性，树立主人翁观念、支持各级人大的监督，更重要的是使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树立…     

行使权力必须受到监督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来自于人民。用权者必须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保证权力始终用来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绝不能使权力变成谋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     

曾庆红在接受《了望》记者采访时指出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

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在用人上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引起社会关注。中央组织部在加强对领导干部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上的监督，将怎样加大力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就此问题接受了《了望》杂志社记者的专访。 曾庆戏说，对领导干部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是整个干部工作的重要环节。失去监督的权力会产生腐败。一些干部犯错误，当然首先是他自身的原因，但组织上要求不严、疏于管理监督也是重要原因。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监督机制，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以预防为主，以事前监督为主，把对干…     

新华网：“问责”让干部更负责

新华网网友指出，“问责制”是对官员过失责任追究的一种制度，是使各级干部“权”、“责”平衡的砝码。“问”就是监督、检查、落实，是对领导干部权力的制约；“责”就是明确责任、承担责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各负其责。多年以来，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只知享受人民赋予的权力，而不知或不愿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虽然也总说加强领导干部责任制，但因有责不“问”，结果在实践中，干部责任制就成了一句空话，也直接造成了干部队伍责任意识淡漠，     

社交圈和生活圈

在当前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领导干部周围除了一个工作圈之外，还会有一定的社交圈和生活圈。从近年来揭露出的一些案件看，不少干部犯错误，问题正是出在这两个圈子上。领导干部在社交圈上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交友不慎”。有一些领导干部喜欢“傍大款”，而一些大款为谋取非法利益，则往往用拉拢腐蚀等手段，与领导干部建立“朋友”关系。正是这种相互利用的“朋友”关系，使少数领导干部将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作交易，以义气代替原则，置国家和人民利益于不顾，成为不法分子谋取非法利益的代理人。在江西被称为“三胡”（胡吃、胡…     

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要落到实处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保证他们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近几年，各级党委、政府在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不少制度，也收到了很大成效。但目前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依然乏力，突出表现在下级对上级不敢监督，同级之间不愿监督，一般党员干部不便也不敢监督。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监督主体的责任不明。由于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领导干部监督工作责任制，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监督主体职责不明、分工不清的问…     

做到“四个主动”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

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是政府充分尊重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民主权力的具体体现。作为一个市长，在接受监督方面，我想，要做到“四个主动”。     

浅谈加强纪检监察机关内部监督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作为党和政府专司党纪政纪监督的纪检监察机关,在贯彻落实这一要求中,既要积极履行好党章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的职责,加强对党员、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又要自觉接受来自外部对自身行使监督监察权力的监督,更要主动从内部加强     

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江泽民同志这里讲的，正是反腐倡廉工作的关键问题，其中，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工作中要发挥监督作用，必须拥有相应的权利。这包括：知情权。知情，是发挥监督作用的基础。除了法律规定属于党和国家机密的事项及受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之外，群众都有权知道，知情的重点是国家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使用手中权力的情况；参与权。人民群众有权依法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社…     

在监督中应主动作为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关键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保证他们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随着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国有企业的领导特别是一把手在接受来自上级、同级、组织、职工群众等多方面监督中，能否主动作为对提高监督效能至关重要。正确对待监督对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来说，正确对待监督，必须明确三个观点：一是监督可以使组织始终保持进取的活力。近几年来，秦皇岛港在主动寻求监督上下了很大功夫。我们每年坚持…     

公众监督简论

公众监督的实现与保障机制的建立,是有效遏制腐败、防止公共权力异化滥用的重要途径,也是在自觉 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与归 宿。     

接受人大监督 建立法治政府

在工作实践中，我们藁城市政府一班人始终这样认为，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既是政府义不容辞的法律义务，又是政府尊重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具体表现。这项工作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高度重视，自觉履行。     

人大监督权“单向行使”的法律思考

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一府两院”应该依法自觉接受监督。但是,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实践来看,有一些建议、批评、意见“一府两院”没有接受,对有些监督事项也没有作出合理的说明,使监督未达到预期目的,从而影响了权力机关应有的权威。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地     

安徽省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创新举措

带头学法用法，坚持与民同行，是“五五”普法期间安徽省对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方式的一项改革，这一创新举措的成功应用，对于促进全省领导干部自觉学法用法，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评价，着力构建干群互动的普治大局，进一步加速“法治安徽”的创建进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