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知情权和侦查权

目前我国检察机关所进行的诉讼监督,特别是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事后的被动监督,由于检察机关所面对监督线索的局限性,加之现有可查阅材料是经过侦查机关有选择性的呈送,是导致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瓶颈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认为检警一体化在我国目前而言很难具有本土化的可能,但是从中可以推导出在我国开展诉讼监督具有本土适应性的工作机制即是构建检察机关非自侦案件知情权和侦查权制度。     

检察侦查权若干问题探讨

检察侦查权是检察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他法律监督方式的基础和保障,它符合我国宪政体制的应然选择,符合国际立法通例的权力配置;当然,它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如完善检察侦查权的外部监督机制,扩大机动侦查权,强化检察侦查措施,完善检察侦查权运作机制等。     

论检察侦查权的法律监督性质

由于目前对我国检察侦查权的性质认定存在很大争议,有的认为是行政权性质,有的认为是法律监督性质。通过对法律监督的概念和我国检察侦查权内容的分析之后,本文认为我国检察侦查权从法律设置初衷和法理基础上说都具有法律监督性质,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权有着明显的差异。     

民事行政检察侦查权的配置

民事行政检察是人民检察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民事行政检察权也是国家检察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按照检察机关内部业务机构的职责划分,各级检察机关设置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民事行政检察部门主要职责是依法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具体包括:1、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2、对人民法院确有     

检察机关侦查权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近年来检察自侦案件质量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对策建议:客观证据方面的对策建议、主观主体方面的对策建议。     

检察侦查权的制度逻辑与时代走向

检察侦查权与检察机关在历史上相伴相生,我国的检察机关享有侦查权早于其获得“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二者并不存在先天关联性。在宪制体系中,检察侦查权是侦查权配置的总体逻辑和检察机关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交融建构下的产物。受到宪法实施过程中“法律监督机关”之功能定位的影响,检察侦查权逐渐由“追诉型”侦查权演变为“监督型”侦查权,这种转型对维护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保障检察权的统一行使和有效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监督型”侦查为目标导向,检察机关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机关”的本位对检察侦查权进行体系化建构,在此基础上重组独立的侦查部门和侦查队伍。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时代背景下,还须探索检察机关在检察侦查活动中监督监察机关的路径。     

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合理性分析

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归属问题是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热点问题之一,这归结于职务犯罪侦查权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学术界和司法界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归属探讨从未停止过,众多观点集中表现为将职务犯罪侦查权移交公安机关;独立于检察机关成立专门侦查机关;继续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等,笔者赞同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合理性。     

新检察侦查权适用的三个问题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重新构建了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体系,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检察自侦的情形。侦查被重新定义,新检察侦查权是一项直接侦查权,其既是对职务犯罪调查权的补充,也是对检察机关自身职权的补强,有利于优化反腐资源配置,提高反腐工作效能。新检察侦查的立案范围分别在主体方面、客观方面、时空方面做出了限定。在互涉问题上,立法明确了监察优先原则和沟通机制。职务犯罪调查活动本质上亦属诉讼活动,应在法律监督范畴之内。而监察与检察之间的协调衔接问题在制度设计上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论侦查权的控制路径

侦查权失控现象由立法纵容、检察监督乏力、司法审查制度缺失、辩护权虚无等原因造成。可以在现有司法体制下通过完善具体制度而实现对侦查权的有效控制：应重视和完善立法对侦查权的源头控制,应坚持和落实检察机关对侦查权的过程监督,应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同程制约,应建立适当的司法审查制度。     

检察机关侦查权溯源

本期研讨的主题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及其法律属性”。我国检察机关侦查权及其法律属性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它不仅涉及检察机关的性质,还关乎检察权与警察权、审判权的关系,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司法体制改革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期选登的文章既有检察机关侦查权本源及其法律属性的研究,又有从政治学视野和现实必要性角度对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阐述,表达的观点与理由虽不无争议,但却力图梳理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形成历史、法律属性及其现实功能,并藉此澄清一些观念与理论上的误区。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相关问题探析

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促进社会长治久安是检察职能应有之义。伴随检察改革,检察机关也应不断强化、丰富其职能,完善其工作机制与方式,努力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综治工作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的新挑战。     

当前检察机关部分侦查权配置研究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保留检察机关部分侦查权后,对于该由哪个内设机构承担侦查职能,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存在重大分歧.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内部配置既要兼顾侦查效率,又要强化对侦查权的内部制约监督,全面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定位与完善进路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条第2款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但受制于此项权力的实体性适用范围模糊、程序性启动条件严苛、替代与缓冲方案众多等因素,实践中面临“不会用”“不愿用”和“不好用”的困境。应当认识到,机动侦查权是“法律监督权”与“侦查权”之双重性质耦合、交织的集合体。以此为前提,应当在观念引导上兼顾该项权力的谦抑性与能动性,在内部结构上调适其实体与程序条件,在外部支持上优化其决策与保障机制,以切实发挥机动侦查权的应然价值与功效。     

检察机关配置技术侦查权研究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优化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的配置是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前职务犯罪的新变化以及司法改革的大趋势使得给检察机关配置技术侦查权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但同时也应当对其有所规制.     

论检察机关案件侦查权的完善

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对自己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权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对于这一问题,各界已进行了很多讨论,但尚未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本文试对现行体制下检察机关自侦权的完善加以探讨。 一、我国检察机关案件侦查权不能得到有效执行的原因分析 (一)对职务犯罪侦查重视不够,定位不准。有些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有偏差,如强调稳定第一,甚至认为职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如其     

检察机关司法警察侦查权之探讨

为避免司法警察职能虚置,克服职权边缘化倾向,应将司法警察工作与办案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赋予司法警察完整的刑事侦查权,这既是由人民警察的职业性质所决定,也是当前检察工作的现实需求。本文将从侦查权现状、存在原因和必要性及可采取的措施等方面探讨检察机关司法警察侦查权。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与优化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独立性、专属性和法律监督性等特质。依其主体与客体不同,可对其权能进行配备与安排．并分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横向配置与纵向配置。其职权配置应达到惩治腐败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并最终实现机制、措施与保障体系的优化。     

检察机关对公共行政的监督

目前,检察机关对公共行政的监督主要有直接监督和间接监督两种形式。尽管近年来某些人对检察监督权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但是,国家权力的配置绝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检察机关最重要的不是从理论上论证,而应当通过更好地行使监督权对社会产生的实效来证实检察监督权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同时,为了使公共利益能够通过诉讼程序得到法律平等保护,法律技术上也要求,对涉及公共利益的行政作为或不作为,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权力。     

试论对检察机关侦查权的监督

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行使从立案、侦查、批准逮捕，到起诉、乃至对判决不公的抗诉的权力，从权力构建、权力分配和权力制衡的角度看，应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给予必要的控制。实际上，我国目前对检察机关的自侦活动存在着多方位的监督，只是有的方面在立法上还不够健全，有的方面实施起来还不够完善。本文将对这些监督的途径分别加以介绍并提出改进和加强的建议，希望能抛砖引玉，为促进检察机关自侦部门依法办案贡献一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