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宽容

代表人类正义的法律制度不能建立在仇恨报复的人性基础之上,这种报复惩罚的法律逻辑使人类在沉浸于过去仇恨的同时,忽视了面对真正未来的生活。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使得宽容的宗教价值兀立于法律世界的中央,人类未来的法律制度也应当依此构建。文章基于报复论的反思,意图阐述一种宽容的法律制度运作,以图真正化解纠纷,人类携手面向共同的未来。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

社区矫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我国的实践。在社区矫正发展过程中,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法律监督,有力推动了作进程,但由于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起步比较晚,一些制度机制还不健全,导致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出现一些问题。本文以社区矫正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系作为理论基础,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主线,分析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完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作了一些思考。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图鉴之宽严相济

宽严相济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周礼·秋官·大司寇》中记载:"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这便是著名的"三国三典"理念,亦称刑罚世轻世重制度。在中国古代第一次明确提出诉讼宽严理论的思想家,当为春秋时期的郑国子产。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子产认为:"夫火烈,     

墨家法律观之现代价值

墨家学说作为战国时期显学之一,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其朴素的法律观影响深远。但是由于当时社会发展需要,墨家学说始终没有被统治阶级所重视。但是在今天,社会的发展又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墨家的思想,从中吸取其现代价值。     

科学与宽容：同性恋的法律规制

进入20世纪以来，学界对同性恋的认知日趋科学。伴随同性恋的科学释义，有关同性恋的文化宽容日益产生，并引发了规制身份关系的立法思考和立法活动。欧美国家规制同性恋的立法路径。不仅颇具创意，而且显现出对传统婚姻家庭的超越，为规制同性恋提供了法律范式。然而，国别、宗教、文化等差异，使同性恋的法律规制体现出个性色彩。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罚观依据

从古代社会到启蒙思想运动,再到古典犯罪学派、实证犯罪学派、犯罪社会学,人类社会关于刑罚目的与功能的刑罚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刑罚的认识却存在不小的偏差,往往将刑罚作为专政的一种工具,将刑罚视为政治问题,过于强调通过刑罚手段来严厉打击“敌人”或者严重犯罪分子,而不是将刑罚视为一种科学。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我国在对传统刑罚观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认肯现代刑罚观的必然结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公诉实践

社会和谐的前提是法律的和谐，法律和谐的关键是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和谐，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应从检察机关履行职能的角度，对于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而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现状及对策

宽严相济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讲求执法办案的社会效果,维护社会稳定。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就是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分子的不同情况,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实行区别对待,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统一,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既要保证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又要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刑事司法活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现行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规定之浅议

近年来,"宽严相济"的刑事法律政策越来越被刑事法律理论界所热议。本文试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及现行适用的相关司法解释,针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所体现的实事求是、宽大处罚的规定,提出个人粗浅的看法。     

劳教废止后对违法犯罪行为惩治和矫正的法律导向——基于刑法宽容理念的善后与衔接

未经法律授权即可对公民实施包括限制人身自由在内的强制措施,这是劳教制度最大的制度软肋,也是致其最终被废止的根本原因。劳教制度废止后的制度设计应当引以为戒,尽量避免"劳教制度已死,劳教式管理模式还在"的尴尬局面。遵循理念先导、制度跟进的规律,未来的制度设计必先契合法治理念。而于刑事法治理念而言,不遵循刑法宽容理念的制度设计必定依然难逃窠臼。故而在改革中除了要关注基本制度的构建和刑事政策的贯彻之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刑法宽容理念的培养和倡导。     

宽容:和谐社会的宪政之道

宽容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精神。和谐社会的宪政之道首先是宽容之道。宽容的宪政建设要求我们勘正忽视公民基本权利“基本”属性的错误认识,确立宪政民主观的民主思维。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的理性思考——以我国法律传统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注和推崇、党和政府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肯定和推广、实务界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高调贯彻,"宽严相济"几乎成了法律界的流行语。然而,如果我们从中国法律传统的角度,审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现状;以构建成熟法治国为目标,反思该刑事政策的司法运作。就不难发现,由于司法传统的浸染,宽严相济的政策性适用已不适当地挤占了立法空间。法治话语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坚持法律是基础、政策是导向的定位原则。刑事法律也应当根据刑事政策之需要,及时进行立法、修改、补充。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实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在理论界引发了众多争议,本文从阐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入手,从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经济性、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论证宽严相济政策的合理性;刑事政策的具体实现在于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影响,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下刑事立法以及刑事司法应有新的发展倾向,这也是法制发展的必然要求。     

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隐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对缓解社会冲突、防止社会对立、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对宽严相济的理解和适用、宽严对象的确认、该政策对行刑效果的影响以及相关的社会控制机制等问题上均存在隐忧。现阶段应着力解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现有的刑法原则、制度和实务的协调或配套问题。刑事政策效用的发挥和实现,有赖于完善的立法、司法、行刑和社会控制机制,没有各个方面的支持和配合,刑事政策将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重要内容的法律探讨

本文认为,＂严打＂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下位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严重的社会治安形势下所起作用的必然结果,其必须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是一项法官量刑政策,而非侦查抑或其它政策。这是因为,从宽从严只应由法官根据客观事实进行判定,在侦查或其它程序中不存在从宽从严的可能性。未成年人刑事政策要受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属于下位刑事政策,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旨,虽然其侧重于宽大这一方面,但惩办的一面不可偏废。     

审查逮捕工作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途径

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的政治目标，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审查逮捕工作中贯彻这一刑事司法政策应当严格把握“有逮捕必要”的逮捕条件，慎重适用逮捕措施，对于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     

侦查监督工作中宽严相济之现状及改进

宽严相济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在工作中必须兼顾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始终.本文就侦查监督工作中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状及改进措施展开讨论.     

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看走私罪的法律修正

走私罪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严"的对象,在立法和司法上具体体现为通过增大走私犯罪对象扩大走私罪的犯罪圈,<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增加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犯罪,将走私罪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化,这种立法方式模糊了走私罪以犯罪对象来立法的标准,值得重新审视.建议按照类型化立法方式分别设立走私应税货物物品罪、走私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罪和走私禁止进出境货物物品罪.同时,在司法中充分体现对走私罪的"严中有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检察权运行模式之新变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和谐社会理论背景下出台的,其制定目的或价值取向在于构建社会和谐。宽严相济是和谐社会理论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政策体现,严策或宽策均为手段,采取严策有助于构建社会和谐就使用严策,采取轻策有助于构建社会和谐就使用轻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非偏重于宽或严,而是有统一的适用前提,那就是是否有助于构建社会和谐。本文从检察权运行理念之变迁、检察权运行参与主体之多元化、检察权运行方式之转变、检察权运行重心之重构等方面出发,论述了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如何对检察工作的机制进行改革,以使检察工作在新的形势下更加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实施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本文先指出关注宽严相济的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同等重要，后分析了当前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实施中存在的若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