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南京局海外统战工作考察

中共中央南京局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派驻南京的秘密代表机关。在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和格局的重要判断的基础上,中共调整思路,团结和争取国际国内的和平力量来对抗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南京局的海外统战战略主要有:面向国际组织的发声统战战略、以香港为纽带的二线统战战略以及面向南洋与欧洲地区的统战战略。中共中央南京局的海外统战工作向世界揭露了蒋介石假民主、真独裁的和谈阴谋,戳穿了美国假中立的面具,赢得了国际上和平人士对中共的支持,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共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开辟了解放战争的特殊战场。     

“中共中央组织局”历史考察

“中央组织局”并非现今意义上的中央组织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早期模仿俄共(布)和联共(布)中央领导体制而设立的一个中央机构。这个机构存在时间不长,发挥的作用也不明显,对当时党的     

毛主席在南京为“南昌”舰题词始末

1953年2月24日,早春的南京城,细雨霏霏、北风劲吹。下关码头的江面上,滔滔江水搅动而起的巨浪不时掀起一阵阵浪花。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统战工作的发展及其启示——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为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召开了7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对不同时期的统战工作进行了部署。通过追溯这7次会议,可以看出,统战工作已逐步迈入了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轨道,并呈现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等特征。这一回顾,对今后统战工作的开展有诸多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统战工作的发展及其启示——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为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召开了7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对不同时期的统战工作进行了部署.通过追溯这7次会议,可以看出,统战工作已避步迈入了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轨道,并呈现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等特征.这一回顾,对今后统战工作的开展有诸多启示.     

代理人与理性人: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中的工作组——以佳县木头峪群众“县城请愿”为中心的考察

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通过后,各解放区派遣工作组到乡村开展土改运动。石达康在佳县店区五乡木头峪村按照中央新的土改政策,展开了对地主轰轰烈烈的斗争。当中共十二月会议决定土改纠偏后,石达康并未认识到原来的"左"倾错误,鼓动木头峪群众到县城请愿。本文通过分析木头峪群众县城请愿这一反常事件,认为土改工作组是中共在农村的代理人,而个别工作组干部因个人利益关系,并非一贯是中共政策的坚定贯彻者,理性人的身份导致石达康为了保护自己而发生鼓动群众请愿事件。     

组织形态视角下中共“商南事变”的历史考察

"商南事变"表明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在地方党组织中并未得到贯彻,事件背后反映的是以地方主义为代表的传统因素对中共组织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随着中共上层布尔什维克化程度的提升,中共对传统因素的态度从利用转变为压制,由此引发中共上层与地方党组织间的分歧。囿于组织控制力所限,中共上层把权力伸向边区的意图在实践中屡番受挫,但组织控制和组织改造的努力仍在持续。     

论抗战时期中共对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回应——以中共《告全党同志书》为中心的考察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抗日，但也有防共的一面。中共基于这一认识，对该运动给予策略性的回应：对其抗日的一面予以积极性的引导，坚定国民抗日的决心；对其防共的一面予以灵活性的化解，防止这种可能性的发生。中共这种策略的形成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     

“猎虎行动”——“三反”运动始末

“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949年10月1日,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诞生了。自此,人民解放军从枪林弹雨的战场来到闪烁着霓虹灯的城市,共产党从在野党成为执政党。过去的军、师、团长,现在已是省、市、县长,战场上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成     

“四清”运动中的基层整党问题研究——以甘肃省为中心的考察

四清运动的第二个阶段是组织建设,其最重要的步骤是整顿基层党组织。此次整党大致分为四个环节,即思想教育;审查、鉴定和重新登记党员;发展新党员;整顿和建设支部领导核心。四清运动中的整党,是中共中央利用政治运动的模式强力灌输政党意识形态的过程,起到了改进党的作风、纯洁党的组织、为党的队伍注入新活力等作用。     

纪念与中共政治话语表达——以习近平纪念讲话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历来重视借助纪念讲话来表达历史观、塑造国家形象。对习近平纪念讲话的即时性与共时性的研究,可揭示其据以表达当代中国政治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科学性。剖析习近平纪念讲话如何传承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政治文化传统,可诠释当代中国政治话语表达的时代经验,借以推进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话语表达和话语自信,启迪在新的历史时期纪念活动作为政治符号和社会仪式的话语表达功能。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军民融合”的探索与实施——以太行区火硝生产为考察对象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城市攻坚的开展,中共制定了"军火生产以炸药为第一位"的军工生产策略,而中共在军工资源供应上力有未逮,出现了"硝、磺、甘油等原材料供应不上"的困难。为此太行区开展了长达三年零九个月的群众性熬硝运动,成功地将民间自发的熬硝行为纳入了军工生产体系,走出了一条"军民融合"之路,极大地提升了火硝生产能力,有效地解决了军工原料供给问题。     

反腐倡廉第一役——甘肃“三反”运动始末

“甘肃省委对三反斗争抓得很紧,很认真,反映了真实情况。”———毛泽东     

中共最“神秘”的军委二局

绝密情报不被利用造成失败1932年初,随着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缴获了大量敌人的装备,包括多部无线电台。为此,中革军委决定将总参谋部执行侦听任务的侦察台从通信部门中分离出来,成立军委二局,专门执行无线电侦察任务。二局成立后,在局长曾希圣的领导下,侦听能力迅速提高,多次破译国民党军队的多种版本的密电码,为红军反"围剿"提供了可靠情报。在长征前,二局基本上已经具备了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类密电的能力,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秘密武器。     

湖北“和平运动”没有进步意义——与张广立商榷

张广立在《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上发表《应肯定湖北“和平运动”有进步意义》一文,对这场发生在解放战争后期、轰动全国的和平运动作了探讨。其立论的基本点是:“湖北和平运动促进了社会贤达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立场的转变,使他们站到了共产党和人民一边;和平运动揭露了白崇禧负隅顽抗的反动嘴脸,教育了人民。”这里发生了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确定事物的性质或意义是由事物内部运动本身呈现的特征来确定呢,还是由事物所造成的某些客观效果来确定呢?答案应该很清楚。笔者通过考察湖北和平运动本身,得出与张文相悖的结论。     

国际组织与国际和平关系的理论考察——兼评“国际制度和平论”

国际组织促进国际和平的思想渊源久远,新自由主义形成后,国际制度(组织)和平论成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观点。国际制度(组织)通过制止破坏规则者、在冲突各方中居中调停、传递信息以减少不确定性、解决问题、社会化和形成规范、产生相互认同感等功能,起着促进国家间合作、减少国家间诉助武力倾向的作用。但是这一理论在关于国家的优先目标、绝对获益与相对获益、国际制度中的权力因素、国际制度的分配和正义以及理论的解释力等问题上依然面临着挑战。     

“四清”运动运作模式的微观考察——以山西省襄汾县小王村为中心

政治运动是中共在革命时期解决问题的惯用方式,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方式被沿用下来并在历次运动中总结出一套开展运动的方法。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发起了"四清"运动,1963年至1966年间,小王村"四清"运动经历了"三清"、"小四清"和"大四清"三个阶段。小王村"四清"运动在运作方式上体现了深思熟虑、精心策划、步步为营的特色,工作队运用行政强制、利益诱导、宣传教育和情绪感染等技术手段,使运动得以顺利开展。然而,政治运动有着天然的局限性,"四清"运动最终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纳入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尚未完成的革命——意大利“净手运动”始末

近年来，随着各国反腐倡廉运动的深入开展，“腐败”一词越来越频繁地见诸各国报端。然而，或许人们还不知道，促使全球掀起这场反腐倡廉浪潮的发源地，竟是曾被舆论称为“道义之都”的意大利北部工业重镇———米兰。１０年前，由米兰检察院检察官安东尼奥·迪彼得罗等人发起的肃贪反腐的“净手运动”，揭开了意大利权钱交易的神秘面纱，给意大利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带来了历史性变革。一石击起千层浪意大利并不是最早产生腐败的温床，但却是第一个对体制弊端进行反思的国家。“净手运动”发端于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７日。这一天，米兰一家养老…     

大革命时期广东区委与中共中央关系考察——以鲍罗廷和陈独秀的矛盾为线索

大革命时期,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控制的广东区委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之间长期关系紧张。1924年,双方在国民党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和孙中山北上等一系列事件上产生了意见分歧。1925年国民党二大前后,又围绕在国民党内是进攻还是退却的问题,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观点。最初,广东区委似乎比中共中央更保守;但时隔不久,广东区委变成积极进攻,中共中央则主张收缩退却。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一度转向积极反蒋,而鲍罗廷却力主妥协,并劝说广东区委接受《整理党务案》。广东区委与中共中央的这种屡屡步调不一致,其实是中共早期党组织建设不健全的表现。可以说,正是由于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没有形成全党的团结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大革命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