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狱企业的目标

在监狱企业处于变革尚未定型的改革时期,明确监狱企业的目标非常重要。既要明确监狱企业的日常运行目标,又要明确监狱企业的长远发展目标,监狱企业的运行目标包括改造目标和经济目标,其中改造目标是首要的、根本的目标,而经济目标则是次要的、从属的目标。监狱企业的发展目标是:为罪犯劳动者提供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经济关系和恰当的组织安排,这种经济关系和组织安排将具体地体现为一种特殊的监狱企业制度,这决定了监狱企业的改革方向和目标。     

转型期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制度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根据现代企业理论中的契约论观点,企业是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契约集。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国有企业,可以将其视为政府与企业员工之间关于权利和责任的契约性安排,而改革则是对这种契约性安排的重新调整,实际     

农业:诱导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安排

我国 2 0多年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是典型的渐进式的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这种变革难免产生外部性、“搭便车”及制度供给滞后等问题 ,因而必须及时进行强制性制度安排来矫正诱导性制度供给的缺陷     

国有企业第四阶段改革存在制度供给不足的成本因素

一项制度安排的变革及其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制度安排的存在。政府制度供给不足是我国国有企业第四阶段改革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本文将影响政府制度供给不足的成本因素概括为 :制度变迁机会成本、制度变迁设计和实施成本、制度变迁实施后成本     

论公益经济诉权的宪法权利属性

本文试图从宪政的角度入手 ,分析公益经济诉权的宪法权利属性 ,从而使其在宪法体系中获得制度安排。公益经济诉权具有宪政所追求的民主、法治和人权的理念 ,因而是一种宪法权利。因此 ,在现有宪法权利体系下对公益经济诉权进行制度安排 ,既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需要 ,也是宪政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辩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

哲学的现实基础是社会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脉搏是与翻天覆地的中国经济社会变革一起跳动的。但哲学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领域,并非是社会现实的同步反映和表现。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剧烈的经济社会变革面前出现的某种程度的沉默,不过是这场变革缺失的折射。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周期性“扬弃”,是经济社会变革的辩证本性。与经济社会变革密切联系和辩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定要在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演进和超越中日益展示其真理的光芒。     

如何看待当前公有制经济成分的不断下降

十五大确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实践中,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公有制经济比重不断下降。从不可能三角,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基本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关系方面,分析公有制经济成分不断下降的原因,并认为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之后,公有制经济成分最终会上升。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规则体系

全球化背景下,经贸往来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中国两岸四地法律制度间的交往。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及《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代表的合作规则,形成了沟通与协调四地不同经贸法律制度间的重要机制。基于对四地间经济合作法律协调实践在制度安排、规则结构、效力层次以及内容调整等方面的梳理与分析,指出了合作规则不仅是有别于四地各方法律制度的一种新的规则体系,更是形成了各方相互间经济合作的共同体规则,对四地间的经贸交往与合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城市他进程中农民工边缘化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伴随经济增长,城市化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但其实质是产业结构中农业产业与非农产业的重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伴随"农转工"的发生.事实表明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彻底实现"农转工"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在农转工的身份以及相关的利益问题.所以"农转工"过程中必然出现既有制度安排下的农转工的边缘化及二次边缘化问题.笔者认为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从而实现实质性的保护农转工合法权益的根本方法是制度变革,建立一种没有制度偏好和身份标识的制度安排.     

我国民主行政之可能性及制度安排

现代国家都在尝试将民主理念及制度安排植入行政过程。由于我国政治发展变迁、社会变迁及技术变革,我国民主行政兴起具有一定的可能性。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需要做出制度安排。这包括三方面,一是推动公共行政组织变革,二是建立参与型的公共行政决策体制,三是实现公共行政程序的制度化。     

论有限合伙人身份识别法律制度

有限合伙人因受有限责任制度保护而使其身份识别显得重要,有限合伙人身份识别体现在合伙协议的内部确定、有限合伙证书显示信息的外部公示、企业事务控制权和合伙企业名称四方面。有限合伙人身份存在被推定和被否定的制度设计,以企业事务控制权为核心的有限合伙人身份否定的证明责任在于债权人,以合理信赖的标准承担责任有利于保护有限合伙人。我国有限合伙人身份识别立法可以借鉴美国1976年的ULPA模式为主,确立合伙协议和有限合伙证书制度,明确有限合伙人身份错误责任以及依控制权、合理信懒原则设置有限合伙人的否认制度。     

我国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分析

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表现为一种制度变迁,即旧的制度安排转变为新的制度安排。不确定性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特征。从宏观层面来看,目标的体制模式由于受到政府行为不确定性的影响而表现出不确定性；从微观层面来看，由于经济中的微观个体难以预料未来的体制走向，     

试论90年代农村经济的制度创新

本文认为，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新飞跃的显著特征是，在联产承包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文章从市场化和产业化融合、新型联合体兴起、城市化进程加快和自我积累机制形成四个方面，较为具体地分析了这种深层变革。正是这些变革相互配合、融合发展，构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的整体性制度创新，初步创造了一个适应现代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制度框架，意味着中国农村经济初步现代化的格局已经出现     

论被害人作证的经济补偿

被害人作证与证人作证不仅具有许多共同的制度安排，而且存在许多差异，更需要经济补偿。被害人经济补偿与被害人经济救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为了鼓励更多的被害人出庭作证，根据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的事实，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被害人作证经济补偿制度是一种应然选择。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的CS战略

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进行相应的政治安排 ,是新时期我们党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形式之一。按传统的观点来看 ,政治安排就应该以国家的政治系统为中心 ,安排和团结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但这种安排思路的实际效果并不能得到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拥护。理论和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调整政治安排工作的思路 ,实施从以“安排者”为中心向以“被安排者”为中心的CS战略的转变。     

资源生产率视角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

现在的稀缺资源已从劳动和资本开始变为自然资源,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仍以资本和劳动为内生变量,而将自然资源作为外生变量。我们需要对新古典经济中的生产函数进行相应的修正,将自然资源外生变量内生化,将其作为生产函数中的内生变量来对生产函数进行重新研究。目前我国的单位GDP能耗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应从制度性安排与技术变革这两个层面上采取措施以提高资源生产率。     

制度激励与南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和先决条件是社会的技术进步程度,但是,要把它转变为充分条件和现实源泉,还需要相关的激励性的制度安排。南京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已成共识,但在现实中却出现了政府号召、专家论证、但市场主体不积极作为的现象。制度环境的转变成为南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性约束条件和突破口。     

改革中两种制度安排的运行机制探讨

制度安排的两种基本形式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对改革的初始条件界定和渐进式改革开放的选择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由于转轨过程中新旧制度交叉期太长,两种制度安排已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发生了负面影响,阻碍了社会福利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必须进行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以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加快陕西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变革战略问题研究

陕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深层根源是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变革滞后。要加快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变革,应更新农村经济发展理念,整合区域产业布局,分类实施农村工业化;综合开发劳务产业,振兴村级经济,促进城镇化发展,构建现代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促进经济主体转变,强化科技市场机制作用,改善流通服务,创新农村金融体系,进行土地承包制度改革试验;改革政府农村投资体制,积极开展领导方式创新。     

简析欧盟财政法律制度改革

经济与货币联盟是欧盟经济一体化的高级发展阶段。健全的货币法律制度和财政法律制度是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两大重要支柱。欧元的启动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有效运作使欧盟的货币一体化顺利实现。然而,欧盟财政一体化进程却相对滞后,欧元区部分成员国负债累累的客观现实使欧盟的财政法律制度面临严峻挑战。为应对债务危机,欧盟财政法律制度有了重大变革,《经济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公约》或将进一步推进了欧盟一体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