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教育供给——省内分权与财政自主性的视角

中国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级政府承担着教育发展的主要责任,财政分权对地方教育投入有重要影响,而现有文献通常认为财政分权不利于教育发展。论文从省内财政分权和财政自主性的视角研究了财政分权对于地方教育供给的影响。基于1995—2008年省级数据发现,省级财政自主性,省级和地级政府对县乡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分权有助于增加教育投入;县乡级自主性会减少义务教育支出,且省级或县乡级财政自主性与省内支出分权之间存在显著影响。论文研究表明财政分权会有助于增加教育投入,且应当重视县乡级政府在公共品供给中的重要作用,但应注意到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缺陷,以及不同省内分权的不同影响。     

浅析我国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存在着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偏小,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缺乏规范化管理和监督机制,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被挪用、截留等问题。对现行制度进行优化与重构,需要做到: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使之成为义务教育经费的稳定来源;改革转移支付制度,均衡地区教育投入;借鉴国外经验,完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专项的计算方法;健全法律保障机制和监督机制。     

财政分权省际差异、原因和影响初探

中国的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向来由各省在不违背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的前提下自主决定。论文对1994分税制改革后的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差异、原因和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省以下财政分权与省内财政收入划分向县（市）倾斜正相关,与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依赖负相关。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财政供养人员下沉基层、农民收入、城乡差别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基层财政投资评审的廉政风险及防控对策--从一起财政投资评审案谈起

财政投资评审是财政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基层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投入不断增加，给基层财政投资评审带来了新的挑战。建立健全财政投资评审制度，加大财政支出与效益监管力度，增强资金使用透明度，用专业技术手段把好财政投资关，将有利于防止资金浪费，预防腐败滋生，保证财政资金规范、安全、有效运行。     

边疆民族地区财政保障法制化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边疆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偏远山区，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信息不便，基础设施落后，生产力水平很低，经济发展很落后，表现在财政上，就是财政基础薄弱，收不抵支，再加上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在实施中存在不足之处，容易引起民族群众的误解，产生不公平感，久而久之，积怨加深就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因此，我们应该依法保障边疆民族地区财政，为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提供坚实基础。     

县乡财政困难、财政风险与财政体制调整

财政困难和财政风险有着本质的不同,财政困难是财政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县乡财政困难中隐含着财政风险。不完善的财政体制不仅造成县乡财政目前的困难,也在运行中隐匿着财政风险。县乡财政体制的调整不应仅着眼于财政解困,从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的角度来调整和完善财政体制更具有科学性和普适性。     

中国财政改革与各省财政能力不均衡：回顾、分析和建议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采，中国政府间财政能力不均衡的现象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论文追溯从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变革，探察省级财力不均衡的演变，分析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在改善财力不均衡状况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并且就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政策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当前的一个研究重点应该是用量化手段考量各省的公共服务的成本函数，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各省的财政收支指标，更为准确地估算各省的财政需求和收入能力的差距。为了完善和增强政府转移支付的均衡化效果，应当增加一般性均等化补助的比重，以公式化的形式增强财力再分配的科学合理性和透明度，并加强政府财力均衡化的相关政策监控和应用研究。     

建设法治财政 提升理财水平

近年来，山西省财政厅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健全完善财政法规制度和搞好财政法制宣传教育为基础，以规范财政行政执法和加强财政行政执法监督为重点，先后实行了重大决策法律咨询论证审核制、     

财政法治视角下的财政透明问题研究

财政法治和财政透明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二者的有机结合贯穿于公共财政过程的始终。财政透明与财政法治有机结合的基础在于公共性和民主性。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可以借助法律的权威性、国家强制性、规范性、程序性和可诉性优势,保障财政透明机制功能作用的发挥和宗旨目标的实现。当前中国,财政法治与财政透明的有机结合表现为预算公开原则的立法嵌入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法律位阶的提升。     

现代“家财型财政”与中国国家构建

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财政的转型并未像西欧那样直接从家财型转为税收型,而是经历了两次从家财型向税收型的转型:晚清和民国期间,从帝国家财型财政,转向一种(落后的)税收型财政,但这次转型并未实现现代财政,引发中国财政向现代家财型财政的转向;1978年后,从现代家财型财政,转向(先进的)税收型财政,这次转型相对成功,也标志着中国国家转型的某种成功。在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现代家财型财政的兴起、衰落与解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国家建构视角来看,现代家财型财政巩固了国家政权,完成了工业化积累,帮助创造了现代国家发展所需的社会基础。     

浮山县财政局“四措”提升财政投资评审质量

近年来，山西省浮山县财政局紧紧围绕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目标，坚持树立精打细算、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理念，进一步加大了财政改革力度，从强化预算编制和财政基础管理人手，到完善国库集中支付、财政投资评审、政府集中采购等机制，加快了实现整个财政无缝隙管理步伐，加强了财政全方位监管质量。从财政投资评审方面讲成效更为明显，为确保财政增效节支和资金安全运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论单一制中国的财政联邦制——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为视角

单一制与联邦制只不过是国家纵向权力配置模式的类型化。任何国家都存在集权或分权两种力的作用,中国便是一个带有联邦制因素的单一制国家。中国财政联邦制的发展与单一制国家结构框架内的体制多有抵牾,但中国财政联邦制的变革并不意味着宪政联邦制的确立。     

澳大利亚政府预算改革与财政可持续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财政风险上升,个别国家还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这使得各国普遍认识到一个国家拥有严格且有效的财政纪律的重要性,尤其是强有力的财经纪律对稳定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澳大利亚经济与财政表现稳健,受到广泛关注。这种稳健性与澳大利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推动的财政预算改革密不可分,更是1998年《财政预算诚信章程》颁布实施后,在新的财政规则约束下积极实施中期财政框架的直接结果。澳大利亚的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证改革发展离不开财政支持

公证工作改革、公证处转制、公证业务的发展，均离不开财政经费的支持。具体的经费管理模式，与公证的发展息息相关。国家实行财政分级核算，因此各地公证处的经费管理也不尽同。探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公证处的经费管理模式，有利于针对性地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积极稳妥、因地制宜搞好公证改革，有利于建立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公证经费管理模式，更好地发展公证业务。 贵阳市公证处目前仍然是行政体制、公务员身份、预算内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多年来，我处预算外公证费收入实行的是比照全额事业单位进行经费管理，不同时期有所调…     

什么财政教育投入达不到占GDP百分之四的目标：一个基于跨省多年度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

论文试图就中国未能实现财政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的政策目标提出一个解说：教育在中国地方官员的激励体制中占据一个很低的位置，导致它在地方财力分配决策时被边缘化。这个解说在我们对1997—2006省级面板数据分析那里得到了证明：随着地方自有财政收入和转移支付的边际递增，财政教育投入呈边际递减的趋势。     

财政权利的逻辑体系及其现实化构造

财政是权利的保障。为精算权利的成本,应建立权力人与权利人共商的议价机制,财政法研究亦应突破传统权力视域,植入财政权利的思维。财政权利的理论渊源,根植于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财政信托关系,并立足公共财产本身的控制权能与受益权能,可凝炼为防御性和受益性的财政权利体系。类型化解构上,财政权利可考究为以选择性与利益性为深层次要件的价值体系、以排他性与衡量性为建构性解释的规范体系,这是形成财政权利体系的法理基础。结合转型期中国财政法治实践状况,防御性财政权利的现实化构造应加快落定财政法定主义、财政议定主义的客观防御,并准确施加财政知情权、财政参与权、财政监督权的主观防御;受益性财政权利的现实化构造应推进达成财政民生主义、财政公平主义的受益屏障,并从立法、行政与司法方面全面落实受益权利的保障义务。     

大规模财政投资、劳动报酬占比及经济增长:CGE模拟分析

利用CGE模型研究的结果表明:大规模财政投资对劳动报酬及经济增长既有着积极效应也有消极效应。其积极效应正如政策预期一样,实现了大规模财政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其消极效应主要表现在:使得居民的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从劳动报酬和政府税收的角度来看,大规模财政投资加剧了"国进民退";行业间的增长效应并不一致,石化等少数几个垄断行业受投资影响的增长效应较为明显,其行业劳动报酬占比呈现上升的趋势,同时这些行业的劳动报酬占全国总体劳动报酬的比例也呈上升的趋势;竞争性行业劳动报酬占比则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大规模财政投资加剧了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劳动报酬差距。政府新一轮刺激政策需要考虑到政策的负面影响。     

中国政府问财政关系的演变（1949—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经历了中央计划（1949—1978）、财政包干（1979—1993）和分税制（1994至今）三个体制阶段。论文借助财政联邦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试图就如下问题做出回答：在不同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下，财富和收入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如何分配的？国家财政收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是如何分配的？谁是受益者？谁是受损者？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何种影响？     

坚持依法理财建设法治财政——武乡县财政局推进财政法制建设工作纪实

近年来，山西省武乡县财政局紧紧匿绕财政改革与财政管理中心工作，按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法制财政的要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财政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和法制化水平显著提高，为促进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财力支持。     

法治财政的宪法之维

财政虽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但如果没有法治的系统保障,财政也就难以真正发挥作用。法治财政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现行《宪法》的内在要求。现行《宪法》不仅为中国的法治财政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而且已经为法治财政建立了制度平台。无论是财政权的来源、财政权的实现形式,还是国有资本收益的使用、税收立法权的归属,抑或是财政平等主义,都可以从现行《宪法》中找到答案。正如所有的宪法制度一样,中国的财政宪法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权威性不够,且未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而宪法的真正意义在于实施,其生命力和影响力也在于实施。可见,行宪、护宪、坚持宪法至上,既是新时期"中国梦"的核心要义,又是落实"依宪治国"精神的关键之举,还是法治财政实现的重要依托。主张财政立宪主义,并不是期望在短期内大规模修宪,更不是试图抛开现行《宪法》另起炉灶,只是希望现行《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能够得到真切贯彻。唯有如此,中国的财政法治才有希望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