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罪与强奸罪犯罪手段之比较研究

抢劫罪与强奸罪是司法实践中比较常见的传统犯罪,虽然抢劫罪是侵犯财产的犯罪,而强奸罪是侵犯人身的犯罪,但是由于刑法将此两罪的客观行为的手段行为都规定为暴力、胁迫和其他方法,故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比较容易混淆的地方.在司法实践中,正确把握作为抢劫罪和强奸罪犯罪手段之"暴力、胁迫和其他方法"的内涵与外延,对于正确定罪处刑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行凶“及其司法适用

“行凶”一词虽然不是刑法中的罪名用语，但它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它的含义应该为手持各种凶具故意伤害他人的身体的行为。“行凶”的主体必须是达到一定年龄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过失不能认定为“行凶”，客观方面必须是正在进行的行为。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行凶”，要分清“行凶”与“行凶挑拨”的界限，“行凶”与相互斗殴的界限，不能把意外事件认定为“行凶”。对“行凶”在司法实践中应以保守性操作为宜，不应作扩张性解释。     

中国邪教组织犯罪之司法认定

邪教组织犯罪是指行为人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邪教组织犯罪,必须正确认定邪教组织,把握有关邪教组织犯罪的构成特征,厘清邪教组织犯罪与非罪的界限,严格区分邪教组织犯罪的此罪与彼罪。     

论刑事案件中涉案财产的产权归属

刑事案件涉案财产的产权归属不仅直接关系到财产所有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关系社会的稳定,关系到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认可与评价。由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对涉案财产的认定和处理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经常发生侵害财产所有人合法权益的现象。这违背了宪法关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规定,损害了公民合法的财产权,也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在公众心中的地位和形象。本文以法理与实践为依据,试从涉案财产的定义与产权归属、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涉案财产司法实践和立法建议等方面展开论述,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去伪存真,引起立法部门的重视,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得到切实的保障。     

“处分”视角下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分

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分问题一直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所在。而该问题的解决对于保证正确的定罪与量刑,实现司法公正等都有重大意义。从传统刑法理论分析,二者的犯罪主体、犯罪客体和主观方面都相一致,只是客观方面不同,但这并不能有效解决它们的诸多界分问题。从二罪的财产犯罪的性质来看,民法上的“处分”无疑可以作为界分二罪的中心环节。盗窃罪为完全违背被害人的意志非法获取其财产,而诈骗罪的本质在于利用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做出的处分财产的行为,因此如何界分两罪,尤其重要的就在于对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的认定。     

浅谈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盗窃罪与诈骗罪同属财产型犯罪,而目前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诸多掺杂有诈骗手段和窃取手段的复杂侵犯财产类案件,使司法部门在定罪与量刑上困难重重。盗窃罪与诈骗罪区分的关键在于对财物的处分行为。     

侵犯商业秘密罪若干问题探讨

商业秘密是人类智力劳动的成果，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在为企业带来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优势的同时，也给投机者以极大的诱惑。刑法把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纳入了调整范围，要正确适用刑法之规定，首先在法律上赋予商业秘密以恰当的权利定位，并对商业秘密的核心内容有比较科学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正确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研究

为了规制“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六）》增设了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该犯罪包括普通型的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和必要共同犯罪型的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两种犯罪类型，它们在犯罪构成要件上有所不同。司法实践中，要正确认识该犯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界分，并对该犯罪可能发生的想象竞合的情形与牵连犯的情形作出正确的判断与处理。     

不当得利与财产性犯罪的区分认定——以实际疑难案例为分析样本

由于社会现象的纷繁复杂,使得民事不法与刑事不法交错相生,难以正确地加以界分。在对一些疑难案例的分析认定过程中,往往会涉及多种侵犯财产利益的不法行为,不当得利与财产性犯罪的界限模糊不清。对不当得利与财产性犯罪的区分认定,应当在其一般理论的基础上,以行为对象为切入角度,进而依据权属关系的变动情况来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和客观行为,最终确定该不法行为的性质。     

集体企业制度创新:主体、核心与政府行为

集体企业产权形成逻辑决定了集体企业产权变迁的路径依赖：集体企业制度变迁主体是由地方政府领导的强制性变迁和经营者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构成的统一体，集体企业制度变迁的核心是产权在政府、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重新分割，集体企业制度变迁的实质是集体企业的民营化和市场化过程，政府对集体企业产权变革则起了推动作用。     

财产保全错误之法律适用理解与探析

财产保全制度的制定,本质上是为了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随着财产保全制度的运用,财产保全错误案件的争议日渐激烈,首当其冲便是针对财产保全错误性质的界定,其次则是针对财产保全错误的类型化分析.因此,界定好财产保全错误的性质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地根据过错原则处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对财产保全错误进行类型化分析更是对司法实践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走私废物罪司法认定研析

走私废物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新增设的一个罪名,其犯罪对象和法定刑有一定的变化.司法实践中走私废物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应从走私行为、对象、情节来把握;从犯罪构成来区分本罪与其他罪的界限;正确处理本罪的预备犯罪的形态与其他犯罪的既遂犯的竞合问题以及本罪的共同犯罪形态等,从而把握罪刑标准,做到正确量刑.     

试论公款装修住房行为的性质

住房制度改革使公务人员住房的产权归属多样化,装修住房行为相对于其他消费行为又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使以公款装修住房行为的性质趋于复杂。实践中对这种行为的判定甚至有天壤之别,导致既枉又纵,司法失衡。其理论上的错误要害是要么抹杀占有与占有权的法质的区别,要么无限扩大挪用对所有权权能的控制要求。纠正这种极端性偏差,分清房屋所有权归属和行为人的目的与手段,才能正确认定公款装修住房行为的性质。     

窝藏、包庇罪客观行为辨析

刑法理论界对现行刑法第310条规定的窝藏、包庇罪客观行为存在不同理解。司法实践中应对现行立法进行解释,对＂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作假证明包庇＂作正确理解,准确区分本罪客观行为与相关行为的界限。     

试论认定抢劫罪的几个难点问题

抢劫罪是侵犯财产罪中危害最严重的犯罪 ,在司法实践中情况比较复杂 ,特别是以抢劫手段强索债务的行为应否认定为抢劫罪 ,如何正确认定入户抢劫 ,对入户盗窃、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后转化为抢劫的案件 ,是否按入户抢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论处等问题在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 ,探讨该难点问题有助于准确理解立法精神 ,指导审判实践 ,正确认定抢劫罪。     

论媒体监督权的性质和界限

被冠以“第四权力”之称的媒体监督权，是媒体就国家行为发表意见的资格，属权利而非权力。现行法律没有就媒体监督权确定界限，为正确发挥其作用，文章对媒体监督权提出下列界限：即对象上只能针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内容上对事实的描述应当真实完整，时间上应视国家行为性质而定：对于立法行为可以在任何环节参与、对于行政行为除了重大决策外应允许媒体参与、对于司法行为媒体可以提前介入但报道应当慎重，以期为立法提供参考。     

出借信用卡后擅取存款行为的法律评析

利用信用卡实施犯罪活动是近些年来较为常见的犯罪样态。行为人出借信用卡后擅取存款的行为,从民法上看,由于其没有支付相应对价,实质上属于不当得利。在此情形下,如行为人有能力返回而拒绝返还该财产,则在刑法上应当认定为侵占罪。运用刑民二次违法的思维模式和分析方法,有助于对疑难刑事案件做出正确判断,在司法实践中值得提倡。     

浅议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认定和区分

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限比较模糊，在司法认定中容易引起争论。正确区分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这样才能正确地打击犯罪。本文对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进行一些尝试。     

保险诈骗罪疑难问题探析

基于立法对刑法实行行为本质特征的认识的差误,导致对保险诈骗罪实行行为方式设计中的诸多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保险诈骗多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时罪名的认定问题也必然成为了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     

私营企业产权刑事司法问题研究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因私营企业产权纠纷引发的司法认识分歧一直是司法机关查明事实、适用法律的难点。产权作为一种属性较为复杂的概念,不能简单根据刑法理论分析看待,应合理分析其在经济层面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影响,同时应以产权平等保护为目标,立足于个案司法裁量,妥善应用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合法合理保护私营企业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