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受传统社会礼治秩序的影响,我国农村的法治秩序建设举步维艰。在依法治国的现实背景下,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不可忽视,同时也存在着现实障碍,要从农民法律信仰的培育、法律意识的塑造、法治与礼治的整合和法律资源的补给着手,构建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现实情况的现代法治秩序。     

走向和谐与法治——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社会发展和社会控制的客观规律给予了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内在合理性和外在正当性。伴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和分散化,矛盾纠纷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和琐碎化,决定了法律（司法）一元控制难以实现社会矛盾的和谐解决,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正是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中为世人所认可,为世人所构建。本文将对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总括,设立目标和具体制度做相应探讨。     

涉诉信访与法治的中国路径——以和谐社会的构建为背景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我国当前治国理念之表达,也是促使法学界重新审视法治的中国路径之契机。而涉诉信访就是我们在探究法治的中国路径时所必须正视的一个典型问题。它是我国一段时期以来诉权与司法权之间的扭曲关系、重实体正义而轻程序正义的制度设计、诉讼审判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纠缠不清之状况的反映和产物。应借助和谐社会的理念．对涉诉信访这一中国的特有制度予以创造性的转化,将其整合为我国法治进程中更为积极和谐的因素,促使诉权与司法权形成良性互动,诉讼审判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得益彰,彼此促进,把强调实体正义与追求程序正义有机地统合协调起来。     

"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对中国法治的思考

2008年,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本文从法治的角度,通过对社会群体性事件所凸显的法治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民众的法律信仰缺失、司法功能失灵以及行政与司法权力界限不清都是导致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法治：实现自由与秩序和谐的路径

我国选择“法治”这一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有着其内在的逻辑。法治,善法之治,其核心价值是自由,故其以保障自由为本能,为关怀自由而合理限制自由。法治,正义之法,其基础价值是秩序,故其以维护秩序为己任,依正义而甄选秩序。自由与秩序是矛盾关系,法治为两者的对立统一、实现和谐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路径。     

中国传统秩序观与现代法治的契合

对传统中国法律秩序价值的分析,使我们重新看到了传统观念、制度中的合理因素,以新的眼光吸纳这些合理因素以适应不断变动、发展的法律秩序,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中国法治道路的探索——以纠纷解决的正规化和非正规化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我国解决纠纷的机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以前,主要依靠单位和人民调解解决纠纷,司法不发达;改革开放以来,正规化的法院在解决纠纷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调解的作用日益减弱;1997年以来,法院审判的数量没有明显的增长,调解的数量和比重继续下降,行政解决纠纷机制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应该认真研究解决纠纷的司法机制、行政机制和民间机制各自的特点以及它们的配置和关系,把正规化、半正规化和非正规化的解决纠纷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利益、法治、秩序与和谐——关于构建和谐社会法治维度的价值理路

法价值是法的客体对于主体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利益、秩序、和谐构成了法价值的主体,它们与法治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利益是法治的逻辑起点,法治是利益均衡实现的最理性选择,利益均衡是秩序的前提条件,秩序是法治的最基本价值,和谐是法治的终极价值,是秩序的最高境界。     

基层新型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及其解决路径——以广东省惠阳区为例

社会转型的加快,使基层社会矛盾呈现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土地承包纠纷居高不下、土地征用纠纷反复、劳资纠纷动辄引发群体性事件、环境污染、物业管理引起的纠纷增多.为了有效预防、成功调处和防止激化矛盾纠纷,要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调整利益分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加强诚信建设,提高全体公民的素质.     

“扩展秩序”下的中国法治进程

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过程也是“法治东输”的过程。二十世纪末 ,“法治”的口号又在中国兴起并有成为现实之势。最早时 ,中国失去了形成法治理念的机会 ,当然也失去了演进成法治社会的可能。今天 ,中国仍然存在这种法治发生的元素 ,这种元素是原发性的 ,但是它又是不能被人所左右的。“怎样生活”的选择过程必然让我们路过法治 ,只是我国的法治不应该是人为的结果 ,而是自然演进的“扩展秩序”。     

校园的治理:法治与德治——以纠纷的解决为视角

本文以纠纷的解决为视角,探讨校园的治理问题,认为纠纷解决是校园治理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校园和谐的必然要求,而有效解决纠纷,实现校园的治理,达到校园的和谐,需要法治与德治双管齐下,切实把握好纠纷的防范与处置两个环节。     

当代中国法治路径的考察——从一个乡村基层法官的判理说起

现代中国实现法治的路径研究很大程度是研究乡村社会的法治实现路径。论文从乡村社会的一个案例说起，通过这一案例展现了乡村法官在具体的裁判执行过程中，如何协调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针对这一状况，我们引介了国家正义与乡土正义的概念，详述了法官解决乡村纠纷的过程和实现法治的可能路径。     

纠纷与秩序——通过纠纷解决所实现的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的实现与社会秩序的建构是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共同感兴趣的重要问题。在学界,对于如何实现社会控制和建构社会秩序一直存在着争论,有的认为应当主要依靠国家理性建构的力量,有的认为应当主要依靠社会自然进化的力量。纠纷解决程序对于社会控制的实现以及社会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这里的纠纷解决程序既包括国家正式的纠纷解决程序,也包括社会非正式的纠纷解决程序。     

公共决策与法的逻辑路径——以秩序价值为视角

公共决策属于决策的范畴,实际上是一种过程。相比于其他决策,其以国家权力等为后盾和以公共管理为依托等特性,反应了对秩序的关怀。对秩序的关怀也属法的价值,显然在剥离开决策过程本身之后,二者具有共同的价值指向。现实中,我们应该探究公共决策与法律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更好的理解公共决策本身。     

构建以法治为核心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需要建立以法治为核心的多元化的社会纠纷化解机制。要树立以法治为解决矛盾纠纷的唯一标准,健全完善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立法确立法治解决矛盾纠纷的制度体制,改进宣传思路大力营造法治文化,通过各层面的建设完善,增强社会解决矛盾纠纷的能力。     

中国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为视角

本文运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法治秩序建构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当前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致命弱点在于主体维度的缺失;法治秩序建构的本质在于由传统的日常生活世界向非日常生活世界跃迁;当代日常生活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寓所对于法治秩序的建构形成巨大的阻滞与消解因素;日常生活批判对于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根基性价值.进而提出重构当代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设想,即建构一套以国家(政府)为动力,以社会为基础,以日常生活批判和深层文化启蒙为主体维度的国家·社会·日常生活批判三位一体的新的法治秩序建构理论.     

民间法现代运作及其影响法治的文化心理学分析——以三则典型案例为视角

即使在我们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情况下,民间法依然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的法治建设。之所以人们仍然偏好以民间法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和解决纠纷冲突的参照,这固然有十分复杂的原因,但文化心理原因不能不说是最重要的。为了保证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在法律观念、法律制定、法律运作和法律适用结果等不同层面充分考虑承载深厚文化心理基础的民间法。     

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思考

本文从法治的视角探讨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厉行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对制约和谐社会的法治问题进行思索并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     

拓展以民生为导向的法治新路径

民生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样也是贯穿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过程始终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中国，给予民生问题以重视、解决和保障，尤为必要和紧迫。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暴力拆迁事件的发生，都在传达着人们对公平正义的呼唤，而从深层次来看，这更是人民群众对法治的呼唤。因此，锁定民生这一主题，揭示“民生”、“民生法治”的本质内涵，探讨当下中国民生法治发展模式的构建和完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彭中礼著的《法治发展论纲：民生法治发展模式建构研究》一书，正是在深刻洞悉我国民生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以及深人考量当代中国国情的前提下提炼出民生法治发展模式这一制度构想的。可以说，这一构想既是建基于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考量，又是对我国法治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为我国的法治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设计。     

依法执政的法治基础与实现路径——以政党文化为视角

中国共产党的实践逻辑是“党建国家“,在依法执政方面,则表现为政党文化同执政的法治基础具有同构性,并在指导思想制度体系等领域发挥着主导性的整合作用。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实现路径主要有:以法治规范执政行为边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将法治精神嵌入意识形态结构、把权利义务关系内化为民主的生活方式、协调体制内的党际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