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筹资的博弈分析

现行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筹资制度直接导致了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及农民负担的沉重。基层组织与农民的博弈使得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制度改革是解决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和农民负担的根本之策。     

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的微观基础:利益博弈

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不仅是城乡之间的非均衡,而且还存在与农民需求相偏离的总量与结构的非均衡。研究发现以上三种非均衡供给产生的根源不仅仅是财力不均等,更重要的是背后存在一种微观政治经济逻辑:利益博弈。城乡利益群体间、央地政府间及其与农民间的利益博弈导致了三种类型的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的出现。因而必须重塑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利益博弈结构,构建公共服务提供主体间利益博弈的新规范,进而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均衡发展。     

管制与扶持:农村金融的供给“阀门”——政府与农民金融供需路径的“博弈”

农村金融道路的选择是政府与农民博弈的结果,由于博弈局中博弈主体不同的利益取向与策略选择,导致了农村金融领域的低效率纳什均衡,政府没有管好农村金融,农民也无法获得最优金融供给。要改变农村金融低效局面,就需要博弈双方站在理性的角度组建新型的合作基金会,特别是政府要通过法律、行政等手段来确保条件的实现。     

从政府垄断到多元互动——农村公共产品民营化进程中的多重博弈关系解读

农村公共产品民营化实质上就是农村公共服务领域内的一场制度变迁,即打破农村公共事业领域原有的政府一元供给的制度格局,确立政府、民营经济、村民组织多元互动的制度格局.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多重博弈关系,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民营化与民营经济的博弈、民营化与村民组织的博弈.以博弈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深入探究各自的博弈过程与博弈策略,推导出可能出现的各种博弈局面甚至是博弈困境,提出相应的引导性对策.     

政府、农民、农村精英博弈的理性路径分析--以"袁楼事件"为个案

"袁楼事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农民与地方政府和乡村精英博弈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较为典型的"三农"问题个案.它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博弈各方在维护自己基本利益的前提下,要适度"妥协",即博弈有"度";片面追求一方利益的最大化而不顾及他方,往往会事与愿违,最终导致各方都不原意看到的"负和博弈".执政党(政府)必须从公共理性出发,制定并维护合理的"游戏规则",协调博弈各方的利益.     

免除农业税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及其对策

一、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体制特征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制度内供给缺失。农村公共产品是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与我国农村居民利益直接相关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极其重要,但很难完全由农民自己提供,一般应由政府提供。我国城市的公共产品的确是政府提供的,但是在农村,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则相对较少,农村公共产品     

关于农村代际公共物品的理论探讨

代际公共品是公共产品在不同代际间的人中延续并共同分享的一种特殊公共产品,是不同代际的利益博弈均衡。以公共物品的代际差序为基点研究农村代际公共品及其供给问题,为农村公共物品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     

关于农村代际公共物品的理论探讨

代际公共品是公共产品在不同代际间的人中延续并共同分享的一种特殊公共产品,是不同代际的利益博弈均衡.以公共物品的代际差序为基点研究农村代际公共品及其供给问题,为农村公共物品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     

我国城市公共工程评价者间的零和博弈及治理

城市公共工程评价是对其投入产出效益的综合评判,是城市公共工程供给合理性的主要评判工具,其评价结论反映了城市公共工程不同评价者权、利博弈后,对公共利益、私人利益的再次分配。作为城市公共物品,城市公共工程评价者间具有复杂的利益关系,而我国城市公共工程评价者间权力地位的严重不平等,导致评价者间的权利博弈行为成为零和博弈,即强势群体侵占弱势群体应得利益,城市公共工程供给无效率。我国城市必须从行政权力制约机制、公共参与机制、第三部门参与评价机制、公共价值观培育机制四方面着手,从而对我国城市公共工程评价者间的权力不平等与利益导向分歧现象进行治理,并实现我国城市公共工程评价从零和博弈到非零和博弈的超越。城市公共工程供给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才能真正促进城市的稳定迅速发展。     

政府与农户博弈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退耕还林”政策的分析

农村问题是我国目前正在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从经济学上给予其理论解释有利于农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试图通过土地产权结构的重新安排在政府与农户间建立一种新的契约关系,以在不损于农户利益的基础上改善生态环境。本文通过构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模型,研究退耕还林工程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激励不相容问题,重点研究了退耕还林中的寻租和串谋行为;从委托代理论出发解释了这个农村政策,并给出一组政策建议。     

农村财税体制与公共服务问题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两次财政体制改革都不利于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财税体制改革也对乡镇政权性质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财富分配中的结构性失衡、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公共品供给领域的误区等体制性问题的存在,导致农村主要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改革必须从调整乡村治理结构、提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作用与功能以及提高农民主体地位与参与程度等方面着手。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于W村的个案分析

在新的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基层民主机制的缺乏和不完善。以及行政系统本身的弱点,引发了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文章从一个村庄实证探讨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供给效率的关联,并提出了合理化供给的政策以及制度改革的建议和设想。以促使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符合效率目标的要求。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优化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否健全,直接关系到社会全面进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与民生关系紧密的供给体制机制得到优化。不过在供给机制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缺陷,这对我国农业、农村以及农民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从农村群众利益出发,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力度,让大家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必须不断推进机制创新,优化新形势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现代税制下的政府收益最大化:概念阐释

本文通过阐述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与政府总的净收益之间的联系来界定现代税制下的“政府收益最大化”,指出现代税制下的“政府收益最大化”是政府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优化公共产品供给的结果。“公共产品优化供给”的核心指标是纳税人提前支付了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后,在公共产品消费过程中不必二次付费。尽管这种“政府收益最大化”并非特定时空政府经济作为的描述,但是它所建立的规范性判断却可以为现代政府的财政决策提供参考或指导,从而有助于政府更好地服从于公共利益的安排。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关系协调

乡村关系冲突是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乡村关系冲突从根本上主要是由乡镇政府在我国权力体制中的特殊地位、村委会在利益角色上的双重性和乡镇政府在利益上的自利性、乡村关系在法律规范上的制度供给短缺造成的。建设新农村,必须通过转变理念、创新体制和完善法治对其加以改进与完善。     

公共物品的多元化供给

传统公共物品理论认为 ,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提供 ,但这样的单一模式却导致了不断膨胀的财政支出 ,财政负担的加重又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 ,探讨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化模式是必要的。基于此 ,本文分析了公共物品供给的权威型供给、商业型供给和自主型供给模式     

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

由教育投资和培训等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条件下成为现代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国“三农”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低制约着“三农”问题的缓解,人力资本理论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科学依据,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     

农村税费改革与政府效率

按照“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的要求,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改革面临的瓶颈及公共经济学有关政府效率及“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等理论,为赋税制度的公共选择改革和乡镇机构改革提供了佐证和支撑。源于农村税费改革的乡镇撤并,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农村税费改革本身,实现了多重效应的结合,推进了农村税费改革向深层次展开。     

我国数字鸿沟问题的“三农”透视

在信息化进程中,我国面临多重数字鸿沟。其中,我国的城乡数字鸿沟具有“三农”问题的特殊背景。三农问题是造成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之一,数字鸿沟也制约了三农问题的解决。为防止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我国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采取综合措施治理城乡数字鸿沟。     

环境问题与政府责任——基于环境政治学的视角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人们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发展、诱发群体性突发事件和政治冲突、威胁国家政治系统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就决定了政府在解决环境问题中必须扮演主导性角色。因此,政府要制定符合公众诉求的环境公共物品的质量标准,加大科技环保投入,建立公众环境权益维护和保障机制,加强对环境的治理,促使社会环境与政治发展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