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行刑以促进罪犯顺利回归为根本目的——从社会法治与社会人性角度思考监狱改造

刑罚的报复主义思想只是刑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随着国家政治民主制度进程的不断深化，刑罚的最终目标将更多地体现在对人的关怀上，监狱行刑的最终目的也应扩展为：将罪犯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适格公民。监狱行刑的任务也要努力适应这个转变，必须教会罪犯同其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知识、基本信息、保证其思维与社会发展同步；并教会罪犯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谋生本领，提高其回归社会后的自然生存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监狱行刑的法律和社会效益。     

中国古代监狱角色的透视——以外部功能和内部制度为视角

中国古代监狱在当时法律实践中的基本功能体现出中国古代监狱与刑罚种类变迁之间的基本关系，从而推断出当代中国以执行自由刑的监狱与古代监狱功能的巨大差异，而造成这一差异的背后是对于中国古代自由权利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必然反映。中国古代监狱与审判权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展现中国古代监狱的法律地位和性质，以解释形成上述现象背后的权力依据，而这样的地位和性质也影响到古代监狱本身的价值目标。从监狱内部而言，对于关押人的具体管理制度，尤其是刑罚执行变更制度等无一不受到监狱本身角色定位所带来的目标价值的渗透。     

论英、美法学家关于刑罚本质的认识

本文对英、美刑法学中关于刑罚本质的三种主要理论进行了述评，指出报应刑理论是复仇情感的渲泄，功利刑理论是基于苦乐算计的推理，折衷刑理论是其对立和调合。关于刑罚本质的各种理论有利有弊，只有对它们进行对比研究，才能扬长避短     

论监狱执行刑罚的向度——以福柯的主体思想和权力学说为视角

作为监狱的行刑对象,罪犯并不是超理性的主体,相反他仅仅具有有限的理性和自由意志。基于对主体的这种合理定位,所以不可能依靠罪犯通过自己心灵的净化而自己改造成功,监狱的刑罚执行作用必须得到强调和重视。监狱通过外在的刑罚执行,并辅以罪犯自身的反省,从而可以把罪犯改造成规范意识主体,这是监狱执行刑罚的一个向度。同时,监狱在运用规训方法改造罪犯时,要运用更人道的手段,尽量避免权力与罪犯的直面冲突,因此,提高监狱的惩罚艺术就是监狱执行刑罚的另一个向度。     

监狱刑罚以促进罪犯顺利回归为根本目的——从社会法治与社会人性角度思考监狱改造

罪犯改造目的来源于刑法目的和刑罚目的。三者之间,刑法目的是总要,刑罚目的是中介,改造目的是为刑法和刑罚目的服务的,监狱刑罚的目的即为罪犯改造目的。本文从社会法治与社会人性角度对监狱改造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论监狱的功能——以监狱的社会属性为研究视角

监狱是社会制度发展的附属物，也是刑罚发展的衍生物。监狱作为国家刑罚的执行机关，同时又是社会安全的保障机器。监狱是属于社会属性的范畴，监狱与社会在逻辑上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监狱的这种根植于社会的属性，决定了监狱与社会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对社会来说，监狱的存在即是发挥着它在社会中应有的作用。监狱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监狱作为刑罚执行的最主要主体，国家通过刑罚来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彰显着其独特的隔离关押、犯罪控制和罪犯再社会化的社会功能。     

监狱行刑的功能与目的

监狱行刑功能 ,是指监狱行刑活动可能产生的积极社会作用 ,它是刑罚功能在执行剥夺自由刑中的具体表现。刑罚功能是刑罚本质的外化。监狱行刑功能是剥夺自由本质的外化。我国刑罚的本质由两个内在属性构成 :一是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性 ,二是对罪犯的改造性。我国剥夺自由刑的本质也由两个内在属性构成 :一是以剥夺人身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性 ,二是在剥夺人身自由的基础上对罪犯的改造性。由剥夺自由刑的第一个本质外化出来功能有两个 :即剥夺功能和威慑功能。由剥夺自由刑的第二个本能外化出来的功能也有两个 ,即教育功能和感化功能 ,此外 ,监狱行刑功能还具有一般服务作用。     

反思知识产权之合法性基础——以正义论为视角的分析

TRIPs协议推动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全球化,但产生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TRIPs协议下,主权国家根据国情采取适当的知识产权政策显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面临健康、教育等人类基本需求方面的问题,导致人们反思知识产权理论的合法性.从正义论角度重构知识产权理论,知识产权制度将在保护知识创新者利益的基础上,承认知识产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     

当代中国法律本质理论研究重述

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与法律本质理论的变迁与进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学者从坚持法律的阶级性,到认可法律是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再到承认法律本质的层次论,法律本质理论在争鸣和反思中不断丰富。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研究意义、逻辑起点、基本工具、经世目的等方面对法律本质研究进行了再思考,最终认为,正义才是法律的本质。     

监狱的悖论——监狱亚文化的传承——以田野调查的视角

监狱文化是监狱这种特定组织内部的文化概括,它包括监狱主流文化和监狱亚文化.监狱亚文化是犯人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它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与监狱主流文化存在一定的对抗性,往往不为主流文化所认可.监狱是各种亚文化的汇合之地,许多亚文化的积淀、适应、整合、传承都在这里顽强地进行着.监狱亚文化可分为三类:一是价值观念类；二是行为类；三是语言类.监狱成为监狱亚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播的起点.监狱可以通过强制性地持久地灌输主流文化的观念,挤压亚文化生存的空间,将亚文化的影响控制在最低的限度.     

也议恢复性司法——以刑事一体化为视角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恢复性司法成为了刑事法领域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恢复性司法是刑事一体化思想的实体展开,由于恢复性司法的积极意义,在司法实务界进行了广泛的积极实践。本文以刑事一体化为导向进一步探讨了恢复性司法。     

论西周时期的监狱行刑制度

西周是我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周统治者提出的“明德慎罚”立法思想的指导下，西周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监狱行刑制度，其中的劳役制度和感化教育制度，体现了西周时期的法制文明和进步，是中国监狱发展史上的一个亮点．研究这一时期的监狱行刑制度，对于后世监狱制度的发展和近现代监狱学科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我国监狱布局问题的思考——兼评监狱布局对刑罚执行的影响

监狱布局在监狱体制改革中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监狱布局是指在一定地域内全面综合地考虑各种因素,对若干监狱的各自位置及相互关系作出规划安排,以及这种规划安排的结果和状态。在全面地分析了影响监狱布局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反思我国监狱布局现状、弊端及其对刑罚执行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为未来监狱体制改革中监狱布局调整建言献策。     

精细化是监狱安全管理的必然选择——论现代监狱安全管理（一）

监狱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是惩罚与改造罪犯的特定场所。特殊的管理对象、场所和任务,决定了监狱与生俱来的安全要求明显有别于其他社会机构。本文指出建立健全监狱安全管理机制,提高应对监管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劳动安全、自然灾害安全等各类安全事故能力,是现代监狱的基本任务。     

刑罚剥离与监狱企业模式重构——沿着当前监狱体制改革发展的思路

随着监狱体制改革的进行，监狱经营企业的经济职能、管理社区的办社会职能得以剥离，刑罚执行功能得以纯化，正逐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对劳动改造功能却不知所措，甚至将之分离到监狱企业身上；同时对监狱企业模式的探索依然停留于“企业性”、“特殊性”，尚不能站到公民社会的高度去认识。因此，有必要沿着当前监狱体制改革发展的思路，挖掘监狱劳动的深层机理，进一步创新制度，重构监狱企业模式。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监狱为论述主体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实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积极推行社区矫正”。自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被确认下来以后，司法系统就此政策召开了讨论大会，并要求在司法系统实施宽严相济政策，特别是监狱系统，作为国家的暴力机关，对罪犯进行直接管理，对罪犯的改造影响最大。本文就从宽严相济的含义着手，结合监狱的实际来论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我国刑罚目的的选择——刑罚一体论

当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刑罚目的的通说是预防犯罪,这一通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为了弥补现有理论的缺陷,在刑罚目的中融入报应因素已成为当务之急。形成以报应为基础的刑罚一体论是我国刑罚目的的理性选择。     

从信息的视角解读监狱亚文化现象——以“监狱人格”为中心

当今社会信息高速发展，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各个领域。信息对监狱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关键性作用。监狱文化包括主文化和亚文化两个方面，监狱亚文化是在监禁刑环境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监狱人格”是监狱亚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监禁刑的特有属性和监狱“信息场”积极功能的缺失是监狱亚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充分发挥监狱物质、制度等层面的信息积极功能，贯彻科学的刑罚执行理念，是治理监狱亚文化的有效方法。     

监狱行刑效益论

监狱行刑效益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执行刑罚的一项重要原则。监狱行刑效益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降低行刑成本,二是提高行刑效益。实现监狱行刑效益化的基本途径是根据改造进程及时调整刑罚;积极推进刑罚社会化进程,吸收高新科技手段促进管理现代化;通过分类改造实现规模效益。     

论引入恢复性司法的合理性——以加强被害人保护为视角

司法过程不可以仅仅依据法条进行演绎三段论推理就可以实现，在对法条进行适用时，必须考虑法条背后蕴涵的法律原则和法律目的。法律规定作为利益冲突的一种协调和妥协方式，它以实现利益和价值的最大化以及共盈作为其根本原则和设立目的。恢复性司法是灵活平衡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利益以实现刑罚目的的一种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