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回顾与思考

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为争夺生存空间长期对峙,军事冲突不断。根据联合国181号决议,以色列国于1948年5月4日宣布成立。以建国后,阿以矛盾进一步激化。经过几十年的较量,阿拉伯国家失去了越来越多的土地,以色列虽然占领了更多的阿拉伯土地,但并未因此得到和平。从长远来看,不管今后局势如何复杂多变,不管和平进程如何曲折漫长,和平战略仍是阿以双方的理性选择,符合时代发展的主流。正如有人所说中东和平进程是一列单向行驶的火车,可以暂停,可以后退几步,但不会向后行驶。     

巴以冲突的症结及由来

自从19世纪末出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因此而产生巴勒斯坦问题以来，中东局势长期动荡不定。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矛盾为核心的中东地区各种矛盾不断分化组合，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和战乱。一、巴以冲突的由来1．历史的演化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从阿以冲突走向马德里中东和会

1991年10月30日,中东和会在马德里举行,这是43年来阿以冲突双方第一次同堂聚会,在寻求解决中东问题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此事顺应了对话谈判解决争端的潮流,引起举世瞩目。一、阿以冲突的症结何在素为世界“热点”之一的中东地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插手和争夺,使得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究其症结所在,应简略回顾阿以矛盾冲突发展的历史。中东地区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然资源丰富,其石油储量和产量均列世界榜首,是西方工业国能源的主要供应地。巴勒斯坦是中东地区的组成部分,巴勒斯坦国是21个阿拉伯国家中的重要国家之一。长期以来,西方列强竞相向中东扩充势力范围,巴勒斯坦成为必     

叙以和谈中的一桩历史边界纠纷--1926年英法中东<睦邻条约>的影响

1991年 10月开幕的马德里和会开启了全面解决阿以冲突的和平进程。然而 ,作为双边谈判的重要一环———叙以和谈却屡屡受挫。历史上叙以之间存在着 3条边界 :192 3年边界、1949年停火线和 196 7年战争前双方实际控制线。谈判中 ,以色列坚持以 192 3年边界作为两国实现最终和平的边界线 ,而叙利亚强调 196 7年战争前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来以色列立场有所松动 ,因为它意识到还存在着一个 192 6年英法在中东达成的《睦邻条约》。如果以色列坚持 192 3年边界 ,它就得承认 192 6年《睦邻条约》中规定的“叙利亚享有在太巴列湖、胡拉湖和约旦河的渔猎和航行的权利” ,对此 ,以色列历届政府至今未置一辞 ,双方在边界谈判的基点上不能达成一致 ,和谈陷入僵局。     

犹太民族的现实主义世界观与国家安全战略

“生存至上”的原则是以色列独立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基本原则。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架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思想同中东国际政治斗争历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半个世纪的阿以冲突和冷战对峙为这一战略提供了得以实施、检验、修正、完善的历史实践舞台,赋予了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强烈的军事冲突特点和冷战斗争色彩。其中的均势外交和武力威慑两大战略构成了冷战时代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的两根支柱,对于以色列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历来被以色列政治家和军事家所倚重。     

和平与反恐：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面临的双重挑战

反恐优先与和平进程边缘化之间的恶性互动，构成了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沉重遗产。因此，建立和维持和平与反恐之间的兼容、平衡关系成为奥巴马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在宏观战略层面，其关键在于美国能否重塑中东的地区战略环境。具体说来，中东和平进程能否取得进展，关键取决于美国能否改变长期偏袒以色列的僵化战略，能否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将哈马斯融入中东和平进程，能否改善与叙利亚的关系，使叙利亚成为中东和平进程和地区安全的建设性角色。在反恐问题上，奥巴马政府需要对美国的反恐战略进行全面调整，确保伊拉克局势不会再度恶化，加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反恐，同时避免陷入新的战争泥潭。此外，伊朗核问题成为美国在中东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只有妥善解决伊朗问题，才能配合中东和平进程与反恐战略，实现反恐与和平的兼容。     

沙龙上台后巴以冲突再度升级的原因探析

巴以冲突是当今世界最热点的问题之一,其持续时间之长,频率之高,伤亡人数之多,均位于各地区冲突之首。用公正的立场,从以色列方面、巴勒斯坦方面和美国方面等多角度探讨巴以冲突再度升级的原因,可以看出,只有使巴以双方走出本民族、本宗教的圈子,从大局出发,以两国人民的利益为重,通过和平谈判,才能公正、合理地解决彼此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以造福两国人民,维护中东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阿拉伯——伊斯兰和平困境透析

持续60余年之久的阿以冲突，是二战后中东地区历史久远的阿拉伯民族与犹太民族矛盾公开化和不断升级的结果，也反映出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差异和斗争。阿以民族、宗教特性，与其形成的地缘-自然条件密切相关。这种地缘-自然特征形成的民族性格和宗教特质，使阿以双方在围绕“生存空间”和“圣城”的争夺中，流血冲突不断，阿拉伯-伊斯兰深陷和平困境。     

科学发展观与绿色和平主义之和平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绿色和平主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起的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它提出绿色和平政治思想,主张以非暴力的方式协调全球范围内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构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以实现世界上的永久和平与生态和谐。科学发展观是2003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除了包括四个方面: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核心内容外,还包括了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和战略举措。两者在近些年来都在各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世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比较两者的异同点,借鉴前者的合理因素,对认识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意义。     

后阿拉法特时代的以巴关系--对中东和平进程三大关键因素的分析

阿拉法特辞世后,阿巴斯当选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完成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领导人的代际更替,沙龙组成新的联合政府,布什完成连选连任,巴、以、美三方的变化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实现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以巴恢复和谈势在必行。但由于三方特别是以巴双方各自面临重重困难,因此,在形式上恢复和谈容易,就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难。     

埃及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作用--一个中国学者的观点

问题的提出对于局外人来说,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并非是自明之理。从马德里和会的最初安排看,埃及的地位也并不显得非常突出,这表现在:和会的主席国是美国和俄罗斯,埃及仅仅是会议的参加国之一;埃及通过1978年的《戴维营协议》、1979年的《埃以和平条约》以及后来国际法院对塔巴(Ｔａｂａ)归属的判决,已经实现了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因此它参加马德里和会的动因似乎更多地是参加多边问题的解决,诸如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地区经济合作等。然而,后来的事实说明,埃及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取得进展,特别是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的谈判取得进展…     

国际恐怖主义对当今世界和平的影响及国际社会的反应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际恐怖事件迅速增加,1985年一度被称为“恐怖分子年”。恐怖分子的猖獗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1995年11月4日,以倡导中东和平著称的以色列总理拉宾被恐怖分子杀害,给举世瞩目的中东和平进程蒙上了阴影。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国家间的军事冲突逐渐淡化,日益增长的国际恐怖活动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基督教、佛教的和平主义思想比较探析

基督教和佛教文化在很多方面有着共通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原则,尤其在战争观上都有着和平主义的价值追求。在共通的和平理念原则下,对基督教和佛教的战争根源观,和平实现方式以及正义战争思想等方面做一个比较探析,对于我们理解基督教和佛教的和平观,促进文明对话,维护世界和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东地区冲突危机管理与国际调解策略初探——以“六天战争”前约翰逊政府对阿以危机调解为例

美国约翰逊政府对“六天战争”前阿以危机的处理结果是导致“六天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最初采取谨慎克制的政策，阻止以色列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积极与阿拉伯国家协商沟通，并试图通过联合国和多方参与的外交手段化解危机。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海权国家宣言》和“红海赛舟”计划流产，美国转而采取模糊政策处理阿以危机，默许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通过本案可以得出：国际调解在于抑制诉诸武力，避免采取过激行为，以和平手段化解危机；国际调解应坚持寻求国际多方力量共同努力消除危机；协调国对危机管理最主要的目的是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     

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国民外交

在五四运动的特殊背景下,中国国民外交具有了新的时代特点与历史意义。这一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双重性质;斗争方式更加灵活;能较为理性地区别对待军阀主义与和平主义;开始尝试用法律手段解决外交问题;立足于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境界更加深远。可以说,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国民外交是中国外交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论以色列阿拉伯人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关系

处于巴以冲突夹缝之中的以色列阿拉伯人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关系有其独特性，具体表现在：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中被唤醒，并逐步成长；以色列阿拉伯人将谋求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和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作为其政治斗争的两大目标之一，在政治斗争中与被占领土的反以活动相互配合。不过，以色列阿拉伯人始终处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外围，这是由以色列阿拉伯人与被占领土巴勒斯坦同胞不同的身份、地位及前途安排所决定的。     

政治妥协与突尼斯的和平政治过渡——基于对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考察

2015年10月9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以表彰其在突尼斯政治和解进程中作出的重要贡献。本文基于对突尼斯政治伊斯兰力量"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考察,探讨了为何中东剧变后突尼斯的政治过渡能够和平实现这一问题。通过考察发现,"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妥协是突尼斯政治过渡和平实现的重要原因。政治妥协不仅使"伊斯兰复兴运动"维持了其作为突尼斯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角色,而且避免了突尼斯国内爆发剧烈冲突甚至内战的可能。在中东其他国家政治和解进程普遍受挫的背景下,突尼斯以政治妥协作为政治冲突调节机制所形成的民主共识道路,对中东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发展以及受中东剧变波及的其他国家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在当代的三个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是我党我军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观察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望远镜、显微镜和解剖刀,必须坚信不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必须在以下三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上进行再认识和新思考:一是在战争根源上,必须严格区分战争根源和战争起因及导火线的界限,充分认清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作为现代战争总根源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二是在战争性质上,必须划清热爱和平与和平主义的界限,坚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旗帜必须高举;三是在战争制胜的决定因素上,要树立与时俱进的新胜利和新人民战争观,坚定人的因素的最终制胜观念和现代人民战争最终必胜的信念。     

从近几届以色列大选看民意对政党执政地位的影响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个饱受战难之苦的国家。以色列人反对战争、渴望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同时又对以色列的安全存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巴勒斯坦人缺乏信任。这种矛盾心理，在以色列频频举行的大选中反映得格外清晰。在特定的时期，以色列人的这种矛盾心理，往往决定着一个政党在大选中的成败。本文试通过对以色列最近3次议会大选的分析来看左右摇摆中的民意对政党执政地位的影响。     

和平权入宪刍议

和平权作为第三代人权中的一项普遍性权利，得到了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的确认。和平权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两个关键因素：和平主义思想与现代人权理念的结合是和平权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国际社会进行的长期反战努力是和平权产生和发展的实践基础。和平权从一项抽象的应然权利最终转化为现实权利，必然要通过法定化、宪法化的方式。以和平权入宪为契机，缔造一部中国特色的“和平宪法”，这将是我国最好的和平发展实践，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和平宣言，它必将在我国乃至世界的宪政和人权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