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数字战略的重点、特征与前景

在数字产业领域强化竞争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拜登政府主要从三方面致力于提升美国在全球数字产业领域的主导地位：一是着力提升国内的半导体制造能力;二是加大对国内数字基础设施的资源投入并提升美国在国际数字基础设施发展领域的影响力;三是基于联盟体系主导构建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规则、人工智能技术标准与伦理准则。美国对华数字战略体现了低成本动员、安全逻辑优先、全产业链压制等特征。这一战略在破坏互利共赢的中美科技产业合作关系的同时,也将侵蚀美国的数字霸权、面临盟国在对华战略方面的多元化利益诉求以及美国对外信用赤字日增等因素制约,还会恶化全球数字产业生态并对国际数字经济合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改善数字基础设施的努力造成负面影响。     

地位焦虑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逐渐由“接触”转向“战略竞争”。特朗普执政标志着这一政策转向的基本完成,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全面推进。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既有研究主要从美国领导人更替、中国外交“咄咄逼人”和权力转移三个角度给予解释。本文在指出现有解释不足的同时,借助国际地位理论,提出霸权国地位焦虑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正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及对自身霸权地位的焦虑,触发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性改变,由“接触”转向“战略竞争”。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转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并在文末提出管控中美战略竞争风险的政策建议。     

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的新内涵——以《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为例

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如何调整备受瞩目,美国一些智库则积极"兜售"相关政策主张,其中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匿名报告受到广泛关注。该报告反映出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中区别于传统冷战思维的新内涵,在战略认知上更新涉华判断,臆想当前中国战略"脆弱点",批判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惯性",主张从外部瓦解中国;在战略目标上力推拓展核心利益、重塑国际秩序,强调"共同威胁"以重振霸权体系,旨在护持冷战后美国霸权地位;在战略布局层面,提出振兴国家权势和加强对华威慑、明确与华竞争合作界限并煽动意识形态斗争,以全面遏制中国。该报告肆意抹黑中国,错误界定中国国家利益,对中国充满恶意偏见和误判,其战略布局根本无法撼动中国大战略根基。值得警惕的是,该报告的部分战略与政策构想在拜登政府近期政策实践中已有体现,暴露出美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群体在涉华政策方面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共同认知。在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下,必须厘清两国关系的"常量"与"变量",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尤其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演变

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和应对中国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华战略定位一直在变化着，但其中心是消解中国崛起对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继续保持对美中关系乃至全球秩序的掌控。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战略变迁、战略逻辑与战略影响

冷战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地区的趋势已成为美国推进全球战略的重要特征,其间美国历届政府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定位呈现不断增强的态势,基于亚太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地位的提升,美国不断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意在维持和巩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的单极霸权,其所形成的战略构架主要体现在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已常态化,军事威慑力显著增强;不断加大在亚太地区经贸合作中的介入和影响,推进在经贸领域的战略渗透;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加快表现的战略焦虑和为防止“美国衰落”及为巩固其霸权地位,使得美国对华关系从确定“接触”和“建设性关系”演进到“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对华遏制的成分不断凸显,由此中国不断增大的发展成就和国际影响力成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驱动因素中最重要的变量。时至今日,强化联盟体系、实施战略围堵、注重规则制衡、聚焦高新科技竞争与封堵已成为美国对华遏制和防范的新动向。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通过全方位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推进价值观外交成为美国构筑联合制华阵营的重要策略。同时,中美作为世界重要大国,面临人类共同的危机和挑战,基于两国间共同的利益交汇点,在共存环境...     

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美国对华战略的国际与国家因素

美国对华战略存在接触、遏制、融合、选择性干预、离岸平衡等多种选择。未来美 国对华战略的制定受到国际、国家甚至国内多重因素的制约,既需要审视国际环境的深刻变革, 也需要正视国家间实力的变化,同时也要注重中美两国战略互动进程所带来的相互塑造与相互 融合。     

2005年美国安全战略调整与对华军事关系

布什第二任期以来,在国家安全战略上不断推出新的举措,力图进一步扩大战略优势和进行地缘战略扩张。在对华军事关系上,美采取了一系列对华军事交往的新措施,增进两国军事上的沟通与交流。但两军关系的发展水平仍属低层次的,短期内难有突破性发展。     

地位焦虑：印尼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逻辑

自独立以来,印尼积极寻求自身地位的提升,日渐形成了由“独立自主地位”“区域领导地位”和“中等强国地位”构成的“国家—地区—世界”三位一体的地位诉求体系。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印尼对自身地位的巩固和寻求更为敏感。为此,印尼不仅承袭“在两个礁石之间划船”的传统外交取向,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且试图带领东盟国家在印太地区开辟“第三条道路”。在印尼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与反应中,地位政治扮演着关键角色,它是印尼秉持“自由积极”外交取向和中美战略竞争下“不选边”站队的深层逻辑：在物质层面与中美同时保持密切关系能提升印尼的经济和军事地位,在社会层面保持自主性可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地位的认可。     

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走势

一般认为,在"脱钩"、"竞争性共存"以及"新冷战"这三个被广泛使用的认知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的表述中,"脱钩"最接近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意图和本质。尽管竞争性对华战略具备一定的两党共识基础,但各方对于其内涵仍存在不同的理解。此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则加剧了这一认知的分化。尽管知华派人士以及民主党建制派精英呼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但共和党对华鹰派却极力推动疫情的"污名化"以及政治化。这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对中国严重缺乏战略信任;另一方面也是特朗普政府转移矛盾,回避问责的主要手段。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美国对华战略施压的节奏。美国除了通过"舆论战"和信息战的方式对华施压之外,择机出台推动中美经济"脱钩"的具体举措并继续在科技、司法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保持对华施压态势将是大概率事件。中国应保持同美国接触的开放态度,对于美国的持续施压尤其是可能的中美经济"硬脱钩"做好应对预案。     

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探析

当前,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正进入全面动员实施阶段。从"全政府"概念在美国的使用情况看,其强调的主要是全面性和整体性,并不局限于政府,可包括社会;不局限于本国政府,可包括盟友和伙伴国政府。"全政府"对华战略所凸显的是一种战略组织原则,实际上是指通过加强府会合作、军民合作、公私合作、内外合作等途径,全面凝聚战略共识,整合"国家力量的所有工具",共同服务于对华战略竞争的总目标,但其全面付诸实施仍将面临一系列因素的制约。     

对美国反恐战略的反思

目前,美国的反恐政策主要集中在针对恐怖主义的行动,倾向于使用武力、秘密侦讯等手段.但是这不仅不能真正战胜恐怖主义,反而使美国面临丧失自身价值观的危险.美国反恐怖战略,在国外应该表现为与圣战事业相关的政治斗争;在国内主要表现为如何克服民众的恐惧和如何更好地借助民众的力量.     

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的逻辑路径与结构效应

回归国际制度是拜登政府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制度竞争也是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际议题属性干扰、国际议程载体控制、国际制度身份排斥、国际制度规则替代是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制度竞争的基本行为逻辑。通过以上四种策略,拜登政府拓展了中美竞争议题的利益动员范围,加速与中美战略博弈相关的国际议题上升成为国际议程,拉拢盟友和伙伴构建排除中国的小多边机制,并尝试通过重构相关领域的规则和技术标准,重塑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际供应链、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制度行为进行梳理发现,其对华制度竞争策略符合以上逻辑。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的战略竞争,但也使中美制度互动性质从合作转向全面竞争,制度互动方向从接触转向脱钩,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制度体系的碎片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灵。     

美国的南亚与中亚"整合"战略剖析

近一年来,美国积极实施“整合”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战略构想,美在南亚与中亚除明显加大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投入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这一战略动向显示,布什政府正试图通过推动南亚与中亚经贸等领域的融合进程,维护并拓展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美国的诸多举措业已对有关地区产生一定影响。但从中长期看,美国这一战略构想的实施将受到多种因素制约。     

中美在"西线"的战略关系分析

"9·11事件"后,中美关系呈现东西两线互动的新格局。较之于"东线"(即东亚沿线),中美在"西线"(即中亚-中东-南亚-东南亚沿线)的利益交汇超过分歧,合作多于竞争。这为两国继续通过合作来满足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确保能源安全、维护地区稳定等共同利益需求,进而利于双方战略关系全局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双方在"西线"已初步形成相互竞争的客观态势,且各有优劣。未来关系的发展仍取决于一些重要因素。     

从贸易到金融: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调整

美国对华经济战略正在调整中,金融开始超越贸易成为美对华经济政策的重点。本文在总结美国经济战略调整的各种表现基础上,对其背后的根本动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与贸易政治对比,考察了美国国内的金融政治。本文最后分析了美国为实现其战略目标而可能采取的各种政策路径。     

“中美战略竞争论”剖析

中国没有争霸全球的意图,也没有挑战美国地位的行动。相反,在美国面临困难时,中国并没借机对美发难,而是认真同美国进行了良好合作。同美国搞对抗,与美国进行战略冲突,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因此,中美间能否出现战略冲突,关键在于美国。美国应放弃冷战思维和美国霸权思维,摆正自己的位置,以新的思维和视角看待中国,正确看待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彻底唾弃那种把中国想象为"战略对手"或"潜在敌人"的设计,中美之间有一切理由发展合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进行对抗。     

从"普林斯顿计划"看美国战略新动向

2006年9月出台的“普林斯顿计划”最终报告提出了21世纪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大目标、三种手段、七项主要威胁和挑战。该报告反映了美国战略思想的一些新动向,包括:深化对战略的认识、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战略指导思想转向新自由主义。在对华战略上,该报告主张从中长期出发,建立地区机制来应对中国崛起。“普林斯顿计划”最终报告反映了美国战略思想界对美国21世纪战略走向的新看法,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马来西亚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审慎认知与积极应对

自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之间从竞合性博弈转变为对抗性博弈。由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已发展为中美全面竞争,给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更给东盟各国带来经济、政治双重压力。这一时期,马来西亚面临选边站压力加大的复杂区域局势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困境。基于对中美博弈升级的审慎认知,马来西亚强调不选边站立场,坚守在大国竞争中保持中立的外交传统,政治上倡导多边主义,保持战略选择的自主性;经济上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协定,在中美贸易战中寻求有利的发展机会,力促经济复苏,多渠道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