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中的刑事政策再认识

刑事政策是理论刑法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对于犯罪的基本态度,对一国刑事法律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但是,目前学界对刑事政策内涵的理解尚存纷争。基于对学界众多观点的考证,并以对刑事政策基本构成要素的梳理为基点,从刑事政策的主体、对象、目的及手段等方面厘清对刑事政策内涵的认识,为我国刑事政策理论体系化研究提供借鉴。     

淫秽物品犯罪治理方略研究——以网络淫秽信息犯罪为中心的分析

互联网运用的突飞猛进,使淫秽物品犯罪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针对淫秽物品犯罪的特性,现今全面禁止、严厉打击、运动式执法的刑事政策也必须调整为区别对待和堵疏结合、凸突显对青少年保护、注重长效治理的刑事政策。在淫秽物品犯罪治理的具体对策上,一要构建坚强的法律保障;二要提高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力和水平;三要提倡民间社会的积极参与;四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互助。     

淫秽物品犯罪治理方略研究——以网络淫秽信息犯罪为中心的分析

互联网运用的突飞猛进,使淫秽物品犯罪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针对淫秽物品犯罪的特性,现今全面禁止、严厉打击、运动式执法的刑事政策也必须调整为区别对待和堵疏结合、凸突显对青少年保护、注重长效治理的刑事政策。在淫秽物品犯罪治理的具体对策上,一要构建坚强的法律保障;二要提高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力和水平;三要提倡民间社会的积极参与;四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互助。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少数民族犯罪控制——以治理、互动和谦抑理念为视角

治理理念、互动理念和谦抑理念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三大基本理念,分别是对统治理念、专治理念和扩张理念的超越。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质上是要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三大理念贯彻到犯罪控制当中。其中,治理理念的贯彻主要表现在立法控制上,需要针对少数民族犯罪制定刑法的变通或补充规定;互动理念主要表现在司法控制上,需要将少数民族犯罪纳入刑事和解的范围;谦抑理念主要表现在社会控制上,需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优良习惯法资源和民间自治组织在犯罪控制上的积极作用。     

犯罪既遂问题研究

犯罪既遂是犯罪的一种基本形态,学界关于犯罪既遂的标准存在着争论.在司法上,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以"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在立法上,则应当从犯罪事实和刑事政策的角度出发,以"犯罪目的实现+刑事政策说"作为确立犯罪既遂形态的标准.     

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之重新解读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态势较为严峻,且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团伙犯罪有滋长之势,而理论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过于强调处罚上的从宽。因而,须对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重新解读,这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刑事政策、"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责刑相适应"刑法基本原则及国际人权法之综合要求。实践中,把握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还需要注意"宽"之维的解读、刚性年龄制度之重申以及非刑罚处罚方法的完善等三个问题。     

智慧社会语境下网络犯罪行为矫正对策研究

当今世界数字网络技术迭代更新加速，数字综合体持续完善，智慧社会初具模型，网络犯罪滋生蔓延，涉网络犯罪日益增加。当前我国犯罪治理政策、有关立法、司法实践不足，亟须调整犯罪治理政策和网络犯罪司法治理方式，建立一体化刑事执行法律体系，探究涉网络犯罪罪犯改造规律，创新矫正技术手段，科技赋能实施智慧矫正，依托综治平台和数字平台建立系统完善的涉网络犯罪行为矫正治理体系。     

刑事政策视角下的犯罪未遂

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犯罪未遂概念，都体现了特定的刑事政策因素。在对犯罪未遂的处罚上，经历了从结果责任到责任主义的发展和转变，这个过程体现了国家在刑事政策上的考虑。国家根据维护法的秩序和实现正义的要求，反映社会大众的普遍的法感情，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未遂纳入法的否定性评价范围并设置相应的刑罚，但同时又在处罚上采取了灵活的处理方式，其目的就是要实现国家维护秩序、预防犯罪的刑事政策目标。     

犯罪容忍度:对一种犯罪观的随想

长期以来,人们和政府都把消灭犯罪作为一种奋斗目标,这严重扭曲了人们对犯罪的客观认识,并可能导致刑事政策的失误.而"犯罪容忍度"观点则承认犯罪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接受犯罪无法消灭的现实,客观地认可犯罪的存在,并调整我们的刑事司法政策和社会政策--国家不以消灭一切"阳光下的罪恶"为己任,而着重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必须制止的犯罪行为进行惩治,使犯罪控制在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     

我国刑事政策的选择及对刑事立法的影响

刑事政策对犯罪的预防和抑制作用日益重要,轻缓化发展是各国刑事政策的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的刑事政策也应沿着轻缓化和人道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在对付犯罪的策略上,通过刑罚把犯罪遏止在不危及社会基本生存条件的范围和限度内,凭借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把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由于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存在密切的联系,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制定适当的刑事政策和完善我国刑事立法。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犯罪化之提倡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型,刑法这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应在多大范围内介入社会生活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我国应该选择"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是我国刑事政策必然要面对的抉择。基于我国刑事立法的特点、我国与其他国家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差异性、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我国应当坚定不移地实行"犯罪化"。     

多重博弈下的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政策——兼论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政策的完善

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取向取决于知识产权保护与社会进步、国家利益以及刑法谦抑等多方面关系的协调和平衡,是多重博弈的结果。知识产权的保护不是无限的、绝对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涉及到不同个体的利益,而且也涉及到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政策,既包括实体方面犯罪化与刑罚配置,也包括程序方面刑事追诉政策的调整。     

对再次犯罪刑事政策的思考

犯罪学意义上的再次犯罪是指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一种犯罪态势,它包括同一个犯罪人再次犯罪、同一类犯罪人再次犯同类犯罪和社会任一个成员在其他社会成员犯罪后实施同一种犯罪三种情形。我国目前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成员再次犯罪形势严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有再次犯罪刑事政策结构失范、功能不全,因此,我们要在完善现有再次犯罪刑事政策理性主义思想内容的基础上,着力建立健全科学主义再次犯罪刑事政策。     

单位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单位犯罪的发展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尤其是在单位犯罪的理论根据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是基于刑法理论体系与刑事政策的考量。单位犯罪应否犯罪化和犯罪化的力度都离不开刑事政策角度的思考,可以说,一方面,刑事政策决定了单位犯罪应当犯罪化,要求刑法对单位犯罪做出反应,另一方面,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的着眼点主要还在于如何组织对单位犯罪的反应问题,也就是对刑事政策实践的有效性和公正性的追求问题。在单位犯罪的问题上,刑事政策是连接社会犯罪态势和刑事法律规范的桥梁。     

公众参与型环境犯罪治理模式之提倡

传统的国家本位环境犯罪治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欲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就必须转变环境犯罪的治理模式。公众参与型犯罪治理模式在整合治理主体、保障提升非刑罚手段的治理效果以及推动治理的主动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推动公众参与型环境犯罪治理模式的建设,应该培育公众参与环境犯罪治理的意识与热情,建立环境犯罪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环境刑事司法制度。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及其对犯罪控制的影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与两极化刑事政策一样,也是"重刑化的实体法"配合"微罪处分的程序法"。在犯罪控制的内化过程中,刑事政策也从国家本位转到国家.社会本位上来。国家的放权分责,既加强了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也让民众承担了更多责任。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浅论

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的关怀并加以特别保护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因而在刑事政策方面,各国一般更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与保护而淡化刑罚。本文在刑事政策世界发展趋势的视野中,借鉴西方新社会防卫理论及其刑事政策实践,分析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以及在其指导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立法、司法、执法现状等相关问题,主张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完善我国少年犯罪司法制度,以充分发挥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积极作用。     

论犯罪分类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犯罪分类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颖的问题,通过犯罪分类的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认识犯罪,把握犯罪趋势,制定出合理的刑事政策,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我国学者关于犯罪分类的研究颇丰,但是大多数是为了犯罪分类而分类,没有把犯罪分类的基本理论阐述清楚,因此需要以刑事政策为视野,系统的阐述犯罪分类的概念及其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并对刑事政策视野中犯罪分类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危害食品安全已决刑事案件的犯罪学分析——以Z省258则案例为样本

对Z省2019年度危害食品安全已决刑事案例的犯罪学分析及实地调研的结果显示,该类犯罪地理分布、犯罪主体等特征明显,犯罪手段多样、案值总体较低,短期行为为主的线上交易模式仍居主流。该类案件审理中,从严惩治、"以严济宽"的食品安全治理刑事政策未能得到有效贯彻与体现。为此,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应坚持以"严惩"为首要原则,慎用从宽处罚规定。同时,有必要在提高犯罪成本、强化技术支撑及推进社会共治基础上,完善现有法律体系,进一步提升犯罪治理效果。     

比较法视野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景下,过分强调犯罪记录的警示作用可能阻碍未成年犯罪人积极进行改造并重新回归社会,并会对其人格重塑和思想改造带来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有效运作不仅能够克服这些缺陷,而且能够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人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符合现代刑事法治理念提倡的非刑罚化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趋势。具体而言,通过批判继承国外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方案,应当从实体内容和程序构造两个方面改造并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并将裁量的立法模式纳入其规范构建之中。惟其如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才能够真正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以实现制度与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和完美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