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印证证明模式

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是"印证证明模式"。刑事印证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体系,但同时具有法定证据制度的某些痕迹,其强调证据的体系性、关联性、同一性。刑事印证证明模式符合事物存在和认识的规律,体现了对刑事诉讼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项基本价值的追求,是经验理性的选择。我国刑事印证证明模式的成因主要包括非直接言词的审理方式、科层型的司法权力机构设置和追求客观真实的理念。刑事印证证明模式有利有弊,在我国当前的诉讼制度下,重点在于如何对该种证明模式加以改革和完善。     

从事实真看逻辑真

文章以人们熟悉的事实真理为参照,从逻辑学的角度,首先叙述了"事实真理"与"逻辑真理"两者的含义;然后简单回顾了历史上对这两种真理的区分情况;最后分析了逻辑真理的相对性、绝对性以及客观性等,希望为更多的人能正确认识"逻辑真理"带来一点启示。     

追证与印证——论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的客观化及其路径

自由心证本身的消极性需要自由心证接受规则制约和外部检验,即要求自由心证的客观化,这已成为当代各国自由心证制度发展的基本动向。追证可能性是西方国家自由心证客观化的基本路径,其具体内容包括扩大上诉审、强化逻辑规则和经验规则、加强证据规则的适用和明确证明标准。根据我国司法实情,印证证明模式是我国自由心证客观化的理性选择和必然要求。印证证明模式要求建立可操作的具体证明标准,确立体系性的证据规则,坚持"孤证不能定罪"的原则以及加强裁判文书对心证形成过程的公开程度。     

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评析

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并存的规定是司法实践、理论研究与制度探索共同作用下的新规定。尽管学界对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的规定有不同的解读和认知,但两者并存的规定是立法者无奈却又不乏理性的选择,其实质是不再苛求传统的"客观真实"标准,但立法者又不完全信赖司法者对"法律真实"①标准的可控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是在两者之间。新的证明标准体现了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的结合,在证明模式上体现了印证证明与典型自由心证的结合,在证明方向上是正向证明与反向证明的结合。新标准有利于公安司法人员对于证明标准的掌握,有利于法官心证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也有利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实现和刑讯逼供问题的消解。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的转型

印证证明模式作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种典型的诉讼证明模式,它的运行建立在"四个依赖"的基础上,即证明的他向性、证明的一致性、证明的口供性和证明的充分性;传统的印证证明模式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现代刑事证据规则的构建和法官专业化素质的提升,难以胜任日益复杂的诉讼证明任务,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因此,必须实现证明理念和证明模式的转型,更多地吸收和借鉴自由心证的证明方式,这不仅有利于缓解诉讼证明的困难,而且对建立科学合理的证明标准、促进直接言词原则的实施、培养法官的理性判断能力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协商治理的行政法治逻辑探析

随着公私协商合作为特征的协商治理模式的兴起,传统行政法理论均出现了对现实解释的困境。因而需要以协商民主为理论来源、公众参与为实践引导,重新探讨协商治理的行政法研究范式。协商治理在行政法上的逻辑起点在于平衡理论,且具有宪法上的原则依据,其在"行政——公众"关系的法治结构安排中应遵循关系与利益平衡、服务与管理有机协调的行政法治逻辑,并最终在模式实现上符合协商行政程序参与、公正、理性、经济等行政法治规律要求。     

论刑事诉讼中的印证证明模式

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是印证证明模式。印证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体系,但同时具有法定证据制度的某些痕迹;印证模式注重对证据数量的要求,但仅是证据数量上简单的堆砌而缺乏内在的联系,并不能构成印证;印证是不同于补强证据规则的证明模式。虽然印证证明模式是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但它将导致很高的证明标准。     

规范空间的逻辑与契约论的局限

规则理性不同于个体理性,契约论者与契约至上论者也分别拥有各自不同的理性概念.由相近规范原则所构成的规范空间有着自身的逻辑特征.基于上述诸种基本区分,本文指出,传统契约理论存在着如下缺陷:混淆了规范原则与规范有效性,没有能够区分契约得以可能的逻辑条件与规范空间得以可能的逻辑条件.因此,契约论面临着从个体理性达致规则理性的困难,它更多地沦为规范有效性的一种解释机制而非辩护机制.     

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实践形态解析

刑事证据相互印证模式在实践中表现为证明模式、采证、认证规则和法官个体潜在的自由心证的表达等形式,甚至等同于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实践表明,正确地运用印证模式证明案件事实,应该变革现行的证据采证、认证的判决书说明理由方式,变革法庭调查证据的程序,同时严格掌握证明模式与证明标准的区别.     

浅析“中国模式”的特有逻辑

"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背离论"再到"中国领导论"、"中国责任论"等等,30年来世界中国观的变化历程也就是"中国模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过程。那么究竟什么本因成就了中国模式的辉煌呢?中国模式到底有什么内在奥秘值得世界关注呢?结论是:中国模式的逻辑起点就是西方的中国观,即西方怎么看中国?中介是:中国的西方观——中国怎么看西方?二者之间的互动造就了中国开放、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深刻、规范、先进的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伦理观,最终诱发了中国模式的成功与影响力。     

城市社区治理工具的选择行为、准入秩序和运作逻辑

政府治理工具的获取、选择和运用直接关系到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性,是城市社区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事实上,当政府以治理工具介入社区治理时,恰恰是其对治理工具的认知、抉择和运用引致一系列意外后果,或者说,这些意外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治理工具的选择行为、准入秩序和真实运作。由此,面向社区治理,治理工具的选择行为、准入秩序和运作构成重新审视和思考治理工具本身的分析框架。其中治理工具化为三种性质的选择,分别是组合主义的思维和行动框架形成作为政治过程的选择、形式理性和本质理性演绎而成的作为理性的选择、以结构化过程和制度形塑行为为主旨的作为制度安排的选择。同时,在社区治理中,治理工具的准入秩序以组织政治的秩序框架为核心议题,通过四种机制的演绎来催生和促成治理工具准入秩序的合法性运转。另外,结构性均衡、规则性协同以及策略性合作构成了治理工具运作的社会逻辑,结构化、政治话语和事件性形塑着政府治理工具运作中的政治逻辑,而以有限市场化为核心,聚焦行政功能和任务民营化的治理思维构成治理工具运作的民营化逻辑。     

论西方理性观演变的逻辑与历史

理性的产生、分裂到异化具有有限的历史必然性,其有限性只有在消除资本统治逻辑的自由王国中才能最终被打破。人类理性生成、分裂、异化和扬弃的逻辑节律是历史与逻辑地统一,这一逻辑进展与从古代质朴的、丰富的理性观、中世纪单一侍奉性理性观、近代工具性、精确化的理性观到当代批判性、超越性理性观的人类理性认识史路径相一致的。     

民主失灵的逻辑:从理性的无知到理性的胡闹

民主作为一种基于民意的资源配置模式,同市场一样,存在着失灵的风险与可能,即民主制度往往选择不良政策。在成因上,民主失灵主要源于对民意的遵从,对此的相关解释经历了从"理性的无知"到"理性的胡闹"的发展过程,前者强调,选民个体由于对选举结果无足轻重,而收集信息又成本巨大,因此不愿了解真相,而处于对政策无知的状态;后者强调,选民个体由于一些感觉良好的错误情感和理念能够带来比尊重事实、追求真理更多的心理收益,因此驱除真相、拥抱错误,从而处于非理性的状态。在从"理性的无知"到"理性的胡闹"的发展过程中,民主失灵的逻辑坚持了研究方法上的"理性选择"理论、解释模式上的经验化路径、现实意义上的反思民主制度的理路,这不仅有助于民主失灵方法论的发展,更有助于民主实践的发展。     

法律援助与发展权:逻辑、历史与现实的互洽

作为一项向社会弱者提供无偿法律服务的重要制度,法律援助为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所普遍采行。在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定性法律援助"是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伴随着法律援助从个人慈善行为向国家制度的演化,"权利论"和"责任论"成为法律援助定性讼争的主要学说。究其实质,法律援助旨在保障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是对形式平等的一种理性反思,与20世纪70年代勃兴的发展权具有逻辑、历史和现实的契合性。作为发展权的具体表达之一,法律援助制度的良性运行依存于主权国家。从中国语境出发,理顺法律援助工作过程中的人、财、物关系、优化国家供给与社会供给、促进法律援助向公民法定权利的进化是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的应有之义。     

契约正义下的利维坦及其逻辑困境

霍布斯将正义的评判标准转化为具体的形式规则,他认为由授权而产生的契约具有绝对的正义性,政治权力由此获得正当性资源。契约正义的理论溯源包括:激情与理性观、契约观和法律观。但契约正义下的利维坦在主权者的权力、形象及主权者与契约的关系等方面存在着逻辑上的困境。此外,契约正义下的利维坦形成的政治秩序侧重于主权者的权威塑造,遵循着"秩序建构"的逻辑,其反向逻辑则是"秩序生成",它强调的是个人理性和个人自由,后者才是保证政治秩序持久稳定的最佳逻辑。     

论逻辑真理的特征

本文从逻辑真理、事实真理的区别入手,分析探讨逻辑真理的特征,提出逻辑真理虽不等同于事实真理,但又同事实真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再认识

客观真实论和法律真实论都是关于刑事诉讼证明的具有价值的理论,目前两种理论争议的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两个不同的概念。应当以客观真实论作为刑事诉讼证明要求的理论依据,以法律真实论作为构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论基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表述和操作上设定为“确定无疑”符合我国的司法文化与司法实践。     

论我国刑事证明体系中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

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作为我国刑事证明体系的重要内容,要求证据之间能够互相印证。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是较高的证明标准,由此认定的法律事实更为接近客观真实,有利于防止错案发生。但是,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的规则也在客观上增加了取证难度,限制了司法官主观能力的发挥,还浪费司法资源,甚至放纵犯罪。在我国当前的司法条件下,在刑事证明过程中还是应当坚持印证的标准,适当引入自由心证内容,允许一定程度上的经验与逻辑规则的适用。     

基于四重逻辑论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构筑了彰显党的政治主张与价值追求、内蕴传统文化精髓与民族精神、凝聚马克思主义真理与群众智慧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基于生成逻辑、系统逻辑、价值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四重维度,论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发端来源、鲜明品格、价值意蕴与赓续发展,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其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构建更具文化自信的对外话语体系中的智力支撑作用。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行为本质的透析与反思

"不作为论"的观点违背了不作为犯的刑法原理,其"先有侦查、再有犯罪"的当然结论在刑事诉讼认定犯罪的逻辑进路上本末倒置。理论上新近提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本质为"立法推定型"的观点,是对"推定"内容的错位解读,背离了犯罪的基本概念,没有认识到刑法更深层次的目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侵犯的法益是"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性的信赖",以此为逻辑起点,提倡"持有论"的再宣示,将"说明来源"定位为本罪的出罪事由。"持有论"的观点具有合理性,在理论层面,能保持刑法规范条文与刑法原理的协调性;在司法实践层面,符合刑事诉讼认定犯罪的逻辑进路,符合公诉案件证明责任承担的原则,同时能做到在规范用语存在争议时对条文的解释有利于被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