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首例一把手出庭应诉案原告败诉

一个是自信洒脱的商界名流,一个是沉着冷静的工商局长,一场激烈的法庭争辩,成了一场儒雅的君子之争。近日,西山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民告官案件,这是云南首例一把手出庭应诉案。上百人的大法庭里座无虚席。原告席上,福建商会理事长肖荣付言辞恳切地说:局长啊,我借来的1000万是实实在在用于投资的。借来的钱也是钱,你怎么就说我虚报注册资本呢?西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西山工商局)局长王斌义正辞严地回应:如果所有到昆明投资的商人都在注册后把钱抽     

国内首例电子邮件泄密案原告败诉

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国内首例电子邮件泄密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郭力的全部诉讼请求。据悉．2006年8月，原告发现在被告百度上搜索“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郭力”字样．可以看到其一个月前向被告北京万网志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服务的某单位电子邮箱发送的私人求职邮件，包括其所带附件的全文。     

副省长出庭应诉“民告官”前后

行政复议引争议副省长上被告席4月的贵阳,天气尚未完全回暖.11日这天,坐在被告席上的陈鸣明穿了件蓝色衬衣,未着正装.他把两只胳膊叠放在一起,坐得端端正正.与他相对而坐的是原告丁加强,他特意穿了件银灰色西服,因为毕竟是进了城.     

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研究

检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文本变迁和实践运作,可以发现原本处于边缘化地位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已经上升为当前行政审判的重要制度。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兴起既是人民法院努力优化行政审判外部环境和民众寻求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结果,更与行政机关改善自身形象寻求外力合作治理的动向密不可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运作目前尚存在运动化、形式化和庸俗化的误区。为了保障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有效实施,应当坚持三步走的渐进式制度运行模式并辅之相配套的裁量机制、评价机制和公开机制。     

本案原告为何败诉

《浙江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下称《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对梁景君作出路土拆金字犤２００１犦００２号限期拆除通知。１０月９日，梁××诉至××区人民法院，请求１９９５年７月１日，浙江省台州市××区××镇高田村村民梁××申请建造新房用地９０m２，承诺拆除老屋楼、铺各一间计占地面积６０m２（实际占地面积６１．２m２），并向村委会提交了建新拆旧保证书。同月２５日，××镇人民政府（下称镇政府）批准同意梁××户建新屋一间，占地面积为４５m２，拆除老屋楼、铺各一间，占地面积６０m２，并向梁××颁发了…     

石景山区区长李新远程出庭应诉 北京教育学院校区征收案

2021年2月4日上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远程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北京教育学院诉被告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行政征收一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程琥副院长担任审判长,石景山区区长李新作为被告行政机关负责人远程出庭应诉。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机理分析与机制构建

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①被学界和实务界认为是破解行政审判难题的重要突破口。随着建设法治政府进程的日益加快。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已渐近制度化。但是。要使之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完善的运行机制、有力的效果保障。成为一个成熟而稳定的制度,尚需在对其现状作出客观分析和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揭示其积极意义和现实可能性。特别是要对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主体、情形、程序制约、庭后总结、监督以及建立行政机关与法院的联动机制等问题上进行认真的研究。这无论是对于已经列入立法规划的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还是对于实践层面的需要来讲,都显得非常的紧迫。     

行政诉讼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司法政治学的视角

新《行政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正式成为一项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司法运作机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地方政策试验到中央立法吸纳的过程。从各地关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政策文本出发,不难发现社会稳定压力与地方法制竞争的外部因素影响,而且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实践运作,也主要依赖于数字考核的指标控制而非行政法治的自我拘束。从中国行政诉讼模式变迁的大背景下观察,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根源自相同的法理,均旨在实现纠纷的实质性化解,而不再将合法性判断视为行政诉讼的核心议题。     

苏州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渐成常态

原告席上坐着一安徽客运公司的驾驶员，被告席上坐在律师身旁的是江苏省苏州市运输管理处书记周莉。     

民政部司长出庭应诉行政案件

2014年11月24日,民政部政策法规司司长许立群作为诉讼代理人到北京市高级法院出庭应诉一起行政上诉案件,50余名正在国家行政学院培训的司局级干部旁听了案件审理。本次开庭审理的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起诉民政部,要求民政部撤销因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不按规定参加2011年度年检而给予警告行政处罚的行政上诉案。     

行政首长应当出庭应诉吗?——在司法的技术、权能与功能之间

从司法技术的角度看,首长应诉制度存在"去专业化"之倾向,无助于提升司法的公正性。但此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法院司法审查权能之实际不足所引发的行政诉讼之整体危机,并对行政纠纷之彻底解决有所助益,故其在当下具有一种作为权宜性策略的适行性。但是,《行政诉讼法》不宜直接规定首长应诉制度,而仅需对被告委派代理人出庭作出一般性宣示。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是堂法治课

“告官不见官”、行政机关消极应诉,这一困扰行政诉讼的现象,有望改观.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也下发了《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干问题的通知》,就行政机关出庭应诉的相关问题和法律程序予以规范和明确.这是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具体举措,也是对行政机关出庭应诉相关问题作出的制度安排.     

丰台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出庭应诉行政案件

正10月28日下午,北京市高级法院开庭审理上诉人李子武不服北京市丰台区政府信息公开上诉案。丰台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刘宇作为委托代理人出庭应诉。国家行政学院学员、丰台区乡镇政府工作人员80余人参加旁听。庭审结束后,市高级法院行政庭程琥庭长、合议庭全体成员与旁听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程琥庭长首先就北京法院行政案件情     

出庭就是最重要的公务

在江苏海安县,发生“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政府行政部门负责人出庭应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2004年以来,2任县长、206位行政机关负责人先后出庭应诉。最近5年,该县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100％。（《人民日报》5月4日）     

温州问责“民告官”败诉官员受处分

对行政诉讼败诉案件追究官员责任,浙江省温州市在国内首开先河,首批12名官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重典之下是地方政府期望的依法行政和执行力的提升,但民间也担忧会滋生更多干预司法的行政行为。     

宁夏规定“民告官”要见官

笔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制办和高级人民法院获悉，目前宁夏全区正在酝酿一个既能要求行政“一把手”出庭应诉又能对此进行科学考核的刚性规定，从根本上解决“告官不见官”的问题。     

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问题上应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不服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起诉至法院后，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出庭、直接参加诉讼的活动。目前全国许多市、县（区）、乡（镇）政府制定与实施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比例大为提高，该制度对于增强行政机关的法治意识和应诉能力、妥善解决行政争议、提高行政执法水平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出庭率+应诉典范:走在法律前面的行政首长

在媒体报道中,北京各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出镜率最高的当数西城区区长王少峰和平谷区区长姜帆.同时,他们也成为行政法官口中出庭应诉的典范.其实,两位区长出庭应诉都是在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甚至是修改之前,他们走在了法律前面. 应诉:权力背后是责任 “2012年,我来西城区工作.政府法制办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作为行政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行政诉讼法》,重视法律的执行.     

限权“一把手”

大事小情“一把抓”,决策拍板“一言堂”,财政花钱“一支笔”,选人用人“一句话”,长期以来,由于“一把手”权力过大,缺乏监督,成了腐败滋生的肥沃土壤。     

南通“民告官”案行政机关败诉率降至2％

近年来，江苏省南通市“民告官”案行政机关败诉率持续回落，已从2004年的10．6％降至今年的2名，据了解，南通市从2004年开始，积极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度。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对行政诉讼表示尊重和认同，负责人出庭应诉率逐年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