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式腐败

十八大以来,“习李新政,反腐先行”。中纪委掀起的反腐风暴已席卷了全国,远远超出了一些人“反腐只是一阵风”的前期预料。物不防腐治腐必朽,事不防腐治腐必败,国不防腐治腐必亡。通过对目前腐败的形式隐、数额多、层次高、范围广等特点的总结,不难发现自身存有腐败“基因”、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和依法治国的落实不力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对此,应该看到“壮骨还魂”“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等方式是反腐倡廉的重要路径选择。     

比腐败更危险的是什么

许多国家都在为腐败而头痛,是因为“腐败”与“危险”之间可以划等号。不少国家出现动荡,甚至引发战乱和分裂,原因不管有多少条,腐败总是其中一条。“当前最大的危险是腐败”这一命题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腐败成本”与抵制腐败

当前,全国各地不断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仍然存在。笔者认为,腐败的成本低、风险小,是腐败分子铤而走险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提高腐败成本,加大打击力度,使腐败成为一种高风险、高代价的行为,让搞腐败的人不但在政治上身败名裂,而且在经济上无利可图,才能有效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腐败成本是指腐败分子搞腐败所丧失的利益,提高腐败成本,就是依照党纪政纪和法律法规,给予腐败分子严厉制裁,使腐败分子付出昂贵的代价。笔者认为这里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提高公职人员的经济待遇,使…     

邓小平理论对中国传统观念的超越

本文通过分析邓小平理论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观念对中国传统观念的超越 ,使我们能比较深入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的深厚文化意蕴和民族特色 ,从而揭示出这一理论的时代意义和巨大的精神价值。     

论立法腐败

立法腐败是立法中的“设租”行为。立法腐败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理念,损害了人民政权的合法性,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要通过构筑违宪审查制度；实行开门立法,建立民众参与机制；推行立法回避制度,建构遏制立法腐败的程序性屏障；放宽新闻审查制度,加强新闻媒体对国家立法活动的宣传和监督等途径预防和治理立法腐败。     

群体腐败的社会心理研究

腐败现象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毒瘤,对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造成消极影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声誉。群体腐败作为一种新的腐败形式,正在潜滋暗长,成为腐败的主流。与个体腐败相比,其危害更大,影响更坏。本文作者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度,对群体腐败现象进行分析,指出了群体腐败的症结所在,并进一步提出了根治群体腐败的对策。     

腐败“零容忍”的困境与对策刍议

腐败零容忍,就是对任何腐败行为都不能容忍的态度。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实现腐败零容忍是其理想追求。但当前腐败现象依然严峻,要真正做到对腐败零容忍还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要解决这些难题,就要从思想、制度、监管、惩治四个维度入手,使官员不想贪、无法贪、不能贪、不敢贪,从而推进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取得质的飞跃。     

“入世”后权力腐败防治问题探析

我国普遍的官僚作风与半市场化经济的组合 ,为权力腐败的滋生留下了大量的空间和漏洞 ,较之完全市场化国家的反腐难度更为艰巨。我国“入世”后 ,正在更加深入地进行市场化改革 ,必将强制性规范政府一贯主张的行政干预力 ,无疑为我国从源头上防止权力腐败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     

民主党派与中国式现代化:从“五一口号”谈起

“五一口号”是中国统一战线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基础,也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与中国式现代化一脉相承。各民主党派应赓续响应“五一口号”的光荣传统,深刻认识“五一口号”的现实价值,携手奋进新征程,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的推动者、共识的凝聚者、理论的贡献者、实践的探索者、故事的宣讲者。     

试谈“亚腐败”

“亚腐败”的蔓延具有广泛性、群体性、“合法性”、虚伪性等特点,它对人民群众的危害和对社会风气的侵蚀是不可低估的。要解决好“亚腐败”问题,努力构建“大宣教”格局,提升行业形象,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要在狠抓落实上下功夫,必须把党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长期经常抓下去。     

论"电子政府"对权力腐败的制约

“电子政府”以其功能的广泛性和完整性对公共管理产生深刻影响。它通过促进公共权力的适度分散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实时控制 ,提高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力度等方式 ,来形成对权力腐败的有效制约。     

预防和治理“村官”腐败刍见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资金流入农村,大批项目在农村展开,农村＂村官＂腐败现象也开始呈现愈演愈烈态势,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现阶段农村大量滋生的＂村官＂腐败现象,是村民自治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型腐败,是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不完善、监督制度缺失和法律法规缺陷等制度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预防和治理新形势下的＂村官＂腐败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绝不应机械照搬反腐败的传统经验做法,而是要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实际出发,以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以完善保障村民民主权利的机制为核心,以有效推进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重点,以制度法规体系建设为保障,探索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村官＂腐败的新路子。     

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困境与出路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数量呈现增长势头,形势较为严峻,并且这类犯罪中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贿赂型腐败犯罪尤为突出。实践表明,这类犯罪除了造成较为直观的经济损失之外,还将直接动摇社会的诚信基石,助长潜规则滋生蔓延,增加交易成本,传递负能量。因此,必须对当前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选择性司法、多头执法、两法衔接、量刑失衡衍生低成本高回报,以及案件发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进行全面检视,进而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用好刑事司法裁量权、恪守刑法谦抑精神、大力开发刑罚替代措施,以及增加企业预防腐败犯罪的酌定量刑情节等举措,实现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司法公正化。     

落实好“三个代表”思想,必须遏制和消除腐败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 ,是在新历史时期我们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上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 ,也是遏制和消除党内腐败的尖锐思想武器。     

基于《共产党宣言》的社会公平思想浅论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共产党宣言》是适应于工人阶级反抗阶级压迫,追求公平社会的革命斗争的需要而诞生的。当代中国正在谋求建设和谐社会,但是由于很多原因导致社会中存在很多不公平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贫富差距问题,这使得社会的安全运行与和谐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把手”带出的腐败窝案

新年前夕，宜晶市纪委在对党员干部进行节日期间警示教育时，再次提到周其斌窝案，要求大家引以为戒。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浙江省法学会社会治理研究会成立大会暨2022年“平安浙江”论坛综述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2022年11月20日,浙江警察学院联合省委政法委、省法学会举办了“平安浙江”论坛,围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主题开展研讨。与会专家们认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式社会治理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经验,今后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过程中,要关注以下命题：中国式社会治理是一种扎根于基层的制度体系,包含农村和城市基层两大领域,未来在城市社区治理中要加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应用;基于大流行对城市社会风险开展反思,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平安建设社会协同机制;“三治结合”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要以社会诚信建设促使基层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真正养成;在数字法治中要注意人本尺度,遵守法治底线,有助于打造法治“网上枫桥经验”;重视新安全格局下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构建,发挥“枫桥经验”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群防群治作用。以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必然是下一步社会治理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之所在。     

试论中国腐败产生的根源及其遏制

中国腐败产生的具体原因是新旧体制转轨,市场机制不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及执法中存在问题;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强化对权力的制约、规范公共权力的运作是遏制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的根本途径。     

公务员“亚腐败”治理的伦理视角

“亚腐败”是腐败滋生的一个重要土壤，是腐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具有私利性、模糊性、普遍性和衍生性的特点和多种表现形式。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多元化、私人动机对社会职责的腐蚀、道德权威缺失与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是“亚腐败”产生的伦理原因。从伦理的角度治理“亚腐败”，一要树立公务员的正义观，二要铸造公务员的职业精神，三要培养公务员的责任意识，四要增强公务员的伦理自主性，五要筑牢公务员队伍拒腐的思想道德防线。     

社会资本与腐败网络的治理

从西方引进的社会资本概念,我国学界已经在许多领域予以运用,如乡村结构、企业经营、社区发展等,认为它具有解释社会发展尤其是非物质发展的力量.但是,社会资本也具有相当的负功能或者消极意义.在我国传统的差序格局尚未消解之际,它的引入往往成为中国传统再生的一个新契机.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背景下,腐败问题呈现出新的样态,由单一的腐败向多元的腐败演化,社会资本的负功能或者消极意义也同时取得了新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