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场域的实证分析——以邱兴华案为对象

邱兴华案留下来的不应该仅仅是某个“片段”或某个“层次”的意义，如程序正义，它具有“场”的意义。本文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了邱兴华案在司法场域是如何展开的及其出现的偏离，并顺便论及了与司法场域参与者有关的几个问题，如“法律人可能的贡献”、“法院改革司法”等。     

论认真对待公民表达权问题——以“彭水诗案”和“厦门PX事件”为例

表达权是依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其实质是社会大众之表达问题.维护和保障公民表达权,对于提高民众的权利意识、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民众和政府应积极联动,认真对待公民表达权.新形势下,积极引导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是认真对待公民表达权的有益探索和理性选择.     

理性地对待调解优先——以法院调解为对象的分析

＂调解优先＂是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提出的指导民事审判工作的司法政策,该政策实施近4年来,全国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的调解结案率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司法实务中对该政策的理解和贯彻也存在一些偏差。在当下的法院调解中,应当着重处理好调解优先与调解结案率的关系,调解优先与自愿原则的关系,调解优先与民事权利保护的关系,调解优先与法律规则维护的关系,调解优先与争议事实处理的关系。     

教学质量评价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以公安院校“教学练战”一体化模式为视角

教学练战一体化是公安院校实施的以培养应用型公安专门人才为目标,把教学练战各环节有机结合,组成一个完整的教学链的一种教学模式。但是,对教学质量的评价,存在着评价标准不够完整、重量轻质、评价主体不全面及评价功能缺乏导向性等不足。因此,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公安教育特色,确立多元化评价主体,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注重评价结果的信息反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我国工伤认定“三工”标准的实施困境及完善——以高校教师为考察对象

我国《工伤保险条例》以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工作原因作为工伤认定标准,但是没有对这三要素做出明确界定,从而缺乏可操作性,常常出现工伤认定困境,特别针对高校教师这类没有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具有随意性以及工作内容多种多样的特殊群体,因而有必要以与工作有关作为工伤认定的实质标准、以是否为所在学校或学生利益作为工伤认定的基础标准、坚持倾斜保护劳动者原则作为工伤认定的辅助标准。     

商会与法院联动调解商事纠纷考析——以广东为例

商会与法院联动调解商事纠纷主要是诉前调解和诉中调解。在国家倡导多元化机制解决纠纷的背景下,现阶段许多地方尤其是广东已经探索建立起商会调解+司法的联动调解模式,其发展主要是基于民间社会对调解的偏好、国家治理理念的嬗变、商会自发发展三重因素的叠加,与清末民初时期的官商互动也具有某种历史相似性。虽然这种联动调解模式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目前商会与法院诉调对接机制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论自然法与实证法的分与合——从正义标准、法律效力及法律适用的角度展开

自然法与实证法在正义标准问题上自始有着较大的分歧,进而在法律效力以及法律适用上均有不同的观点。两者虽有差异,但却紧密关联,共同构成了法秩序的内在以及外在方面,可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刑事二审指定管辖问题研究——以吉林省辽源市中院“整体回避案”为切入

由近期发生的吉林省辽源市中院"整体回避案"衍生出的刑事二审指定管辖的实践创举受到了刑事诉讼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由此产生了对立的理论观点。参照日本刑事诉讼的管辖制度,并结合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和我国现实因素,对刑事二审指定管辖的实践操作应当予以肯定,且应以此案为契机,确立刑事二审指定管辖规则。具体而言,必须明确《刑事诉讼法》中的指定管辖制度适用于二审审级,且要明确启动刑事二审指定管辖的具体情形。最后,二审指定管辖的程序应该当事人化。     

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漏洞及填补——居港权案的再思考与刚果金案的新启示

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其解释制度的构造,这种"一元双重"的解释体制最重要的一环是香港法院释法与人大常委会释法的衔接。也正是在此环节存在漏洞:对于香港法院应当提请解释而未提请的,没有有效的制约途径。香港法院居港权案中"不厚道"的解释,正是利用了这个漏洞。本文分析了"主动释法"模式、"事后责任"模式和"当事人"模式后,建议借鉴"当事人"模式,设立当事人启动程序,以约束法院滥用提请判断权。香港特区的司法权与基本法解释权是分离的,其司法权是完整的,但是其基本法解释权却并不完整。因此,"当事人"模式并不侵犯香港独立的司法权。当然新法律规则的确立需要时间和等待,在过渡时期需要政治方法的补充。     

复仇的法理问题研究——以中华法系为对象

法律中的复仇自简单社会的血族复仇承继、进化而来,随着古代法律的发展而逐步退隐。在中华法系的礼法体系中,复仇取得了"礼"与"律令"的双重存在。由于特殊的家产制社会所具有的血缘制性质、国家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家国一体的政体、以孝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礼在中华法系中的"基础规范"性质,以礼为主要载体的复仇在中华法系中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由于礼的强势支撑,复仇在律令中虽然屡次被禁,但终清之世它一直存在。容纳复仇的礼法体系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高度不确定的工具体系,因此无法走到现代,更无缘法治。现代法律通常不规定本质上是自力救济的复仇,但是复仇的恢复性正义精神未灭,它实际上,也应该是裁判考量的重要情节。     

人的两种意志与法治：解析“电脑量刑”背后的法治观

尽管许多人相信，法治就是排斥和摈弃人的所有意志，但实际上，人的意志可以划分为恣肆的意志和非恣肆的意志，而只有恣肆的意志才是与法治相悖的。具体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问题，法治关注的焦点不是它的范围或程度，而是它的性质。然而，“电脑量刑”背后的法治观却是对这一法治观念的背离。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引起的多边条约保留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问题,在联合国大会讨论该公约时引起很大的争议,因此联合国大会请国际法院作出咨询意见。本文试对此保留问题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进行研究,探讨多边条约的保留问题及其对之后国际社会制定多边条约的影响。     

浅谈版权与商标权的冲突及解决策略

本文以“武松打虎图”版权纠纷一案为线索,借鉴国外相关立法,探讨了版权与商标权的冲突中版权人与商标权人权利转让中权利变化以及由于转让所带来的对双方权利人权利的限制等有关问题。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治价值及其实现

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设计,不仅反映了司法过程的民主性,也体现了司法过程的开放性和回应性.因而具有重大的法治意义和价值.因此,需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改进和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以促进民主进程和法治秩序.     

新刑法第30条之价值与规范分析

新刑法第 30条是对我国以往单位犯罪刑事立法的一个重要总结 ,其价值在于 :明确提出“单位犯罪”概念 ,有助于统一认识 ;强调单位犯罪的法定性 ,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 ;提供认定单位犯罪的总则性标准 ,有助于遏制单位犯罪 ;肯定单位犯罪 ,符合世界刑法发展的潮流。为充分发挥其功能 ,科学把握其精神 ,正确指导司法实践 ,深入而理性地分析其规范含意确有必要     

西方法学发展简析与述评

法学的产生,经历了艰难而漫长的历史进程。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法学的产生有两个条件。西方法律和西方法学家引领了世界法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西方法律源于古希腊的民主思想。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是古代西方世界法律制度发展的顶峰,罗马法中的立法结构、原则、技术及法律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中世纪,罗马法即成为西方各国的研究中心,促进了意大利、荷兰、法国、德国等国法律的发展。从中世纪到19世纪,先后出现了“注释法学派”、“人文主义法学派”、“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新康德主义法学派”、“新黑格主义法学派”。“注释法学派”和“人文主义法学派”是古代法学传达到近代的使者;“分析法学派”的出现标志着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的分化。20世纪出现、发展的“社会法学派”、“新分析法学派”和“新自然法学派”成为当代西方三大主流派别。     

合同法代位权制度：定性与完善

债权人的代位权制度是由《法国民法典》在立法中最先确立的。我国由于迟迟没有制定民法典,因而没有债权人代位权的成文立法,只是在合同法中专门规定了债权人的代位权。代位权制度是我国《合同法》所确立的一项新的法律制度,这项制度尚须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以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制度如何认识?以及在司法实践中怎样完善?对于保障债权人之合法权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刑法视野中的公正与效率价值论析

公正与效率,是21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主题.如何在刑事司法领域实现公正价值,文章从刑罚目的的多元性、罪刑关系的复杂性和刑罚的特性等角度,分析认为,刑法的公正性是一个典型的关系范畴;它在相互矛盾的事物间指"衡平";在界限模糊的事物间指"普遍一致性";在激烈的社会冲突中指秩序、人道与安全.文章还对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定位作了重点分析,针对法理上所主张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见解,提出了异议.     

道德与刑法有限性的关系——也谈见危不救应否成罪

刑法包括犯罪和刑罚两个部分,因此刑法有限性包括刑法范围的有限性和刑罚发动的有限性两个方面。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与该社会的刑法范围成正比,而与其刑罚的严厉程度成反比。从这个结论出发,结合我国的整体道德现状,目前在我国刑法中设立“见危不救罪”的时机尚不成熟。     

关于代孕法律问题的国际视角分析——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例

在一些承认代孕的国家和地区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代孕提供了最为宽松的法律环境,加州法院积累了丰富的代孕判例经验。在加州,有偿代孕和无偿代孕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单身人士、已婚夫妻及同性恋者都可以通过代孕而实现养育子女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