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所有的财产不宜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

根据现行<刑法>中贪污罪的有关规定,集体所有的财产不宜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     

关于贪污罪主体立法的再认识

由于受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 ,长期以来 ,我国刑法对贪污罪主体范围的规定一直比较宽泛 ,1 997年修订刑法 ,虽然部分缩小了贪污罪主体范围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过于宽泛的贪污罪主体范围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许多问题 ,主导思想不明确、打击重点偏移、刑罚失衡、办案难度加大等问题无不与贪污罪主体范围宽泛有关。笔者在对贪污犯罪客体、贪污罪犯罪属性、贪污罪主体的本质特征等问题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贪污罪主体立法 ,精简贪污罪主体范围的主张     

几种特殊贪污犯罪主体的司法认定问题

我国刑法对贪污罪主体的规定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在坚持以国家工作人员为贪污罪法定基本主体的基础上，根据国有经济发展变化的客观情况，通过特别刑法规定及司法解释，不断丰富和发展贪污罪主体的内涵。对当前司法实践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类特殊贪污犯罪主体进行针对性研究，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相关法律的精神。     

贪污罪主体特征析

本文从现行刑法贪污罪的主体规定出发,对目前争议较大、但立法尚未明确的贪污罪主体规定中的部分内容,如国家机关、公务、其它依照法律从事公务、委托和委派的异同等方面,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特殊情况,详细分析我国刑法贪污犯罪主体的内在特征及范围     

浅谈监守自盗犯罪的正确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监守自盗犯罪,并使其与盗窃罪区分开来,是我们运用法律武器,准确地打击犯罪所必须认真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我国刑法对监守自盗犯罪没有单独规定。只是在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中规定,监守自盗犯罪要依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论处。但是,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中没有对监守自盗犯罪做更多的说明,而是在贪污罪的基本特征和概念中为监守自盗犯罪的性质提出了理论规定。所以要想正确地认     

贪污罪数额标准规定中模糊性与明确性之调适

我国现行贪污罪规定存在一系列弊端,主要体现在贪污罪犯罪数额标准之上。现行《刑法》中绝对、明确的数额标准已然难以科学反映个罪社会危害性程度,使贪污案件的裁判难以实现罪行均衡。"立法相对模糊,司法相对明确"的数额标准立法模式是完善我国贪污罪规定的最佳路径。     

基于贪污贿赂犯罪之定量立法模式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对于贪污贿赂罪的定罪量刑采取了"以数额论"为主的定量立法模式.这一立法模武存在着指标过于单一、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难以体现罪刑相应等弊端,导致了实践中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理未能较好地反映该类犯罪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制约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修改.并且从国外的立法看也很少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因此,我国应当修改刑法的相关规定,对犯罪数额不作具体的规定、淡化犯罪数额在贪污贿赂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绝对作用、将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数额分立、适度降低贪污罪的犯罪数额.     

论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兼论受贿罪与贪污罪犯罪主体的区别

受贿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以特殊主体为重要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 ,对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认定 ,历来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根据我国《刑法》对受贿犯罪主体的规定自 1979年以来有几次变化 :一是要严格限制受贿罪的主体范围 ;二是应当依法确定受贿罪犯罪的区别及受贿与贪污罪的区别     

基于贪污贿赂犯罪之定量市法模式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对于贪污贿赂罪的定罪量刑采取了“以数额论”为主的定量立法模式。这一立法模式存在着指标过于单一、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难以体现罪刑相应等弊端，导致了实践中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理未能较好地反映该类犯罪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制约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修改。并且从国外的立法看也很少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因此，我国应当修改刑法的相关规定，对犯罪数额不作具体的规定、淡化犯罪数额在贪污贿赂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绝对作用、将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数额分立、适度降低贪污罪的犯罪数额。     

试论贪污罪之犯罪对象

贪污罪常见的犯罪对象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对“公共财物”的定义,结合案例分析贪污罪新型的犯罪对象,从刑法的立法目的、贪污罪与其他财产性犯罪的比较、国际社会对贪污罪的考量等多角度出发,就贪污罪的犯罪对象问题展开研究,应该扩大贪污罪犯罪对象“公共财物”的解释,并将无形财产、财产性利益等纳入贪污罪的犯罪对象.     

利用犯罪经济学成本与收益理论预防贪污贿赂犯罪

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运用犯罪的成本与收益理论,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探究预防和控制此类犯罪的最有效的方法、策略。     

试论贪污罪犯罪对象的立法完善

司法实践中的一则案例,定贪污罪还是诈骗罪,存在严重分歧。贪污罪与诈骗罪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对象是否是公共财物。而理论和实践中对公共财物的界定模糊,导致实践中认定贪污罪存在争议。现行刑法规定,普通贪污罪的对象是公共财物,特殊贪污罪的对象包括国有财物、应交公的礼物、保险金和单位财物。这一规定已落后于司法现实,亟待调整。立法应将普通贪污罪的对象扩大到公私财物。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     

构建腐败犯罪推定规则之思考

腐败犯罪推定规则设置的初衷和价值追求,是严厉打击腐败犯罪。我国关于腐败犯罪推定规则的规定极度缺失,有必要借鉴国外特别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腐败犯罪推定规则的规定,从实体层面和程序层面构建腐败犯罪推定规则,以适应对腐败犯罪追诉的基本要求。     

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构成贪污罪主体的共犯--以特殊身份资格为视角

贪污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秘密窃取公共财物的犯罪意图和行为的反映和评价,正确地对贪污罪进行定罪量刑,建构特殊身份在犯罪主体中的时代价值,有助于我们对共犯理论的更进一层次的理解.     

共同受贿犯罪主体的认定

受贿罪共同犯罪主体的认定问题,不仅作为典型的共同犯罪问题而倍受关注,而且对当前惩治贿赂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刑法学共同犯罪理论及司法实践,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共同受贿罪的主体,以及如何认定共同受贿犯罪的主体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非常必要。     

中国犯罪学作为的新天地——从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成立谈起

权力的滥用是对国家预防腐败局职能部门的挑战，也是对社会民众各种参与力量的挑战。对于犯罪学研究领域而言，也是对学术研究的挑战。中国犯罪学理应知难而进，迎接挑战。     

浅析贪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行为

理论上,共同贪污犯罪可分为国家工作人员共同贪污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贪污犯罪两种情形。实践中,对不同情形的共同贪污犯罪,应根据各共同犯罪人的身份及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具体分析、定性。     

电子党务与预防职务犯罪

在信息化时代,职务犯罪呈现出了智能化、隐蔽化、多元化、集团化的倾向,当前传统的职务犯罪预防手段已经难于达到有效的控制.如何把反腐倡廉工作与现代信息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地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推行电子党务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各级党委和反腐败机构面临的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贪污罪定义辨析

目前刑法学界对贪污罪的定义均未全面而恰当地概括我国刑法规定的贪污罪情况 ,有必要对贪污罪的定义重新予以认识。狭义贪污罪定义应当是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数额较大的公共财物的行为。广义贪污罪就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他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占有所在单位的公共财物或其他财物或者依法应当交公的礼物 ,数额较大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