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视角下的湖泊水污染治理——以鄱阳湖水污染治理为例

近年来,我国湖泊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在湖泊水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之间协同不力,表现为湖区地方政府行政分割、各自为政,过于依靠行政手段,社会公众参与不足。其原因为:治理模式陈旧,协同治理的动力不足,统一管理机构缺乏权威性,信息沟通与共享机制不完善。因此,应加强湖泊水污染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强化政府考核与激励机制,建立符合湖泊水污染治理特性的管理机构和协调机制,加强湖泊水污染治理的信息平台建设。     

老旧社区治理的社会学干预——以“新清河实验”为例

社会学干预介入城乡社区治理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使命,其中1920年代开展的旨在提升镇村治理水平的“清河实验”在社会学界影响深远。2014年,清华大学等机构学者启动了“新清河实验”以探索转型时我国不同社区类型的治理模式。以“新清河实验”的实验地点之一W社区治理为例,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影响因素三个方面进行社会学干预理论框架设计,展示社会学干预推动老旧社区治理的过程及实现路径,以期优化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形塑新型社区关系。     

公共性视域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公共性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实然范畴与重要品质,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取向与实现路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真在于具有公共价值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维护并享有公共利益,这些均与以共在共享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公共性相契合。当下社会治理面临着的治理立场分离、公共价值认同分化、治理主体碎片化等现实考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增长。为此,可从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公众的公共价值培育、推进公共文化建设、建构多元协同的社会治理机制等入手,增强并彰显现代社会治理的公共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与协同治理的现实之辩

体制吸纳是行政权力吸引社会组织或个体精英进入公权领域运作的社会过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协同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介入乡村治理的行为,会对刚刚形塑的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销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在乡村社会一定要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角色,实现适度规模的体制吸纳,继而最大程度上避免体制吸纳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协同治理的美好愿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之一。在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社会治理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中,强化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广泛探索新的社会治理方式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评议协同 共治融合——黄龙镇新田村基层微治理实践之“堂断碑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新宁县黄龙镇新田村以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为切入口,以打造“百里脐橙连崀山”精品线路为契机,聚焦“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探索实践“评议协同、共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走出一条乡村治理的新路子。评议自治制度的创新激发了村民要发展的内生动力,共治融合机制开创了乡村振兴的崭新局面。     

“河长制”：一个中国政府流域治理跨部门协同的样本研究

流域治理的跨域特征所带来的问题超过了涉水部门单个主体的能力,从而带来了流域治理的协同失灵和碎片化问题。对“河长制”的观察表明,“河长制”跨部门协同可以较好地解决协同机制中责任机制的“权威缺漏”问题,短期内成效明显。通过横向层面和纵向层面的协调机制,大大提高了协同效率。这是一种新型的混合型权威依托的等级制协同模式。但是,以权威为依托的等级制纵向协同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将会面临着“能力困境”、“组织逻辑困境”和“责任困境”的挑战。最后采用菲利普斯分析框架分析了影响“河长制”跨部门协同效率的因素。     

“清廉民企”建设的实践成效、制度障碍与深化路径——以“两个健康”先行区温州市为例

作为全国首个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温州在打造清廉民企高水平示范区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效,获得了优化政务服务,着力改善营商环境;坚持示范引领,注重发挥特色品牌带动作用;落实政商"亲清"要求,打造亲清政商关系新生态等有益经验。不过在"清廉民企"建设过程中仍面临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包括民营企业内部风险防控机制不健全、司法保障政策不完善、中小微民企清廉建设动力机制不成熟等。为深化温州清廉民企制度化建设,必须加强廉洁从业的企业内控机制建设、健全民营企业预防腐败的外部监督机制以及注重民营企业清廉建设工程的区别化对待和差异化推进。     

“协同治理”的产生与范式竞争综述

协同治理(collaborativegovernance)作为一个理论框架近年开始流行,但还没有达成在概念定义上的高度共识,同时一些竞争性理论框架及类似的术语混淆与模糊了研究者的视线.本文就协同治理及其竞争性范式进行比较,梳理了协同治理这一新兴范式的理论脉系,指出其内在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协同治理的中国研究现状提出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及方向,以促进对这一范式的理解与深入研究.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场域中的协同治理实践——基于四种典型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比较研究北大核心

社区生活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社区自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之间以社区场域为互动平台,实现着各自的目标取向和价值追求,也形塑着不同的社区治理实践模式。不管是调整改革中的上海、沈阳模式,还是正在兴起实践中的北京、广州模式,都反映着社区治理微观场域中,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建构和合作互助状态。真正契合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可行性模式选择,应该是通过明确边界、积极引导、培育赋权、参与共享,以实现社区治理实践中多主体参与的协同式治理实践。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民族社区管理问题及对策——以凉山州彝族自治州为例

城市社区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社区管理工作中,行政化倾向突出,政府习惯于直接"安排"社区管理工作。社区工作人员数量严重不足,整体素质不高。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应当转变职能,培养社区人才,加强协同治理,促进居民自治。     

“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我国环境治理工具选择的困境及其克服——以协同治理为视角

环境治理涉及不同类型环境治理工具的选择,治理工具能否被合理、合法地选择关系到环境治理绩效的成败,而环境治理绩效又是环境治理能力的直接反映。因此,在推进环境领域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时代背景下,有必要检视我国环境治理工具选择所面临的困境,并通过良好的方案设计以实现工具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有效整合。我国环境治理工具选择的理论、规范、实践共同表明,其存在协同不能和效果不佳之难题,面临科学性、正当性等方面困境,难以兼顾合法性与最佳性。对此,应以协同治理为视角进行分析,协同治理理论强调环境治理工具选择的系统性、动态性及开放性,能够为破解与克服以上难题和困境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指引。在此基础之上,亦应通过确立环境治理工具选择的基本原则、优化环境治理工具选择的体制机制、改进环境治理工具选择的方法技术、完善环境治理工具选择的程序设置、细化环境治理工具选择的法律规范等,提高我国环境治理工具选择的协同治理水平。     

陕西师范大学“校县共建”项目成果的调查报告——以与陕西省旬邑县、陇县共建关系为例

陕西师范大学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宝鸡市陇县建立共建关系,至今已有十五个年头.围绕校县共建项目下的师资培训与校县教学单位之间的学习交流活动等相关问题进行调查报告,发现“校县共建”主要在教育学习观念的转变、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专业教师基本上实现了优化配备等方面对基础教育产生积极影响.今后要在优化培养方案和重视实践环节两个方面加以提升,切实做好高等师范院校为县级教育服务.     

数字技术驱动基层监督效能提升的行动逻辑——以W市村务清廉D平台为例

打造基层监督数字化应用平台是基层监督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从W市村务清廉D平台赋能基层监督实践来看,数字技术对包含监督主体和监督客体的基层监督体系进行了整体性重塑,实现了从粗放式监督向精准化监督、从分散化监督向协同化监督、从无序化监督向规范化监督的转变,为破解传统监督体制效能衰减提供了新思路。数字技术驱动基层监督效能提升是一个技术创新与制度建设相互交织、反复互动的复杂过程,这种制度设计与实践探索是地方纪检监察部门在压力型考核体制的作用下,依托颗粒化数据联通共享的技术优势所进行的一场具有调适性的数字化创新,从而化解基层监督虚化难题和提升基层监督效能。     

空气污染的跨域合作治理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

当前空气污染与雾霾天气已严重危害公众健康,影响了社会与经济的正常秩序。北京由于特殊的气候条件与地理位置,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空气污染重灾区之一。本文试图以北京地区的空气污染治理为例,旨在阐明空气污染跨域合作治理的基本规律。在规范研究上,总结了传统区域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区域主义是跨域治理理论发展与演变的三个方向;在经验研究上,通过分析北京地区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历史与现状,归纳了利益协调不足、碎片化现象和单中心治理等问题症结。针对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存在问题,必须建立国家层面的空气污染防治战略,健全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完善跨域治理机构的结构设计与组织功能,创新执行机制,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履职、市场协调与社会参与的跨域合作治理新模式。     

高校党团共建育人功能长效机制——以“131”学生党团互动教育新模式的实践与研究为例

高校党团共建模式在基层党组织的育人功能中作用日益加强,特别是在增强党在高知识群体中的凝聚力、影响力方面,就"131"学生党团互动教育新模式的含义和意义、基本做法以及后续的思考进行了有效的实践探索。     

治理视域下“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实践机制与完善路径——基于赣南G村的田野调查

“第一书记”制度是传统时期干部下乡制度的延续。在扶贫阶段,主要从资源的视角对“第一书记”制度展开研究,在治理转型的背景下,从治理的视角重新定位和阐释“第一书记”制度的实践逻辑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治理视角强调“第一书记”制度作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发挥资源输入、组织培育、制度引入和文化建设等多元治理功能,其实践逻辑表现为角色定位清晰化、功能发挥多元化、职责边界有限化。“第一书记”制度应该从顶层设计、基层组织和村庄社会这三个层面来完善。为进一步激励制度活力“第一书记”制度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间有着内在衔接性,表现在其与转型社会的契合性和与治理现代化的亲和性两方面。由此,“第一书记”制度和第一书记可以作为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载体和治理抓手,在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