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共空间的“净化”与秩序建构

网络空间是公共空间,网络社会是法治社会,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是现代社会治理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本文以网络治理实践为问题出发点,对建构"多元参与、法治健全、管理有效、公平有序"的网络虚拟空间秩序所要依循的主要方向与基本原则进行研究,用网络社会治理秩序解决网络风险难题,从民主法治、公平、多方参与、共建机制等角度提出建议。     

论领导干部网络空间法治能力北大核心

领导干部网络空间法治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网络空间治理水平,提升领导干部网络空间法治能力是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必然要求。通过对领导干部网络法治能力存在的网络法治知识不足、网络法治素质欠缺、网络法治能力运用较弱等问题分析,提出构建包含知识、素质、能力三个方面的领导干部网络法治能力模型,遵循规律,采用加强理论培训和实践教育,纳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选拔任用和奖惩标准体系等方式来提升领导干部网络空间法治能力。     

地方法治实践研究的方法论演进

如何在单一制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下,证成地方法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构成了我国地方法治研究的起点。由此起点出发,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权力结构解释框架,但该解释框架也存在着忽视地方权力构成、法治动态发展和具体实践问题的缺陷。鉴于以上缺陷,地方法治研究随后出现了以法治竞争为代表的横向进路、以法治实践模式类型化为代表的内部进路以及以法治评估为代表的外部进路等三种研究进路,不同程度上对权力结构的框架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一种接续以往研究进路,并足以引发地方法治研究方法论创新的制度环境解释框架得以提出。要真正实现方法论的创新,就必须将研究目光投向地方法治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区划层级的差异性以及法律制度的嵌入性上。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空间治理的法治化研究

在当今大数据时代,网络空间作为现代科技文明的典型场域,其影响力和作用力与日俱增,网络空间治理将倒逼产生更科学的行政决策、更便捷的行政服务、更高效的行政效能等。未来网络空间治理能力将成为判断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它对传统的治理理念、治理工具等产生了巨大冲击,新问题、新矛盾也接踵而至,主要表现在:网络空间治理的转型一直落后于数据技术边界的拓展;网络空间治理理念的前瞻性不足、网络空间治理的实体规制体系不健全;网络空间治理的司法控制面临困境。作为社会治理前沿地带,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亟须呼应当前网络空间对先进科技应用、网络秩序维护、多元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价值需求。     

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领导权与价值秩序的建构

网络空间是一个不断生成的、流动的社会性空间,网络空间的社会性决定了它的意识形态性。由于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式微,多元价值之间的关系和结构发生错乱,从而导致价值失序的产生。为了维护网络空间的价值秩序,需要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多元价值中的嵌入,并通过有效的对话和交流,达成价值共识,形成普遍意义的价值准则。同时,通过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全面建构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在"互联网+"时代,营造清朗、良性互动的网络空间关键在于网络公众对政府治理的协同参与,同时需要建立合理的政府网络治理机制,那么政府与网络参与主体的双向互动机制的建立会使得政府网络治理趋向良性发展,从而打造清朗网络空间,给民众一个良好的精神家园。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治理格局及其塑造

网络是当前意识形态安全中最尖锐、最前沿的阵地,并随着信息技术和数据时代的发展以及西方日益加紧的网络意识形态攻势而凸显出其极端重要性。基于对安全治理原生格局和优化格局的分析,探索塑造良好网络安全环境的塑造路径。我们必须坚决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综合指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主动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推动网络空间军民融合,推进网络法治建设,维护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守好阵地,吹响号角。     

中国“综合治理”的演进与创新

中国的“综合治理”产生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并历经了历史和实践的验证。其所包含的内容也随着中国不断的变革而逐步演进和创新，总体而言适合中国国情，也产生了巨大成效。坚持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模式是“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应有之意，同时还应该不断发展“综合治理”，以进一步提升其理论内涵，丰富其创新的内容。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法治能力的内核及其建设路径

新时代党的法治能力是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深化改革、解决矛盾、化解冲突、提升执政效能的能力。法治理念、法治知识、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是党法治能力的内核。新时代，党的法治理念信仰必须持续增强，法治知识学习必须持续强化，法治思维导向必须持续提升，法治方式运用必须持续加强。因此，党只有综合施策，着力培养法治理念，强化法治学习，树立法治思维，坚持依法治理，才能不断提升和优化党的法治能力。     

论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构成及其韧性治理

伴随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更新迭代,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人类政治活动的重要场域,网络空间政治安全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风险。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主要包括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入侵的风险、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弱化的风险和网络空间政治参与无序的风险。应从技术韧性、组织韧性、制度韧性、文化韧性四个维度构建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韧性治理体系,运用先进技术提升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精准治理能力,强化不同组织间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协同治理能力,构建多元主体相互联动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治理体制机制,增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引领作用。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问题与对策

随着个性化推荐系统等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传播范式革命,网络虚拟场域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争夺的最前沿。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复杂多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博弈从未停歇,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维系社会秩序、形塑网民价值观念具有重要意义。要从多元交互性、斗争复杂性视角审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工作,采取多种有效方式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通过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力、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加快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等方式推动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科学化、智能化和精准化。     

新时代我国多元社会矛盾的法治化解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既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民族凝聚力日益增强的时代,也是多元社会矛盾交织叠加、国家治理能力不断面临挑战的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直面新时代的多元社会矛盾,坚持以法治化解机制取代人治化解机制。究其着力点,一是加强重点领域的风险评估,完善化解多元社会矛盾的立法机制;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完善化解多元社会矛盾的执法机制;三是践行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完善化解多元社会矛盾的司法机制;四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完善化解多元社会矛盾的普法机制。     

“给资本套上社会主义笼头”——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问题再审视

当资本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时候,网络空间资本逻辑和政治逻辑呈现出了融合与冲突并存的态势,资本逻辑在推动网络繁荣发展的同时引发了网络空间话语权力的重新分配,进而产生了话语权力事实上的不平等。提升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实效,需要在网络空间运用政治权力来引导和超越资本力量,将信息技术资本的强劲动力与社会主义发展有效结合起来。在通过协商对话机制凝聚网络多元意识形态的同时,还需要展开对信息技术资本的辩证批判和政策制度的引导与规制。     

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加强我党意识形态领导权意义重大,但在当今新形势下,我党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种种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应对之策:一是建构意识形态的理论建设,树立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二是改变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确保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三是加强网络空间的综合治理,坚守好意识形态的主战场。     

论帮教

帮教是在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践中,由人民群众创造,对特定对象进行帮助教育的一种社会教育管理活动。它在法学中是一个新概念,也是综合治理的重要对策之一。帮教的概念与帮教工作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方针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和国家确立综合治理方针的同时,就提出必须对有违法或轻微犯罪的人进行帮助教育。中央(1981)21号文件指出:“对于大量的有轻微违法行为的人,既不要判罪劳改,也不要送去劳教,而是要依靠全党,依靠社会力量,加紧进行教     

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责任与国家治理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是主权国家必须担负的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也是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它体现着主权国家的现代治理能力。事实上,在网络化、信息化、技术化和全球化时代,网络空间国家政治安全已经发生了很多不同于物理时空环境中的变化。这是建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根本前提。在此前提下,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建构,还需要以网络空间中技术环境、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结构与配置、各政治主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以及心理认知等为核心要素。因此,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治理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在物理层面上,国家对于网络和通讯通信基础设施的保障和创新;在治理层面上,国家应从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制度化能力、控制能力和控制智慧、国家认同与国家合法性以及治理体系建构能力等方面理性、科学、协同地维护和捍卫网络空间政治安全。     

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

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和应对方式量表(CSQ)随机抽取150名大学生进行测试,以探讨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应对方式的直接关系,为大学生健康教育提供实证依据。结果发现:一是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一般自我效能感、解决问题应对方式和幻想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但一般效能感没有;一般效能感和应对方式在年级和专业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二是一般自我效能感与解决问题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与自责应对方式存在显著负相关。三是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一般自我效能对解决问题和自责应对方式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由此可知,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表现出差异性;并且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应对方式存在相关关系。     

关于“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关系的思考

江泽民同志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同时他还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明确提出了“以德治国”这个理念，并强调指出必须把它们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关于法治与德治、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在本质上一致性的论述，这是对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深化。     

建构新时代中国网络空间秩序观的原则途径与目标

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相继发布了《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和《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标志着中国在成长为互联网大国的同时,其网络空间秩序观也开始逐渐形成和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网络空间秩序观更加清晰,强调坚持网络主权是网络空间秩序建构的基础;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是网络空间秩序建构的原则;多边、民主、透明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是网络空间秩序建构的途径;建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网络空间秩序的最终目标。中国建构中的网络空间秩序观,既是其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体现,也是中国为网络空间新秩序的形成和变革所做出的贡献,是中国从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的重要一步。     

十九大以来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研究综述

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战略要求,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战略背后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人民主体地位等以及具体法治实践问题上。在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界把对全面依法治国的研究,与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起来,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目前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学理性研究不足、缺乏多元学科视角以及法治实践实证研究匮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