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化视野下的廉政风险防控管理机制建设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政治风险是现代化社会的常态问题,而腐败是政治风险的极端表现形式。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腐败难以根除但可以控制。基于对人性规律和权力特性的正确认识,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已成为当前预防治腐的重要发展趋势。其关键在于通过权力流程再造来解决权力风险问题,全程地防范廉政风险向腐败行为的转化。     

风险预防视阈下政府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治理责任

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愈发频繁，创造的经济社会效益亦不计其数，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其蕴藏的巨大风险。对此，必须改变传统的事后危险消除手段，着眼于将来可能遭受破坏的个人信息权益与安全秩序进行风险预防性治理。针对私法上风险预防路径的预防乏力，政府应切实负担起风险预防义务。与此同时，个人信息的超个人利益属性与保障人权和维护秩序的宪法追求充当了政府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承担风险预防义务的法理基础。反观政府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既有风险预防路径，无论是强制要求风险评估还是行政约谈，均在预防效果方面不尽如人意。有必要从组织预防与行为预防两个层面双管齐下，分别依托专责机关的设置与风险预防启动标准的明确和既有行为风险预防路径的完善来提升预防效果。     

规避涉民利益冲突减少社会稳定风险——基于构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研究

阐述了构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背景、现状及意义,对实施稳定风险评估的主要领域、责任主体、运作机制、操作程序、运行保障以及评估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据此提出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及控制策略,旨在为党委政府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决策上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和决策手段,确保科学、民主、依法决策,预防和减少涉稳重大问题的发生,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群众受益"三赢".     

高等院校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困境与对策

利益冲突是公职人员的私人利益与其公共角色承担的公共职责之间的冲突,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被认为是预防腐败的有效制度安排。当前高等院校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正面临着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界定不清、缺乏利益冲突风险评估、缺乏独立审查和监督利益冲突机构、文化缺失等困境。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的新领域,需要不断完善相关措施:要明确界定与高校管理人员及教师职责产生冲突的私人利益的类型和行为,合理介入教职员工的个人生活;制定科学的利益冲突风险评估体系,提高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有效性;在国家层面建立防止利益冲突的伦理法规,完善整合现有防止利益冲突的法律法规;加强综合配套措施,完善利益冲突管理流程。     

加强和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建设

行政决策风险是政府行为风险的首要来源,防范行政决策风险的重要途径即风险评估。我国政府在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实践中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加强和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建设,应当加大决策风险评估的执行力和责任追究力度,用评估后的执行情况来评判和倒逼风险评估机制,通过设置反方制度来扩大和延伸决策风险评估的作用,更加注重从宏观体制层面防范决策风险。     

西藏矿山稳评的必要性与评估关键点研究

西藏开展矿山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不仅是国家层面要求的动作,而且也是维护西藏民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抓手,能从源头上主动预防矿山纠纷的发生,因而在开矿前进行矿山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十分必要与紧迫的。研究发现:当前西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关键点主要看:是否尊重当地百姓的宗教信仰、是否关注当地百姓的风险感知、是否重视风险沟通、是否保障当地百姓的经济利益,由以上四方面识别开矿社会稳定风险并做好风险的应对策略,这样可有效预防西藏矿山纠纷的发生。     

助成性行政指导行为必须坚持风险评估和提示

我国行政主体大量的助成性行政指导都出现于经济领域,然而市场有风险,任何市场主体都面临这种风险.行政主体在作出助成性行政指导行为时为保障助成性行政行为的科学性,必须进行风险评估和揭示,并应通过立法确立相关的必要程序.     

大数据视阈下公职人员廉政风险动态监测及预警

廉政风险防控具有前瞻性和高效益,属治本之策。大数据为公职人员廉政风险防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可通过协同联动的廉政风险防控平台深度挖掘规模剧增的海量数据进行动态监测及预警。基于目前理论研究和实践现状,以公职人员为无差别微观研究主体,将公职人员廉政风险预警流程设计为廉政风险信息采集、廉政风险信息分析、廉政风险信息评估、廉政风险信息处理四部分,利用大数据量化研判,实现公职人员个体相关数据的分析评估和实时监测,可及时防控和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     

重新犯罪研究未来之路径选择

重新犯罪这一概念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而是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提出的一个类概念。从纵向的视角来看关于重新犯罪的研究,研究者越来越注重运用实证严谨的方法来对重新犯罪现象或事实开展深入研究。从横向的角度来看,关于重新犯罪的原因探讨和风险预测研究是当前研究的两大核心领域。在重新犯罪原因的探究上,研究者一直在追求大而全的学说,全面但不深入;在重新犯罪风险预测研究上,研究者制定的风险评估工具的效度逐渐增强,但关于评估理论的构建远远不足。未来重新犯罪这一研究领域将注重微观、中观重新犯罪理论模型的构建,并针对某一特定重新犯罪类型的风险因素开展深入研究,为特定类型重新犯罪的预防和矫治及风险评估提供实证支持和理论基础。     

校园凶案的动因分析和社会思考

前段时期，频发的校园凶案给社会带来震惊和不安，严重冲击了社会稳定形势，同时也无情地刺痛着国人的神经，引发人们的深思。笔者试结合犯罪相关理论探讨这类行为的动因，思考预防个人极端暴力案件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的相应对策。     

铁路恐怖袭击风险评估方法及处置研究

铁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公共安全保障体系中亟待补强的一块短板。当前,铁路面临严峻的恐怖袭击风险。因此,应对铁路恐怖袭击风险评估进行研究,制订科学的铁路恐怖袭击风险评估方案和紧急处置措施,包括发生恐怖袭击时需要采取的现场紧急措施、应急抢险救援、客流管控与人员快速疏散处置措施、现场恢复和应急处置等风险评估方案,建立恐怖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科学规避风险,为政府、公安机关提供决策支持,以最大限度减少铁路发生恐怖事件的可能,打造平安铁路,维护国家安全。     

极端宗教意识形态研究——以《达比克》为对象的分析

《达比克》(Dabiq)是极端组织用于宣扬其宗教极端思想的电子杂志,具有若干不同于一般媒体宣传且不同于以往极端势力宣传的特征。在综合使用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特别是以创新方式利用相似性传播(Affinity Propagation)算法进行文本聚类)对已发行的14期《达比克》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揭示了《达比克》所具有的外在形式和文本内容方面的突出特征,包括大量使用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热衷于政治论辩等。在从权威性、可扩散性和可动员性维度对《达比克》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本文提炼并分析了四种意识形态联结模式,即神圣性-政治性模式、信念传播-暴力行动模式、虔诚性-抗争性模式、个人执信-个人牺牲模式。极端组织对这些意识形态模式的综合使用开启了由个人到群体,由思想到行为的转化路径。极端组织试图借此达到扩大影响力,吸纳信众和激励行动的基本目的。     

人工智能视域下学术期刊学术不端行为预防机制构建

在人工智能时代,任何学术期刊出版单位、作者、读者都有责任、有义务防范和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全面构建人工智能环境下学术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的预防机制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优化学术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建立学术期刊学术不端治理共享平台,提升学术期刊编辑流程的智能化水平,改善学术期刊审稿专家遴选及审稿流程的智能化水平,构建道德教育与法律监督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遏制学术不端行为,有效地净化学术生态,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助力。     

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的学理思考

建构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的时代背景在于:回应风险行政所带来的挑战;碎片化的风险行政程序法难以克服风险行政实践的合法性困境;当前缺乏统一行政程序法典,也不能简单借鉴西方经验来规范风险行政;涉及风险行政程序的单行法无法代替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风险行政程序法是以结构化方式规范风险治理主体行为的行政法规范,其功能是克服风险治理主体的"知识贫乏"和"价值冲突"问题。它将保障个人权利、维护公益、确保行政科学性和民主性作为价值取向,并呈现为一种网络状态;所对应的行政模式是"新治理行政",并将治理风险的公共政策作为调整对象。它是实现风险行政过程合法性的一种技术,基本结构由风险议题之形成、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所构成,主要制度包括协商制度、陈述理由制度、暂时性制度、信息制度和遴选风险治理参与者制度。     

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基于H市登革热防控的实证分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给公众心理造成严重冲击，其管理过程也给政府风险沟通带来了挑战。回顾现有风险沟通研究发现，多种风险沟通渠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效果仍存在争议，尚不能为政府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文章在健康信念模型基础上，引入心理距离理论构建研究框架，分析风险沟通渠道对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对H市登革热防控风险沟通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政府通过传统媒体渠道、新媒体渠道、专业渠道进行风险沟通，会促进公众更加积极地采取防护行为；防控效能是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变量，而风险感知对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通过对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的研究，可以为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开展有效的风险沟通提供参考。     

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反腐败工作的新路径

廉政风险防控是借鉴金融和保险业比较成熟的现代管理科学理念，将风险管理理论和质量管理方法引入到预防腐败工作之中，在加强预防腐败工作领域进行大胆创新，初步形成的预防腐败工作的新机制。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主要目标是查找廉政风险点，立足点是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落脚点在业务工作，风险防控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需要全体人员的参与，对于可能发生腐败的领域和环节早发现、早预防、早解决。廉政风险防控重在防控措施的建立，当风险转变为现实，     

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与应对策略——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差序政府信任是我国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的现实写照。通过分析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问卷,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人、政府和社会等三个维度探讨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因素是引起差序政府信任变化的关键变量,中央政府的反腐倡廉力度与回应性、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等因素会对差序政府信任产生显著影响;个人的人际信任水平、政治效能感、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越高,其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不明显;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程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小,而社会宽容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大。为了夯实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基石和改变差序政府信任格局,中央政府应持续推进反腐败工作,增强对公众诉求的回应,维护好中央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地方政府则应在做好经济发展工作的同时不断提高政府透明度,提升公众满意度;央地政府还应共同促进社会发展更加公平,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积极防范由差序政府信任带来的社会风险。     

围车叫卖、强迫交易行为疑难问题研究

单就围车叫卖、随车叫卖行为本身而言，它一般不构成犯罪，但行为人在实施围车叫卖、随车叫卖行为时，还可能伴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对于在旅客车站、列车上以暴力、威胁手段对旅客强买强卖商品、强迫旅客提供服务或者强迫旅客接受服务的犯罪行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称谓各不相同，立法内容也较为复杂。在我国，不同时期的相关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的内容也各不相同。现行《刑法》第26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为我们正确判定在旅客列车、车站强买强卖行为的性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实践中具体认定时应重点考察行为的手段和交易行为的性质。     

会计信息与风险防范

由于市场经济因素的多样性和多变性,风险几乎无所不在。任何一个经济行为总是可能伴随着或大或小的风险。与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不同,经济风险不适宜通过参加保险的方式来转移和规避,只能进行必要的风险管理来防范与化解。会计与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经济风险管理的每一程序都与会计信息有关。然而,不确定性是一种普遍现象,会计信息自身也存在风险。本文讨论会计信息在经济风险防范中的作用以及会计信息自身风险的防范。     

我国地方重大项目社会风险评估的现实困境与制度改进

重大项目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公共性特征,需要在有效的社会监督和政府管理之下对项目建设可能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进行评估、制约。但是,在我国现实中,由于地方政府热衷于GDP绩效、官员偏好主导地方公共决策等主客观原因,重大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更多表现为"做形式"、"走程序"。反思近年来国内高频率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原因及社会效应,必须在重大项目社会风险控制的制度层面作出有效改进,具体而言:应当在项目决策中强制性嵌入社会风险评估,细分社会风险等级,重视异议权,调配相关利益者决策的比重,构建动态监测的纠错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