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罪定罪实证研究与理论重塑——基于2182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非法经营罪案件呈现频发、高发趋势,与此同时,关于非法经营罪为“口袋罪”的言论也日益增多,主要争议集中于对“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等的认定上。2182份判决书所反映的该罪的司法实践表明司法机关对非法经营罪适用谨慎,该罪并没有成为“口袋罪”。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国家规定”表述含糊、法益认定不足、“非法经营”行为标准不明、“情节严重”缺乏统一标准等问题。对“国家规定”应采用折中说。“非法经营行为”应符合“非法+经营行为”要件,结合九类具体行为类型进行分析。“情节严重”应坚持“数额+具体情节”判断模式。     

票据诈骗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票据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应采排除权利人意思说.对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必须结合票据诈骗罪的实际情况,在坚持必要的前置调查取证和主客观相一致的司法推定原则的基础上,同时参照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并通过排除合理怀疑和保障被告人权利方面进行有效推定.票据诈骗罪应以被害人所受损失数额说作为既遂标准,其中数额基本犯不存在未遂的情形,数额加重犯存在未遂的情形.     

盗窃罪、诈骗罪和抢夺罪的界定——以张某某抢夺案为视角

盗窃罪、诈骗罪和抢夺罪是三个常见的、多发的侵财类犯罪,占据刑事犯罪的多数。三罪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当一罪中混合着三种罪的作案手段时难以辨别。司法工作者应在查清事实和情节的基础上,以法条为标准,综合运用法学知识,借助科学合理的分析方法,对案件准确定性。     

盗窃罪与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再区分——以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盗窃罪与诈骗罪该如何区分?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区分标准较为混乱,虽然在某些案件中,行为人使用了欺骗的手段,但是从诈骗罪的理论构造上进行考察的话也不应认定为诈骗罪。所以,应当从"处分行为"的视角来区分两者,这样才能做到正确定罪量刑。     

对最高检拾卡使用司法解释的几点意见

最高检的司法解释认为，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应以信用卡诈骗罪来追诉。对拾卡人在ATM机上取款、转账等行为完全可以依照盗窃罪来进行追诉，而如果一律按照信用卡诈骗罪来处理的话，不但缺乏理论上的依据，而且会带来司法实务上的失当与缺陷。     

徇私枉法罪疑难问题探析

徇私枉法罪主体“司法工作人员”的界定应采职责说。“徇私”、“徇情”动机是主观方面构成要件,不包含徇单位、集体之私。利用职务便利是隐含的构成要件。在该罪的三种枉法行为方式中,“明知”是指有确定性的认识,但不一定要有实质性的认识;“有罪的人”的认定应采涉嫌犯罪说,“有罪的人”之外,皆为“无罪的人”;故意轻追诉可以纳入枉法行为范畴,但故意重追诉因不能为徇私枉法行为方式的最大可能含义所覆盖．故按照现行刑法规定．不能构成徇私枉法罪。     

浅谈我国盗窃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盗窃犯罪是我国社会中极为普遍的一种犯罪形式,其数量在很多地方占据了犯罪之首。我国关于盗窃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不完善之处。本文从适当提高追究盗窃罪数额的起点、将虚拟财产纳入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单独设立单位盗窃罪、单独设立刑法条文追究盗窃珍贵文物犯罪行为以及将邮政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盗取财物的犯罪行为由盗窃罪改为职务侵占罪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盗窃犯罪刑事立法的具体建议,以期为我国法治建设尽微薄之力。     

侵犯财产罪的新特点与防治措施

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侵犯财产罪是指故意非法占有、挪用、毁坏公私财物 ,触犯我国刑法构成犯罪 ,从而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作为刑法典规定的重要的类罪 ,侵犯财产罪包括抢劫罪、盗窃罪、抢夺罪、诈骗罪、侵占罪、聚众哄抢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挪用特定款物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生产经营罪等 12种具体罪名。近十几年来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日益发生的深刻变化 ,尤其是近几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 ,我国侵犯财产罪较之过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研究这些新情况 ,并探讨防…     

论转化型抢劫罪的几个问题

转化型抢劫罪可以分为消极转化型抢劫罪和积极转化型抢劫罪。消极转化型抢劫罪以携带凶器为先行行为,以抢夺行为为后续行为。携带凶器包括显露携带和暗藏携带。积极转化型抢劫罪以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为先行行为,但立法和司法解释不统一。先行盗窃行为发生在户内,后续暴力行为发生在户外,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应与典型抢劫罪的标准保持一致。     

斡旋受贿犯罪若干争议问题探析

对于我国《刑法》第388条斡旋受贿罪中“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和“不正当利益”的规定,目前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均存在着不同理解。本文认为,“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不仅仅指利用本人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制约关系,也包括利用上下级工作单位及工作人员之间、亲友之间的非制约性影响关系等。“不正当利益”包括非法利益、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合法但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利益等。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不应作为斡旋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而应作为该罪的从重处罚情节。     

非国有单位委派人员非法占有财物行为的司法认定

非国有单位委派人员为其他单位从事工作的情形日趋增多。委派人员在工作过程中，非法占有财物的行为，可能构成盗窃罪、职务侵占罪和侵占罪。在具体认定委派人员非法占有财物行为的性质时，应当根据“财物占有的归属”、“委派人员的权限”和“契约内容”等方面综合分析。     

论腐败行为的刑事规制

腐败行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国际性问题,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一直努力不懈,但目前在反腐败制度设计上呈现出前置性法律阙如、刑事法网粗疏、司法认定过宽等问题。为有效遏制腐败行为,巩固反腐成果,应当制定合理的反腐败刑事政策;完善立法,将贪污贿赂犯罪由目前的数额犯、情节犯改为行为犯,兼顾情节;建立前提性的反腐败法律机制,使之与刑法规则一起构筑一道反腐败的防线;通过司法严格控制腐败,严厉入罪,避免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变相的出罪。     

比较与反思:我国相对刑事责任制度的解释进路与司法完善

英国1998年《犯罪与反秩序法》废除"附条件刑事责任",实现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从"三分制"到"二分制"嬗变;德国在刑法典之外建立起青少年刑事责任个别评价机制。反思我国相对刑事责任制度,《刑法》第17条第2款中"八罪"范围应采用"行为说"的解释进路,这是刑事政策的现实需要,具有刑法机能、刑法解释论、法律推理的依据。我国应主要通过司法途径完善相对刑事责任制度,适用罪名应限定于"八罪"罪名;同时,适度借鉴"三分制"下"司法认定型"模式的有益做法,在司法过程中个案地审查被告人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     

信用卡诈骗罪中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行为

信用卡诈骗罪是一种较为新型的金融诈骗犯罪。对信用卡诈骗罪具体内涵的把握,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的界定,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存在较多的难点和争议。该文对信用卡诈骗罪“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中应然与实然的博弈——兼评“两高”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15条

立法权的过度让与、司法权的就地膨胀,司法解释突破立法权限现象已非个例。基于严厉打击贪腐犯罪的需要和受贿罪传统犯罪构成间的冲突、博弈,近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15条第2款关于"为他人谋利前的数额一并计入受贿罪数额"的规定有突破立法权限之嫌。在理性的立法层面,目前最可行的做法是沿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模式,通过刑事立法方式设计贿赂犯罪主观方面的推定,提倡立法权的回归;在当前司法实践层面,应当严格适用司法解释第15条之规定,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基础上更多地应用出罪机制。     

论职务侵占与诈骗罪的区别——以一起侵财型案件的定性分析为例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侵犯财产犯罪的犯罪分子通常采取形式多样的欺骗手段,使得司法机关对犯罪行为的定性产生疑问。通过对一个疑难案件的分析,进一步对职务侵占罪和诈骗罪做出区分,在此基础上对该案做出定性。     

盗窃银行承兑汇票并转卖行为的刑法学分析

盗窃银行承兑汇票并转卖的行为该如何定性,由于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类问题并没有予以明确的规定,所以在定性上各种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常常比附盗窃罪的法理论罪处刑,司法适用的偏执化尤为明显。     

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的思考

新近公布的盗窃罪司法解释全面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盗窃是否意味着"秘密窃取",旧司法解释将其定义为秘密窃取,而新司法解释则适应犯罪形势变化的需求取消了该规定。在盗窃罪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上,新司法解释确定为从一重从重处罚,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单位相关人员犯非法定单位犯罪是否构成盗窃罪应以自然人的盗窃罪犯罪构成要件为判断标准,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的应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网络有偿删帖行为刑法定性的困境与出路

网络有偿删帖是一种涉嫌犯罪的新现象。《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情节严重的网络有偿删帖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由于刑法第225条对网络有偿删帖行为非法经营罪认定的"违反国家规定"援引依据的合法性的缺失,加之司法适用对网络有偿删帖行为犯罪主体要件、主观构成要件不加区分,导致司法实践在刑法定性上乱象丛生。司法实践中也难以解决非法经营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及其他罪名间的竞合问题。为此,应取消《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部分条款,根据犯罪主体要件、主观要件的不同,重新认定网络有偿删帖行为。     

从于欢案看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若干问题

于欢案个案中反映出普遍性的问题,主要有正当防卫认定难、缺乏必要出罪事由和人民陪审员制度亟待完善等。为了解决刑事司法中存在的上诉问题,需要完善对刑法正当防卫规定的解释、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刑法保护、适当转变刑事司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