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网犯罪与多元治理:挑战与出路

暗网已成为犯罪聚集的隐秘之地。暗网犯罪使国家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包括对国家军事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为恐怖主义犯罪提供新的避风港、破坏国家金融秩序以及对公民人身安全产生巨大威胁等,而传统刑事司法手段打击暗网犯罪面临取证困难、侵犯他国司法主权等问题。治理暗网犯罪仅仅依靠传统刑事司法手段并不能奏效,必须建立专门的暗网犯罪监测部门以及"产—官—学"协同合作机制,加强公私部门信息共享,提高电子取证技术,同时还要积极寻求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论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事对策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其存在诸多不足,理应给予完善。从刑事实体法角度而言,应增加有关黑社会组织的犯罪,增设财产刑,把单位纳入黑社会犯罪的主体;从刑事程序法角度而言,应加强对证人保护,证据收集的手段应该扩大,应与其他国家签订赃款分割协议。     

网络文化背景下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基于近10年著作权犯罪相关案件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随着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著作权犯罪突破传统载体和原始形态的限制,给刑法治理带来不少困难。整理分析我国近10年247个著作权犯罪案例,发现网络文化发展中著作权犯罪刑法规制存在保护范围局限、规制手段滞后、刑罚适用混乱、"运动式"司法痕迹明显等问题。顺应网络文化发展,我国有必要通过拓宽刑法规制范围、加大治理力度、完善相关刑罚制度、建立刑事司法长效运行机制等措施,不断强化刑法对著作权犯罪的规制,健全著作权刑法保护体系。     

论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或执政党依据犯罪态势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运用刑罚和有关措施以期有效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目的的方案。刑事政策的制定原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法制原则,二是科学原则,三是谦抑原则,四是国际原则。刑事政策制定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现实根据,即犯罪变迁;二是理论根据,即犯罪学说。     

网络犯罪的惩治与预防路径探析

网络犯罪是指针对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以及其他上下游关联犯罪。从纵向来看,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具有逐步扩张的趋势。目前,网络犯罪逐渐呈现出案件数量持续上升、犯罪过程链条化产业化、犯罪主体多元化低龄化、犯罪手段专业化等特征。网络犯罪的高发蔓延严重危害我国民众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司法实务中对该类案件的惩治和预防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微观层面,网络犯罪司法适用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并解决管辖权争议、证据取证难、罪名认定分歧多、共犯故意认定等棘手问题。在宏观层面,应当从法律规范完善、实践治理模式转变、民众观念引导提升三个层面,构建惩治和预防网络犯罪的多阶共治体系。     

超越传统模式的局限——对刑事和解引入青少年犯罪治理领域的考察

由于传统治理模式缺乏对青少年犯罪者的人文关怀,而且往往推行脱离正常社会环境的边缘治理,因此无法根除其所带来的“标签”效应,影响了整体治理的效能。因此,将刑事和解引入我国青少年犯罪治理领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青少年涉毒犯罪的司法防范与控制体系——基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分析

青少年涉毒犯罪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有关青少年涉毒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必须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特别是要结合近年来颁布的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注重"双向保护",加强对青少年涉毒犯罪的司法防范与控制.     

企业涉疫情犯罪的合作治理:范式变迁、法理逻辑与实践进路

作为疫情期间主要的犯罪类型之一,企业犯罪的有效治理需要以合作范式为主导.人类社会结构已经从单中心过渡为多元主义,在此背景下,涉疫情企业犯罪的成因可以用社会失范理论加以揭示,纾困这种失范现象则有赖于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治理模式转换.就合作治理的具体建构而言,刑事政策应和其他社会政策分位阶、分阶段地作用于涉疫情企业犯罪的...     

世纪之交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特点及趋势

有组织犯罪被联合国大会宣称为"全球性瘟疫",我国刑事立法已予以确认.本文从侦查学角度精要论述了世纪之交的特定历史时期我国有组织犯罪在犯罪主体、犯罪时间、犯罪地点、犯罪对象、犯罪手段方法等诸方面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发展趋势作了理性分析.     

扫黑除恶之政策优化与方式提升

当前惩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面临严峻形势,黑恶势力犯罪呈现出犯罪活动日趋隐蔽化、犯罪手段日益"合法化"和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鲜明特点,客观上促成由"打黑除恶"向扫黑除恶的理性抉择与现实嬗变。扫黑除恶之政策优化体现为坚持法治思维、灵活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厘清涉黑涉恶主体与行为的法律界限等三个层面。扫黑除恶之方式提升需要实现有别于"打黑除恶"的刑事政策转向,具体包括:始终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要做到扫黑"零容忍",又要实现程序的正当控制;着力实现刚性刑事政策与社会力量运用的统一,实现"专治"与"共治"的有益组合;推进反腐败工作走向纵深化,逐步实现扫黑除恶与反腐败工作的有机结合。     

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适用探讨

在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逐渐成为一项指导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刑事政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主要适用于法益不明的犯罪和恶性轻微的犯罪.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包括全部非犯罪化和部分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不同,其适用效果也会有所差别.     

协同视角下的湖泊水污染治理——以鄱阳湖水污染治理为例

近年来,我国湖泊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在湖泊水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之间协同不力,表现为湖区地方政府行政分割、各自为政,过于依靠行政手段,社会公众参与不足。其原因为:治理模式陈旧,协同治理的动力不足,统一管理机构缺乏权威性,信息沟通与共享机制不完善。因此,应加强湖泊水污染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强化政府考核与激励机制,建立符合湖泊水污染治理特性的管理机构和协调机制,加强湖泊水污染治理的信息平台建设。     

贿赂犯罪主观方面推定立法化问题探讨

新出台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显现出贿赂犯罪刑事法网"趋密"的特征,但其有关"为他人谋利"要件的解释仍不能妥善解决新型贿赂犯罪激增下司法实践遭遇的问题。就广义而言,推定不仅是存在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一种证据制度,也是刑法中涉及特殊领域的立法设计类型;为适应打击贪腐犯罪的需要,目前最可行的做法是沿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模式,通过刑事立法方式设计贿赂犯罪主观方面的推定,应当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利"要件,从而完成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司法推定(又称事实推定)向刑事立法推定(亦称法律推定)的转变。     

金融犯罪与非罪的认定标准问题

金融犯罪属于新兴形态的经济犯罪,近些年来,随着金融领域的开拓、金融业务的发展而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发展态势。因此,随之而来的首要问题便是涉及此类犯罪定罪根据问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认定一种行为是否构成金融犯罪,当以刑法分则及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该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为依据,其中金融不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金融刑事违法性等乃认定此类犯罪的实质、法律标准,这对于区分金融犯罪与非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同时,也只有注重两者紧密结合,正确处理彼此相互关系,才能做到准确把握金融犯罪与非罪的界限。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评析——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视角

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对合犯,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的治理有利于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发生。《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进行了修改:一方面适度加重其刑罚力度,另一方面区分了犯罪的对象以适用不同的刑罚。对该罪的修改遵循了"宽严相济、保障权利"的刑事政策,加重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处罚存在合理性。同时,"收买儿童即入刑"原则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贩卖、收买妇女、儿童的犯罪,一味地加重刑罚并不能达到刑法的目的。     

试论假冒注册商标罪涉案金额的确定方法

刑事诉讼中,办案人员普遍对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涉案金额的认定有不同的标准和方法,导致许多案件出现不良的后果,妨碍了对商标权的刑法保护。准确确定此类犯罪案件的涉案金额,重点在于准确把握法律规定、准确确定涉案商品或商标标识的单价,唯有此才能准确定罪量刑。     

论刑法谦抑视野下公安机关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

新的历史条件下刑法谦抑理念在对犯罪打击和预防中有多层价值。公安机关追求刑法谦抑精神的执法价值,有利于其在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中校正角色与功能定位。公安机关在贯彻实施刑事谦抑精神上存在指导理念偏位、制度缺位、执法实践异化等消极因素。加强刑事执法、司法制度建设,树立现代执法、司法理念,促进刑事谦抑意识培育是实现刑法谦抑、宽容精神的途径。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从起步到较为全面展开仅用了短短四、五年时间。与此同时,作为刑事和解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也理应得到迅速发展。从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角度出发,探索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上的运用,以期构建适合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的刑事和解制度。     

要加大依法防治水污染力度

近几年来,由于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而引发的水污染事件频频发生。2005年11月13日,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发生爆炸事故,使苯类污染物流入松花江,造成水质严重污染。受污染江水的硝基苯浓度大幅超标,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饮水安全,经济损失惨重,并且引起了中俄间水污染损害赔偿纠纷。造成污染事故频发的原因,主要是地方部门保护、监管体制不顺,监管措施不严、处罚力度不够、治理手段单一。因此加大依法治理水污染的力度,除加大防止和治理水域污染的投入的力度外,还应当推进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和加强司法管辖等方面的工作,及时处理水域污染纠纷,利用…     

提升刑事技术人员素质的几方面思考

刑事技术人员素质提升是实施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迫切需要,是深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适应科技新发展的迫切需要。法律素质、技能素质和科技素质是刑事技术人员所急需提升的三大素质。提升刑事技术人员素质的路径包括:完善刑事技术人员素质提升的保障,满足刑事技术人员素质提升的要求,激发刑事技术人员素质提升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