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主动治理的实践展开与内在机制——基于北京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实践的分析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了政府部门主动治理的实践形成。北京市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的实践表明,市域对全局事务的制度性支撑、县域对重点事务的统筹性治理、乡镇对常规事务的预防性治理和村组(社区)对属地事务的协商性治理共同构筑起主动治理的制度体系。主动治理的形成依托双重传导机制、双重考核机制、双重动员机制和双重整合机制。在提高治理水平、优化干群关系、改善政府形象的同时,主动治理也面临着回应不足与属地压力过大、隐私保护下失衡的权利与义务等困境。     

从“民呼政应”走向“未呼先应”——基于“接诉即办”实践样态及其优化转型的探讨北大核心CSSCI

“民呼政应”是当前政民互动实践中的理想方式,主要指公民高程度参与、政府高程度回应有机结合的状态。“接诉即办”的北京模式是“民呼政应”的典型实践样态。高位推动下多维施压和赋权增能互嵌共生构成理解“民呼政应”缘何可能的分析框架。多维施压源自于市民反馈、上级点评、同级竞赛,赋权增能由“吹哨报到”与“社区动员”机制促成。但“民呼政应”仅是当前实践中的理想方式,并非完美无缺,其实践样态“接诉即办”还存在着行动滞后、充斥大量无理诉求、治理效能与资源投入不相匹配等问题。未来,应当致力于探寻从“民呼政应”到“未呼先应”的超越之道,构建“未诉先办”的新型实践样态,实现“接诉即办”的优化转型。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侦诉关系

“以审判为中心”,是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必然方向.“以审判为中心”,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构架,其与审判中心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作为追诉方,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追诉行为要得到审判的确认,就必须以审判为标准和方向,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定会影响到侦诉关系.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背景下,检察机关既要与公安机关加强协作,又要强化对侦查行为的约束,构建新型侦诉关系,是应对诉讼制度改革的必然.     

浅析诉访分离对政法工作的新挑战

近年来,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居高不下,“群体访”、“越级访”、“重复访”情况时有发生,信访人及近亲属缠访、闹访情况比较严重.依法妥善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诉访分离是关键.诉访分离是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有效途径,政法机关唯有理性改革、整合资源、完善机制、正确面对,才能适应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和司法改革的需要,才能引导好、处理好、解决好涉法涉诉信访难题.     

涉诉信访制度的理性改进

涉诉信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救济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在实践中出现了异化倾向,引发诸多问题,如冲击司法解决纠纷的终局性,影响司法权威,妨碍社会和谐稳定。这些问题对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为此,必须通过改革,将涉诉信访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包括建立"诉"、"访"分离机制,改革与优化涉诉信访机构,构建涉诉信访的听证制度、终结机制、事后疏导机制、恶意信访惩戒机制等系列机制。涉诉信访改革还需要采取一些配套措施,包括推动诉讼程序改革,增强司法公信力;发挥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比较优势,实现诉讼案件的有序分流;培养法治意识,形成信法守法的社会氛围等。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演变及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论为当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资源。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长期发展中,经历了农耕时代的高度一体、工业时代的二元分离,再到信息时代的双向互动三个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演变,对于新时代处理政党、政府与社会三者的关系,解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现实问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治理民主与民主治理：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基层治理创新——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为例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大的理论创新,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概念和理念的创新性,更在于能够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视域下审视北京市的基层治理创新接诉即办改革,可以更全面地分析民主如何作为治理工具,通过保障人民主体地位、提高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坚持民主立法,从而提升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也可以更完整地呈现如何通过党建引领诉求、实现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利用科技支撑等方式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可治理性,并由此实现治理民主与民主治理的统一。     

诉的利益之探讨——以民事诉讼中的诉讼类型分析

诉讼作为一种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重要方式,其不仅影响当事人权利行使的范围,也决定着法院审判权作用的边界。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有法律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尤其在现代型纠纷中如何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变得极为重要和紧迫。因而如何扩大当事人诉权行使的范围成为学界与理论界探讨的话题。通过对域外制度的考察和实践发展需要,诉的利益之概念可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剂良药。本文在厘清诉的利益之内涵与本质基础上分析民事诉讼中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及形成之诉中诉的利益之判断,以为当事人权利之保障和法院审判权作用范围的扩张提供些许助益。     

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时代价值与改革路向

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过程中,我国的教育在管理、办学、评价方面的权限关系及运行状态呈现出新的特点,急需从理论、实践和路线上聚焦问题求索答案.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是重启教育改革议程的时代诉求,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核心命题,是构建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必然选择.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路向,需要着力解决好顶层设计、简政放权、社会参与、督评对接、购买服务、政府统筹、政策衔接、互动共治等八大问题.     

涉诉信访的理论思考与现实出路

信访制度作为我国特有的政治治理模式,有着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在当下中国,信访制度仍然有其不可或缺的功能价值。其中的涉诉信访成因不一而足,诉求十分复杂,处理方式十分混乱。有碍法治进程的涉诉信访面临着无法合理排除的质疑,有必要实现诉访分离。从当前来看,应当落实诉访分离,健全涉诉信访处理机制;完善涉诉信访档案化管理,推动涉诉信访类型化处理;健全涉诉信访监督机制,促进涉诉信访处理公开。从长远来看,要加强司法队伍,提高办案质量;改革和完善司法程序,切实解决"起诉难"、"再审难"和"执行难"等问题;健全司法监督机制,促进司法程序公开透明;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确立社会的法治信仰。总的目的是将涉诉信访纳入法制轨道依法终结。     

谈涉诉信访的困境与突破

近年来,随着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不断增多,导致涉诉信访问题逐年上升,已经影响到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这其中和法官的队伍建设、解决涉诉信访的长效机制等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应完善信访制度的相关立法,尽快解决涉诉信访案件,维护社会的稳定。     

十九大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新思路

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在当前发展问题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从依托不同理论元素为基础的研究传统起,再到从"大小"到"强弱"、从"管理"到"治理",以及从"国家"到"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转变,在研究维度、主题和形式上都有所突破,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新的阐释,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协调应基于新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导向、把握新时代信息化背景下的技术倾向、以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等,这对创新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社会主义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黑格尔曾第一次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做了现代意义上的区分,马克思在对黑格尔观点进行批判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国家与社会观。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从古至今也经历了多次变化,由封建社会两者的高度统一到改革开放后的逐渐分离再到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出现,两者的关系不断变化和发展。自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乡村治理问题日益凸显,目前仍存在诸多弊端和不足,如乡镇政府定位的不准确、村委会职权的不明确、村民综合素质的不高等等,使农村社会仍处于弱势状态。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下探讨乡村治理问题,必须坚持两者的二元化关系和统一趋势,坚定唯物史观的立场,从而不断地探寻乡村治理新模式。     

社会管理发展的历史和国际视角

社会管理的内涵就是,通过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风险来维护社会秩序,激发社会活力。社会管理的外延包括,管理社会行为、管理社会关系、管理社会问题和管理社会风险。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家,社会管理方式、内容、主体不尽相同。从家庭和社区管理,到国家,再到全球社会治理,基本反映了社会管理的历史进程。     

刚柔并济：党建化解基层治理悖论的逻辑——以西安市G社区“党建+片区大物业”为例

基层治理是国家行政力量与社会自治力量共同作用的交叉场域,形成了两种力量之间的张力,并围绕此张力凸显出三重治理悖论。基层党建是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在此背景下,党建引领的治理逻辑如何平衡国家行政力量与社会自治力量之间的悖论?对西安市G社区“党建+片区大物业”的治理过程进行观察,发现党建在基层治理中表现出刚柔并济的治理逻辑。其中,正式结构、强关系与规范手段构成了党建治理的刚性三角,而非正式结构、弱关系与情感手段则构成了党建治理的柔性三角。党建的治理逻辑不仅展现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灵活方案,也揭示了政党在场下国家-社会关系的形塑机制。     

捕诉一体模式下双向通报机制的建构

在“捕诉分离”案件中,由于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分属于不同的检察部门负责,客观上导致侦查活动存在一定的“监督盲区”,这既不利于引导侦查取证工作的有效开展,也不利于侦查监督力量的有效整合,同时也不利于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要求。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通过在“负责逮捕的检察院”与“负责起诉的检察院”之间建立“双向通报”机制,明确各自在不同办案环节的职责,重点解决“捕诉分离”案件中侦查监督工作出现空白的问题。     

涉诉信访的归责探究

具体到制度的微观层面，涉诉信访的责任追究是一个看似冷门但却关涉众多的问题域。为什么不少法院工作人员谈起涉诉信访，就有苦难言、压力重重？为什么个别当事人抓住涉诉信访这根“稻草”，就觉得事情迟早总会解决、胜券在握？在法院工作人员的“软”与涉诉信访者的“硬”之间，到底是什么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和谐社会

本文重点阐释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悄然分离,分析了目前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同时展望了国家与社会的理想模式,即“强国家一强社会”的关系模式。     

大调解格局下的诉调对接

诉调对接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解决矛盾纠纷的模式。它表现为诉讼和人民调解在地点、人员、管理、经费、受案范围、”程序、效力等方面的衔接,主要是使人民法院（或法庭）接手的某些纠纷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得到有效解决。诉调对接模式是构建我国“大调解格局”的要求,它适应了我国的现状,能有力地化解矛盾、促进和谐。为实现社会和谐,就要在处理好诉调对接制度和法治的关系的基础上,实现诉调对接的进一步制度化,大力推广诉调对接模式。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需要理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论及不同的关系模式。在此基础上,梳理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变迁是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和经验前提。明确上述理论与历史变迁,通过村民自治、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