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巡视制度百年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党内巡视制度是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有机融汇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的历史叙事之中,经历了萌芽与初创、断裂与重启、快速发展、稳定与调整、成熟与完善等重大的制度变迁。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范式考察党内巡视制度产生与变迁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党内巡视制度变迁呈现出路径依赖特性,也存在以重大事件为表现形式的"关键节点"。国家宏观制度背景决定党内巡视制度的产生与演化,经济发展程度、利益因素和观念意识形态构成影响其变迁的关键变量。行动者的能动创新与自主性不断推动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发生。未来,要遵循路径依赖规律并把握"关键事件"推进制度创新,优化巡视监督治理模式,完善巡视工作体制机制,推动党内巡视制度的良序变迁,从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进程。     

新中国70年机关事务治理的制度变迁:一项历史制度主义的考察

机关事务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机融汇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叙事之中。如何理解我国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历史变迁,是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我国的机关事务治理从以"后勤服务"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传统机关事务管理向以"运行保障"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现代机关事务治理转型,经历了雏形渐成、改革发展、深化改革三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机关事务治理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背景、政治变量、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的"混合体"模式深刻影响着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变迁历程,国家治理范式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则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所在。展望未来,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要正视新时代赋予的新要求,加强制度创新消解路径依赖逆向张力,推进机关事务治理职能法定化,完善多元协同的机关事务治理模式,从而推进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巡察制度有效性研究

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框架,能够为巡察制度有效性的研究提供科学合理的分析视角与理论借鉴。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制度与制度环境适应性、制度与制度相关人三个层面可以考察巡察制度的有效性:从巡察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来看,巡察领导与管理体制会影响巡察制度的有效性,巡察问题发现与整改机制适应性衔接问题会影响巡察制度有效性;从巡察制度与制度环境适应性层面来看,强调非人际关系的巡察制度与“人情社会”的制度环境不相容,导致制度受益人的信任与配合不够;从巡察制度与制度相关人层面来看,巡察制度代理人责任与规矩意识不强、巡察手段与方式的不适应造成巡察权威下降。要提升巡察制度有效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巡察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层面,应充实巡察人才库,破解“双重领导”困境,加强巡察与整改机制适应性衔接,形成监督闭环;巡察制度与制度环境适应性层面,应实行提级交叉监督,破除人情关系干扰,创新巡察手段与方法,重塑巡察权威;巡察制度与制度相关人层面,应加强巡察人员监管,降低巡察制度成本,加强巡察宣传力度,提升巡察效果。     

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分析范式建构

从经验层面来看,我国社会管理制度安排的初始状态所呈现的"一体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制度建构的苏联模式、制度运行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制度承载的"公社化"与"单位化",以及难以消解的制度悖论等特点;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中所表现出的管控思维严重、制度安排滞后、行为失范明显等问题,都必然对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分析范式建构产生重要影响和制约。从理论层面来看,作为制度变迁研究的"制度—行为"分析框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据此,结合我国社会管理及其制度创新的特殊情境,超越"制度—行为"二维分析框架,从"制度结构"理论中剥离出非正式制度等观念因素,形成"观念—结构—行为"的分析范式,对于解构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制度创新问题更具适切性。     

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推进路径——基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主体行为的分析维度北大核心CSSCI

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主体行为三个维度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推进路径,可以发现,思想观念是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根本影响因素,需从制度人本、制度公正、制度统一、制度合理、制度法治等五个方面强化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观念变革;制度结构是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核心影响因素,需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重构、完善社会管理职能体系、重组社会管理组织结构、健全社会管理相关规范、加强制度实施机制建设等五个方面优化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体系安排;主体行为是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关键影响因素,需从加强党委领导、突出人大监督、促进政府负责、注重司法保障、推动社会协同、增强公众参与等六个方面改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主体行为。     

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推进路径——基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主体行为的分析维度

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主体行为三个维度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推进路径,可以发现,思想观念是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根本影响因素,需从制度人本、制度公正、制度统一、制度合理、制度法治等五个方面强化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观念变革;制度结构是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核心影响因素,需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重构、完善社会管理职能体系、重组社会管理组织结构、健全社会管理相关规范、加强制度实施机制建设等五个方面优化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体系安排;主体行为是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关键影响因素,需从加强党委领导、突出人大监督、促进政府负责、注重司法保障、推动社会协同、增强公众参与等六个方面改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主体行为。     

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恰适性路径探析

社会学制度主义恰适性逻辑,主要关注行为对于情景的适当性和制度对于环境的适宜性两个方面。从价值取向、主体动力和创新途径来看,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恰适性实践逻辑就是坚持从实际出发、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构建实现和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制度基础。其基本路径为:以宣传教育为手段提升公众对社会治理的理性认同,以"公共性"为目标建立社会协同善治平台,以公众利益为中心构建社会治理制度体系,以非正式制度变迁为重点塑造恰适性社会治理环境等。     

制度变迁的比较分析

从宏现层面来看 ,以突破性文明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体系 ,注重技术、贸易程序 ,且政权始终处于分散和相互竞争的状态 ,无法形成超强干预 ,追逐利益自然成为制度变迁的基点。与之相应 ,构建有效的激励结构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 ,社会开放度、人口增长、宗教改革、权力结构等因素影响着制度变迁进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体系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高度一统 ,权力是文明体系的核心和制度变迁的基点 ,政权理性化程度相应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 ,国家意愿、国家能力、文化惯性与惰性、强有力的外部挑战及生存压力等因素制约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对后一种制度变迁而言 ,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实施机制三者间必须合理配置 ,协同演进 ,才能充分实现制度创设的初始目的     

基于和谐社会的社会组织构建意义及作用空间——一种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将我国社会组织建设视为一种传统制度安排向另一种制度安排发展的制度变迁过程。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对于传统结构,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这种制度安排具有更大的制度优越性——可以调节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降低政府治理的风险及成本,促进制度不均衡向制度均衡的转变。     

论制度变迁的组合模式--制度创新方式与制度演进方式相机组合研究

制度变迁从规模来看,有整体和局部之分;从强度来看,有强制性和需求诱导性之分;从速度来看,有激进式和渐进式之分.对一个具体的制度变迁,可能是整体制度变迁,也可能是局部制度变迁,这就存在强度和速度的搭配选择问题.本文试图探讨制度变迁的组合模式和运用方式,并对每一种基本组合模式进行典型案例分析.     

高校外籍教师管理制度变迁轨迹及特征研究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我国普通高校外籍教师管理制度的变革,认为我国高校外籍教师管理制度的变革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首先,把我国高校外籍教师管理制度变迁的轨迹分为三个阶段:鸦片战争至民国初年、民国初年至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然后,通过分析我国普通高校外教管理制度变迁的轨迹,得出我国高校外籍教师管理制度变迁的特征: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模式是渐进式、强制性制度变迁组合模式。     

建党百年来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的形成轨迹与优化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范式的分析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可划分为萌生探索、试点过渡、全面实施与深化拓展四个阶段,形成的基本逻辑遵循结构性与历时性的变迁机制。宏观制度背景、变量及结构序列、行为主体的互动等构成任期制变迁的结构性因素;"增长回报"的正反馈机制作用是其路径依赖与制度存续的主要原因,而关键节点的出现是制度变革的直接动因。新时代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的深度完善,需要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下,不断更新干部管理理念、优化要素及其结构序列、把握关键节点,从而不断推动制度创新发展。     

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历史进程、演进逻辑与动力机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密不可分,科学认知其历史进程、演进逻辑和动力机制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可以将我国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演变划分为艰难起步、快速发展和深度融合等三个历史阶段。制度的稳定政策场域、自适应机制和思维定式使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渐进发展产生了强烈的路径依赖。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地位的确立、绿色技术激励体系的构建、绿色技术体制改革的深化、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等,是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变迁的关键节点。在动力机制方面,政治、经济和社会构成制度变迁的基础动力;学习效应、协同效应和适应性预期构成制度变迁的内生动力;微观行动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构成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未来,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将通过加深市场化、增强国际化、深化智能化,赋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制度、利益与观念:男女同龄退休政策改革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三种主要政治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下的政治行为决定着男女同龄退休政策改革的过程和结果:制度因素,包括宪法的原则性规定、行政决策制度、妇联组织的地位与参与方式等;利益因素,女干部、女工人及以男性为主体的决策部门所具有的不同利益;观念因素,在社会发展背景下利益各方对性别平等和退休年龄关系的理解也即对实现男女平等途径的不同认识。由于社会性别观念的深入、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我国的发展及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问题和养老问题等常量的变化,男女同龄退休政策的改革将成为可能。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是解读该项制度变迁全貌的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宏大制度背景决定行政审批制度的选择,国家制度背景的变迁也导致行政审批制度的不断变更与革新;各种相关政治变量,包括经济水平、利益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行政审批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序列结构,行政审批制度与其它政府政策或制度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序列结构,这种政治变量序列结构使行政审批制度处于一个制度矩阵当中,影响并制约着行政审批制度的安排;制度与制度制定及执行者之行为的互动模式则推动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也存在"历史否决点",而制度激励和制度创新是打破"历史否决点",提升制度绩效的必要手段.为此,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需要重塑政府理念,打造治理型政府,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而且,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必须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要求.     

历史否决点:针对当前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变迁阻力的解释

当前国企利润分配制度的制度变迁存在阻力,制度本身的薄弱环节以及各政治行动者间政治力量的非均衡影响了国企回馈社会的价值实现.运用历史制度主义中的历史否决点理论对国企利润分配制度的历史进行分析,得出国企与政府在利润分配结构中的关系由对立演变为互利,使得政府缺乏变革的动力,这种二元互利结构成为了阻碍制度变迁的关键否决点,另外,国企利润分配制度的自身缺陷、国企自利化、民众政策影响力的缺失也阻碍了制度变革的进行.基于此,政府改革国企利润分配制度要在“国企利润全民共享”的理念指引下,调整政治行动者的关系,通过改革现有制度实现利润分配制度的良性转型.     

关键节点、动力机制与环境政策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基于关键节点、动力机制和路径依赖的共同作用,我国环境政策呈现出“断裂-均衡”式变迁。关键节点是制度断裂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构成了我国环境政策变迁的三大关键节点。在关键节点处,宏观制度背景变革、行为主体利益偏好和思想观念转变等统一于动力机制触发环境政策变迁。我国环境政策变迁整体上保持稳定,其重要原因在于路径依赖,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政策变迁成本和既有理念思维惯性等导致了环境政策出现锁定状态。     

社会结构变迁与和谐社会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价值观念结构的变迁使社会的“离心”倾向明显,组织形式更加松散和复杂;社会主体利益多元化、差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利益结构日趋失衡,利益关系日渐紧张;公共道德与信任关系受到冲击,传统的观念认同出现危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政策引导、制度保障、观念认同三个方面建立起利益结构合理、利益关系和谐的社会体系。     

在回应民意与规范秩序之间寻求均衡:我国信访制度70年变迁的内在逻辑

信访制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达、政治参与、权力监督、权利救济的基础性制度,而价值理念、权利保障、组织机构及其权责关系是其核心要素。根据历史背景和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可将我国信访制度70年的历史变迁划分为创立期、发展期、重塑期以及全面改革期等四个阶段。总体而言,我国信访制度呈现朝着专业化、法治化、信息化方向发展的明显趋势。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范式,剖析信访制度变迁的历史图景和内在逻辑,挖掘其制度精神中内蕴群众路线之历史基因,且重视经济社会结构剧变等情境性因素。在制度模糊性的结构性约束下,信访制度变迁的历史图景源自中央政府的权力配置逻辑、地方政府的压力与责任逻辑以及信访人的权利逻辑等多重逻辑之间的交融碰撞和互动互构,在有效回应民意和规范社会秩序之间寻求均衡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信访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和核心线索。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中的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历史制度主义将宏观的外部环境和微观的政治行为连接起来,是观察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的重要中观视角。推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从"单位制"向"社区制"变迁的主要变量是:外部环境——城市化与人口流动;新观念——社区复兴与新公共服务;行动者——基层呼吁与政府创新;关键节点——两办转发民政部《意见》。两办转发民政部的《意见》直接为城市基层治理创新提供合法性来源,使其放开手脚,大胆探索和创新,但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因需求增长和行政下沉带来的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意外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