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共同体如何推动基层试验上升为县域政策？——基于福建省屏南县“工料法”的多源流分析

将实践可行的基层试验上升为政策是试验成果制度化的实现形式,也是中国持续改革创新的动力源泉。本文以福建省屏南县“工料法”为例,探究政策共同体对推动基层试验上升为县域政策的关键作用,提出了“共识-框架-成果”的政策共同体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工料法”这一乡土智慧“下情上达”的过程中,首先是偏好同源促成了政策共同体将政策注意力由“招投标”转向“工料法”凝聚议程共识,其次是政策共同体的内外部良性互动促成政策议程框架的建立,最后是“上下来去”的政策过程通过上级肯定和观念强化,巩固了政策共同体的成果,成果推动了基层试验上升为县域政策。本文对政策共同体的运作机制建构了一个本土化的解释性框架,同时为借助乡土智慧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了一个屏南“工料法”的实践方法论。本文的启示在于,县域作为国家治理体制的基石,通过县域政策创新的研究进一步打开政策共同体促成试验成果制度化的“黑箱”,有助于丰富以改革试验为底色的中国式现代化之底层逻辑。     

智媒时代国家认同图式的挑战与再塑——从“想象的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

国家认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础,需要国家共同体与民众个体的双向互动。增进民族情感是实现国家认同的核心要义,以时空维度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是实现国家认同的理论基础,延续民族文化基因是国家认同的历史逻辑,重构认同图式是实现国家认同的时代诉求。从打破传统桎梏到发挥新时代新技术优势,互联网信息技术不再只是一个载体和工具,更是国家认同图式的时代创新,同时也助力“想象的共同体”的重构与再塑。在数字场域下,信息化、碎片化也带来一定的挑战,不确定性成为常态,如何利用智媒技术凝聚共同体价值共识并强化国家认同感是新时代的重要命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最终实现命运共同体。唤醒网络空间中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推动对国家共同体的群体认同,不仅有利于达成集体价值共识,更能激发广大民众共通一体的想象,共享历经时代升华后的共同体感。     

制度约束、行动者与政策工具的引入——基于X市调查队“扫描数据应用”的案例追踪

私营部门的政策工具为何能被成功引入公共部门？既有研究多是相对独立地分析内外环境、行动者以及公共问题性质等影响因素。本研究试图构建一个“制度—行动者—工具”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关注要素之间不同阶段的互动耦合。通过X市调查队将“扫描数据应用”技术引入现有居民消费价格调查（CPI）的过程追踪,揭示政策工具引入的逻辑：政策工具引入的成功与否,受制度约束情境下行动主体出于个人需求、工具特性等因素进行的注意力分配程度的影响。在不同阶段,各要素对于政策工具引入的影响力和作用方式不同。适时的制度压力是打破僵局、推动政策工具成功引入的关键要素。本研究试图突破以往研究的单一视角和静止的时空观,将政策工具引入放置在一个具体的结构情境下来探讨要素间的互动,也具有一定的政策意涵。     

府际利益关系平衡下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

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而政策执行行为内嵌于特定的府际利益关系背景之中。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纠正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行为,需正视以纵向府际应付关系、横向府际竞争关系及部门之间分割关系为主要特点的府际利益博弈关系下的执行效率低下、边际创新增多和信息共享失败的综合作用。在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探寻地方政府与公共政策的"重叠共识",在府际关系中构建共容利益共同体,对推进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现代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国式“社会整合”：危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新时期应急管理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在于建构有为的危机治理共同体,区别于西方利益整合主导型单一社会整合理论,中国式“社会整合”是一个更加强调“共识整合—利益整合—规则整合”的三元复合型结构。基于2020年安徽洪水治理过程分析,尝试梳理中国式“社会整合”体系,即“共识整合—利益整合—规则整合”三元模型,揭示危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全景：基于情感共鸣的政治修辞表达和求同存异的理性共识实现危机治理的目标整合;基于谈判博弈的相机执行和礼利交融的政策优化实现危机治理的功能弥合;基于政社双向互动的强化结果及协同参与实现危机治理的结构互动。可见,中国式“社会整合”分析框架满足危机治理共同体的系统性建构需要,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优势。     

现代“商人部落”的兴起与社会和谐治理——以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互动为例

福街现代"商人部落"生存发展以及最终合法化的田野经验展示,传统宗法社会中"群"之不张的的离散状态,在中国当下社会转型期中,开始了从"细胞化"个体向微观政治共同体集结的合"群"过程.福街草根民间商会虽然游离于相关法规之外,但获得了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广泛认同;它从最初的"血缘共同体观念"出发,开始了集体的政治共同体行动;并越过滞后的民间组织相关法规边界,在与地方政府良性互动的过程中积累了社会和谐治理的地方性知识.     

政民互动对政务服务政策创新的影响——基于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连续10年召开会议，对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进行决策部署，强调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其内容蕴含了丰富的行为公共管理学思想。由于政府服务供给的行为过程与公民需求体验之间具有双向选择、动态反馈的动力机制，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公民体验不佳、政策创新受阻的问题。本文主要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视角，分析政务服务“政民互动”特定情境中由于认知偏差、压力辐射、政策评价等行为因素导致的政务服务创新效果低于预期问题，最后构建强化以需求为导向的服务理念、创新流程再造高效的服务形态、加强监督和考评的合法化机制三个方面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政策创新的路径。     

跨域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困境——以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为例

在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领域,对跨层级和跨部门的政策执行现象关注不足。多数文献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出发,过于强调事权的划分,而忽略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复杂策略互动与权力分享,从而得出“进一步加大中央控制”的政策建议,使政府治理陷入“收权放权”的怪圈。本文以水资源保护为例,首先讨论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制度基础与政策执行困境;其次从纵向跨层级的视角分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再次从横向跨部门的视角分析权力冲突和信息阻隔对政策执行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集权式的治理机制无法应对跨层级、跨部门的复杂政策议题,有效的政策执行还需要进行更深层的政治结构调整,形成良性沟通协作的机制。     

乡村振兴视域下“万企兴万村”行动路径探索

“万企兴万村”行动是全国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统一的工作品牌。民营企业将自身发展与农村发展、个人富裕与农民富裕有机结合,以多种形式与农民形成利益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实现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但是,由于地方政策措施配套、乡村环境条件、企业自身发展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制约了“万企兴万村”行动的深入开展,亟需在完善政策保障、优化发展环境、解决企业困难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助推“万企兴万村”行动深入开展,助力乡村振兴开创新局面。     

小产权房的经济分析

小产权房是在土地所有权的国家、集体的二元分割体制下，地方政府与农村集体在农村土地增值的分享过程的必然产物，在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和目前法制环境的刺激下，小产权房成为折射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的焦点。     

分层管理：社会组织管理的新模式——基于A市志愿团体管理创新实践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采用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即授权社会组织对其他社会组织实施所授权的管理,本研究将其定义为分层管理。通过对A市志愿团体管理创新实践进行考察,发现分层管理呈现“政府选择性授权、以社管社”的核心特征。其中“,选择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授权对象在政治上可信赖、管理上可依靠;二是授权内容以执行性、服务性职能为主。分层管理是社会发展新阶段政府提高管理效率、控制政治风险的优化选择,是行政吸纳社会理论核心逻辑在变化的社会情境下的强化与延伸。通过分层管理,我国政府在保障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下,有效回应了社会需求膨胀、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带来的管理挑战。     

塑造全球治理议程:国际组织自主性的行动逻辑——以UNFCCC秘书处为例

国际组织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行为体,理解国际组织自主性是分析国际组织如何影响全球治理议程的核心,而平衡国家中心与国际组织中心两种视角是全面认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在全球政策议程中自主性与影响力的起点。缔约方集体对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授权是国际组织官僚机构权威的基石,授予性权威是其自主性行为的首要合法性来源。缔约方集体授权有力地塑造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自主性行动路径。对于所涉问题领域单一的条约秘书处,缔约方集体授权相对清晰具体,监督成本较低,因此,条约秘书处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缔约方集体对其任务授权的增加。同时,授权特点进一步塑造了条约秘书处寻求以间接方式影响政策结果的自主性行动逻辑。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提出了基于组织授权的国际组织自主性分析视角,并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为例,认为其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并非其自主性显著提升的表现,而是依赖于缔约方集体的任务授权变化,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作为知识中介人、谈判辅助者和行动协调者对气候治理政策结果施加影响的行动路径。     

基于结构功能视角的地方政府非常态政策学习行为研究

基于AGIL分析图式建立非常态政策学习的结构功能分析框架,探讨危机情境下地方政府的政策学习行为及其运作逻辑。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的非常态政策学习行为是有其内在结构的行为系统。作为系统功能的载体,适应系统保障政策学习与危机情态的无缝衔接,目标系统规定政策目标的选取和实现程度,整合系统确保学习行为与总体部署的良好嵌合,维持系统构建支撑政策学习长续运作的价值体系。四重子系统在其结构位置上协同作用,形塑着非常态政策学习的具体样态,使其呈现出自主与被动并存、创新与模仿交织的复杂面貌。     

我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控编制度困境及对策——基于顺德大部制改革实践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控编制度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始终未能解决编制反弹的深层次问题，机构编制调控一直在简单的“加减法”上做文章。为破解地方政府改革难题，本文以顺德政府改革为例，归纳总结出顺德改革模式。必须在切实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和加强地方政府自身建设的前提下，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手段等制约机制，从政策调整走向法律调整的法治化径路，实现行政编制立法和地方政府编制调控良性互动。     

制度创新与地方政府的作用——基于温岭经验和特征的解读

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实际上是政府与市场的互动过程，在承认市场力量的同时，也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其中，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从多角度多层面呈现出“渐进式改革”的内涵和外延，这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利用分权体制本身所具有的竞争性因素及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方面的优势，地方政府对特定的制度环境的认识更全面、更敏锐、更了解制度资源的利用状况和微观主体的现实需求，因此也更有利于与本地实际相结合进行制度创新。股份合作制、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是温岭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果。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与行动策略

“国家—政党—社会”是解释现代国家治理与运转的跨学科视角,对理解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针对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是同步进行的,党对社会的改造形成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互动新格局。在历史经验的角度,党与社会的百年互动折射出二者关系的特殊规律性,党通过社会动员、社会整合与社会赋能等行动策略,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积累了自主性动力,促进了社会的转型、发育与成长,并反过来强化了党的领导。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维系党与社会互动的核心“变量”应围绕人民本位价值观展开,这是塑造社会治理共同体认同的思想基础。     

自主下沉与借势联结：纵向府际结构中的资源配置机制研究——基于Q市D村“领导挂点调研”的案例考察

科层体系中的资源配置机制,是组织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已有研究主要从自上而下的注意力分配视角和自下而上的利益网络视角展开,关注资源配置过程的刚性约束和谋利驱动属性,相对忽略了纵向府际结构中不同层级行动者的自主性逻辑。文章对Q市D村“领导挂点调研”的案例进行考察,建构“自主下沉—借势联结”的分析框架,具体分析领导高度重视情境下,不同层级行动者的行动逻辑和具体表现。研究发现,在资源配置机制上,区级政府在隐性激励逻辑下,表现出“自我加码”式资源供给,以优先下沉、重点下沉、主动下沉和持续下沉等“自主下沉”资源的方式,保证资源顺畅地输入基层,以向上传达行政承诺。基层政府则在“行政借力”逻辑下“借势联结”,搭乘“领导挂点调研”的“便车”,主动与区级政府建立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联系网络,进行问题捆绑和情感互联,以实现治理的常规化。上述“上下互动”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机制,超越了我们对压力型体制下刚性约束资源下沉的一般认知,体现出不同行动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对理解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体系具有启发作用。     

特大城市风险防控“一策多制”的选择机制北大核心CSSCI

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选择受多种因素影响,既有研究多是从总体或侧面进行概括,简约化地用一种模式来界定政策执行。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引入“路径—激励—督查”的分析框架,对21个特大城市的风险防控政策进行剖析。研究发现,特大城市在政策执行中存在“一策多制”的特征,即“一项政策、多种工具(机制)”。特大城市的风险防控综合运用了政策复刻、细化、创新、加码和变通五种工具,由于风险防控具有刚性和强制性特征,特大城市在政策工具选择时以“遵从为主、应变为辅”。清晰的政策路径规定了特大城市的行动路线,追责问责与专项督查共同约束政策遵从;政策路径的模糊性、正反两类激励与督查中的容错机制,则为政策应变提供“弹性空间”。研究的贡献在于:跳出科层制下政策工具选择的单向线性思维,提出地方政府“一策多制”的政策执行模式,发掘“路径—激励—督查”不同因素的交互影响机制。     

嵌入式吸纳：环境抗争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的消解方略

任何社会抗争产生的动因都很复杂,但是政府应对的方法是多元的。环境抗争作为一种典型社会抗争行动,常常引发地方政府改变原初政策,可称之为"非常规政策变迁",符合"一闹就灵"特点,按照影响程度又表现为一闹就停、一闹就迁、一闹就改、一闹就缓。针对环境抗争经常性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的现状,本文提出"嵌入式吸纳"的消解方略。"嵌入式吸纳"坚持在嵌入基础上的吸纳、吸纳条件下的创新、嵌入与吸纳并重。"嵌入式吸纳"将环境抗争行动视为一种"连续统"危机治理过程,从政策过程的体制运行考量,在自上而下和由内而外双重维度建立互联互通的治理体系。同时将社区共治作为消解方略的实践基础,因势利导,预防、减缓和消解环境抗争所带来的体制性冲击,保持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平衡互动,实现政府体系与环保主义的和谐共生。未来需要从基层、地方和国家治理的三维空间出发,打造"社会治理红利说",推进和实现治理现代化。     

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区级政府数字化转型——以珠海市金湾区政府为例

区级政府数字化转型对数字政府战略目标落地起着重要作用。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和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情况,从“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四个方面构建区级政府数字化转型政策执行过程分析框架并具体剖析,厘清政策执行过程中四要素内部及彼此间的正向和负向关系,对负向关系进行处理与反馈,在“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四个层面不断采取措施调适。根据现有情境,提出国家出配套政策,地方出专项政策;执行机构对内数字管理,对外精准服务;目标群体拥抱数字场景,收获便捷便利;用数字技术赋能社会各领域,全力配合助力区级政府数字化转型和实现数字政府的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