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理性到政治理性:政策分析的方法论转向

政策分析关注的是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与否对能否有效地解决政策问题至关重要.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着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争,西方政策分析经历T从技术理性到政治理性的方法论转向.这一方法论转向并不意味着政治理性已然完全否定甚至替代了技术理性.事实上,作为政策分析的两种方法论维度,技术理性关注的是公共...     

技术理性的合理性考量

技术理性是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各种人文主义流派和后现代主义者学术批判的主流。本文认为,这种技术理性批判的传统把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完全割裂开来的二元主义认识论是有局限性的,并从技术理性内在蕴含工具和价值两重属性角度,揭示了技术理性的合理性维度。     

从技术理性到政治理性:政策分析的方法论转向

政策分析关注的是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与否对能否有效地解决政策问题至关重要。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着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争,西方政策分析经历了从技术理性到政治理性的方法论转向。这一方法论转向并不意味着政治理性已然完全否定甚至替代了技术理性。事实上,作为政策分析的两种方法论维度,技术理性关注的是公共政策的技术属性,政治理性关注的是公共政策的政治属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政策分析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它们的辩证综合也体现了公共政策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统一。     

批判与重建：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思想探析

对于技术理性的剖析与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在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最具代表性。该学派以马克思、韦伯和齐美尔等人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为思想基础开辟出了一条独特的技术理性批判道路。它以结构失衡的启蒙理性为出发点,将技术理性统治下的虚假需要和文化工业等各种社会现象以及现代人的生存境遇作为批判向度,最终落脚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性”重建。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技术理性的清算是相当深刻的,但他们并未找到在彻底瓦解异化秩序后重建理想世界的可操作性路径,这也注定了其思想不会成为变革现实的力量。     

论终结于风险社会的科学(技术)理性

在经历了 18世纪的"狂飙突进"后,所有"反理性"的思潮得到了纠正,使得工业社会走上了全面理性建构的道路.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哲学以及社会科学提出了许多关于理性的概念,但在今天看来,对于这个历史阶段中的认识与实践有着巨大影响的是科学理性、技术理性.虽然在对宏观社会系统的观察和研究中,我们很少使用科学理性、技术理性...     

美国立宪成功之道———经验理性与建构理性的有机结合

美国1787年宪法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并被美国沿用至今.美国立宪成功的因素很多,其根本在于建构理性与经验理性的有机结合,具体表现在:美国既通过理性的行为和榜样建立并维持立宪政府体制,又保持求真务实的精神,正视社会存在的多元利益冲突,并通过妥协化解政治矛盾     

论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民主观上的差异

民主是理性的产物,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建构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形式。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建构原则,理性具有认知含义与价值含义,前者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能力对政治问题得出具有认知合理性的见解,后者意味着每个人的上述见解都应得到同等的政治对待。这两点内容在实践中就表现为了以决策参与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同时满足了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要求,也使民主成为一种好的治理方式。另一方面,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紧张,围绕这种紧张,精英民主理论与协商民主理论展开了不同的理论叙事,对民主是否一种好的治理模式的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以大数据俘获理性：“数据—知识—决策”框架下的公共决策理性增长逻辑

基于知识的理性决策原则构成现代公共决策的基本取向。哪些要素制约了决策理性,又如何拓展决策理性,成为公共决策研究的焦点问题。本文尝试在大数据背景下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解析。基于认知金字塔模型和决策过程理论,构建了“数据—知识—决策”理性决策分析框架,并分别将小数据和大数据两种不同的数据观和方法论嵌入其中,型构决策理性受限和增长两种不同的决策模式。研究发现,在小数据时代,受制于数据稀缺条件的决策者在决策事实感知、决策价值整合、决策规律发现上存在重大认知偏差,无法有效突破有限理性的决策困境。而大数据技术、资源和方法的出现给决策者提供了数据密集的新条件,既能改变决策者依据的数据与事实基础,也能纠正公共决策的价值信号与因果规律的偏差,促进公共决策问题精准界定、决策科学规划、决策智能优化的决策新范式生成。     

陪审制的理性与理性的陪审制

陪审制的存废问题曾引起人们广泛的争论。本文从陪审制的理性论开击。认为陪审制的存在有深厚的理念作支撑；民主政治的盾牌，权力制衡的阀门，诉讼公正的试金石-因而它是理性的。理性的陪审制决定了它不可随随便便被拈来抛去，而应当予以保留并完善。     

从生产、消费到审美：资本主义拜物教批判的演进轨迹

“拜物教”指代人被物的力量所奴役与支配的主客体颠倒的现象。马克思提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概念并予以深刻批判。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由生产到消费,再到审美的依次变更,法兰克福学派针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拜物教、鲍德里亚对后工业社会出现的符号拜物教展开鞭辟入里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拓宽了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视界。从商品拜物教到技术拜物教,再到符号拜物教的演进轨迹,隐含了审美资本主义生发、成长与壮大的过程。审美资本主义强调审美品位由经济的对立面转变为“经济机器的发动机”,究其实质乃是资本与审美的“共谋”。在拜物教批判视域中,审美品位既是权力交锋的表意实践,更是资本恣意攫取利润的隐性基地,凸显了当代资本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政治理性和技术理性——以珠海市万人评议政府为例

万人评议政府是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的一种,国内学者研究万人评议政府的主要视角是公民参与和民主政治.在运用政府绩效管理的过程逻辑对珠海市万人评议政府进行结构式描述的基础之上,我们提出了研究假设,即决策者在万人评议政府过程中作出了理性选择.然后,我们以历史性个案研究方法为基本研究方法,根据分析决策理性的理论框架和变量运用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研究假设.     

交往理性理论与法律论证

关于理性的论述,从亚里士多德、康德到韦伯,都有精彩的阐释,在当代,更有哈贝马斯的创新与突破。“合理性“这一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从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哈贝马斯对于这一现象进行了深人的哲学反思,并做出了理论回应。由于理性是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因此哈贝马斯把着眼点放到对传统理性的批判和改造上。现代法律只有建立在主体互动的交往理性的基础上才具有正当性,或者具体说,法律的正当性来自民主的立法程序,民主的立法的社会基础是交往理性在公共领域的发扬。而法律本身的正当性问题则不容含糊。法律的正当性不仅事关国家的立法、行政,也事关具体的司法实践？由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我们还能看到诉讼纠纷的解决思路。     

理性与民主——现代法理的灵魂

随着后现代法学的兴起,现代法学所建构的理性与民主的法律体系渐渐被瓦解。文中从历史的角度阐述现代法理所秉乘的理性和民主,从而对中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进行反思。     

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百年历史演进及其基本经验

坚持统一战线,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总结的十大经验之一。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这一系列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统一战线,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党的百年统战政策演变历程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团结所有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理性与经验：死刑立法改革的一个视角——兼评《刑法修正案（八）》中限制死刑的相关规定

《刑法修正案（八）》的面世,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废止死刑的立法实践。死刑渐废论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死刑立法改革的一个视角：理性引导与经验支持。死刑缺乏其存在的道德合法性的基础,其废除符合理性的要求;作为一项立法改革,死刑的废止又离不开现实经验的支持。因此,推行死刑的立法改革,需要立法者通过理性的立法引导死刑民意的走向,并通过经验行为体现立法理性,在死刑废止的进程中实现理性与经验的统一。     

民主失灵的逻辑:从理性的无知到理性的胡闹

民主作为一种基于民意的资源配置模式,同市场一样,存在着失灵的风险与可能,即民主制度往往选择不良政策。在成因上,民主失灵主要源于对民意的遵从,对此的相关解释经历了从理性的无知到理性的胡闹的发展过程,前者强调,选民个体由于对选举结果无足轻重,而收集信息又成本巨大,因此不愿了解真相,而处于对政策无知的状态;后者强调,选民个体由于一些感觉良好的错误情感和理念能够带来比尊重事实、追求真理更多的心理收益,因此驱除真相、拥抱错误,从而处于非理性的状态。在从理性的无知到理性的胡闹的发展过程中,民主失灵的逻辑坚持了研究方法上的理性选择理论、解释模式上的经验化路径、现实意义上的反思民主制度的理路,这不仅有助于民主失灵方法论的发展,更有助于民主实践的发展。     

价值理性和科学理性的融合

科学理性支撑着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科学发展观把社会主义价值理性和科学理性的融合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以社会主义最核心的理念为中轴来谋划社会发展．在遵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追求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既突出科学对理想的服务，也突出理想对科学的顺从。这特别表现在它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对现实挑战的理性分析，以及对事物矛盾的辩证把握上。科学发展观从科学的角度，从探索规律的角度，对城乡发展的协调、地区发展的协调、利益群体的协调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协调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阐释。我们应该领会到这些阐释中渗透的不断推进的科学精神，察看到其理性的辉光，由此更坚信它们所承载的理想信念。     

理性理论逻辑视域下的协商民主:可能与必要

1980年以来,协商民主论题不但是西方理论学界的研究热潮,而且在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如公民陪审团、工厂民主与市镇会议等)乃至国际政治过程中(如欧盟)也有着比较广泛的实践。进入21世纪,我国学政两界也开始关注协商民主论题。协商民主之所以显现出如此的魅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和理性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从理性理论的逻辑来看,协商民主在现代民主社会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价值理性和科学理性的融合

科学理性支撑着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科学发展观把社会主义价值理性和科学理性的融合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以社会主义最核心的理念为中轴来谋划社会发展,在遵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追求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既突出科学对理想的服务,也突出理想对科学的顺从.这特别表现在它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对现实挑战的理性分析,以及对事物矛盾的辩证把握上.科学发展观从科学的角度,从探索规律的角度,对城乡发展的协调、地区发展的协调、利益群体的协调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协调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阐释.我们应该领会到这些阐释中渗透的不断推进的科学精神,察看到其理性的辉光,由此更坚信它们所承载的理想信念.     

多元主义、公民社会与理性：协商民主要素分析

20世纪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转向,表明理论与实践更多地开始关注民主的真实性,更多地关注公共决策中的有效参与。多元文化现实是可以用来促进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资源;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是协商民主运作的重要基础;而公开利用理性则是协商民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