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环境与局部优解:中国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决策分析北大核心

组织环境是如何通过改变决策者的认知约束进而影响公共决策的?已有文献主要关注于组织内部结构和规范对决策者认知形成的约束,但往往忽视了组织外部环境对其产生的重要影响。文章建立了一个基于政府组织内外面向和政府动员控制强弱的二维理论框架,通过分析我国地方决策者在遭遇同一类型突发事件后作出不同决策部署的两个指标性案例,以组织外部环境的影响解释公共决策出现“局部优解”而非“最优解”的原因。文章进一步提出,在遭遇突发事件后及时重塑组织环境,是削弱决策者认知约束、提升决策科学性的关键所在。     

公共决策的伦理困境——基于理性的思考

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国家的任何一项公共决策的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价值和伦理的考量,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公共决策的价值取向常常走向与伦理道德相背离的方向,因此,研究公共决策的伦理价值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课题。本文以公共决策的价值诉求为研究的切入点,在分析公共决策价值目标冲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公共决策实践的伦理困境。笔者拟从公益,公正和责任这三个纬度对公共决策的伦理困境进行较为全面的理性反思。     

协商决策:关于决策与理性逻辑关系的思考

政治决策是现代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也是治理过程的核心机制。政治决策需要协商。人是理性的动物,但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多元的,既包括个体理性也包括公共理性。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弥补有限理性、整合多元理性、驯化个体理性、达成公共理性都需要加强协商。这应该是近年来党和国家反复强调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发展的初衷之一。     

基于“数据驱动决策”理论的公安决策方法研究

数据驱动决策,是指决策者以通过相关数据分析所得到的信息和证据为依据制定决策的一种形式。运用数据驱动决策理论,将有助于减少决策失误,提高公安决策的正确性、精准性、及时性。决策前,公安机关领导要收集掌握数据,不断积累信息资源,科学管理信息资源,夯实决策基础;决策中,要分析挖掘数据,发现提炼客观规律,预测预知未来趋势,优选决策策略;决策后,要开放发布数据,引导社会认同决策,实事求是检验决策,促成竞争创新决策,从而借助数据的力量真正实现公安决策的科学化。     

警务实战指挥决策思维与决策价值导向分析

决策思维的基本范畴是对决策活动的深刻认识和本质概括,反映了决策活动的本质及内在联系。决策思维的逻辑结构,反映了决策思维基本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决策制定的逻辑过程。在各类警务决策活动中,除了必须充分考虑事实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影响决策者做出决策的另一类因素——"价值因素"。事实因素、价值因素在确定决策目标、制订决策方案以及评价选择行动方案的过程中,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少数价值因素会在其中起着根本性的导向作用。     

警务实战指挥决策思维与决策价值导向分析

决策思维的基本范畴是对决策活动的深刻认识和本质概括,反映了决策活动的本质及内在联系。决策思维的逻辑结构,反映了决策思维基本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决策制定的逻辑过程。在各类警务决策活动中,除了必须充分考虑事实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影响决策者做出决策的另一类因素——"价值因素"。事实因素、价值因素在确定决策目标、制订决策方案以及评价选择行动方案的过程中,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少数价值因素会在其中起着根本性的导向作用。     

超越理性假定:情绪、信念与国家决策行为

理性假定是国际关系决策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以往学界对国家决策行为的分析,一般采取理性与非理性二元对立的做法。本文通过梳理关于国家决策行为的最新研究,发现将理性与非理性割裂开来会造成严重的分析偏差。实际上,理性模型是从理论上对决策行为的规范性描述,而不是为现实决策提供解释,其中理性模型的一些重要假定,如单一行为体、理性预期、给定偏好,在分析实际决策行为过程中存在明显不足。被理性模型忽视的心理认知因素,诸如决策者的情绪、信念、偏好、直觉,不仅对决策行为有重要影响,而且通过跨学科研究和利用先进的行为观察技术,可以实证检验这些影响。因此,对现实决策行为的理性分析,应该结合宏观理性模型与微观实证研究,既要重视理性模型为决策分析提供的规范性描述,又要从经验层面考察非理性因素对决策行为的实际影响。     

主体间认知差异与中国的外交决策

认知差异是决策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比较突出的认知差异有两种，一种可以称为主客认知差异，即认知主体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差异。任何决策都要有事实根据，但是这种事实并非完全的客观事实，而是决策者认知世界中的事实。决策者的认知越是接近客观事实，决策的准确度也就越高，决策意图便越可以实现。     

外交决策理论探析

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经过外交决策过程,产生最终外交政策结果.对外交决策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社会环境决定模式、国际体系决定模式、理性选择模式、组织官僚政治模式和决策者心理认知模式等.但是,这些模式存在着应用的普遍性以及解释力的不完备性等缺陷.针对这些问题,对外交决策的研究应当以多方位的视角,从决策者、政府组织、社会背景和国际环境方面来理解决策,运用多种决策模式,进行多侧面、全方位的决策分析.     

情绪与理性共同影响下的领导决策研究

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主流决策理论均以理性选择为基本分析框架。事实上,在领导决策过程中。情绪和理性对领导者做出合理的决策都具有重要影响。决策研究也由早期注重理性选择逐步过渡到关注情绪的作用。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关于情绪性因素对决策影响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情绪对领导决策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了情绪和理性共同影响领导决策的综合模型。     

前景理论与外交决策

前景理论是关于决策选择的重要理论,挑战了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与主流的预期效用理论不同的是,前景理论主要是从价值的变化量,也就是获益和损失的角度来研究决策者的风险趋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这一理论就开始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本文首先介绍前景理论的发展由来,以及它的分析框架。随后讨论前景理论给外交决策研究提供的进步认识,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作者做出简短评论。     

环保支出决策:渐进还是间断均衡——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由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环境治理问题一直未得到我国政府足够的重视,环保支出长期不足,导致环境污染持续恶化。面对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压力,国家治理理应作出积极的回应,但是,环保支出不仅没有得到逐年的稳步增长,而是处于剧烈的波动状态,甚至经历了大幅度的削减。为什么环保支出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研究以支出变化为切入点,分析了我国2000—2010年30个省的环保支出变化,发现其属于间断均衡模式。然后在间断均衡决策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决策者注意力-体制摩擦"的解释框架和两条研究假设,用我国环保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检验,发现预算决策由于受到决策者注意力和体制摩擦的共同影响,环保支出呈现出间断均衡的特点。当决策者注意力偏离环保事务和体制摩擦非常大的时候,环保支出很难得到大幅增长。     

浅论领导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意义和作用

对领导决策而言,非理性因素也有其正面的价值和作用。任何一项决策都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基础的,而人们的许多价值判断又往往是非理性的;决策者不是没有感情的逻辑机器,优秀的决策者不是消灭感情,而是控制感情;在千头万绪的信息迭加中,直觉给决策者以某种暗示,并为理性寻找一个方向。直觉还是创新思维的一个重要来源。理解非理性因素在领导决策中的意义和作用,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将有助于提高领导决策的水平和质量。     

大数据与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创新——基于组织决策理论的视角

内外环境深刻复杂的变化,使得中国外交决策的任务更加繁重,创新外交决策机制以提高外交决策效率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在组织决策理论视角下,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在信息收集、方案设计、政策选择、政策执行和反馈等阶段均程度不同地存在缺失。而由网络社会和信息技术发展催生的"大数据"具有物质、技术和思维三大维度,其所蕴藏的巨大势能对决策思维和决策方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也为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可能。未来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应当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优长,在决策的每一个阶段均进行不同形式和不同内容的创新,以提高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能力,展现更为积极、主动的大国外交特色。     

论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民主观上的差异

民主是理性的产物,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建构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形式。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建构原则,理性具有认知含义与价值含义,前者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能力对政治问题得出具有认知合理性的见解,后者意味着每个人的上述见解都应得到同等的政治对待。这两点内容在实践中就表现为了以决策参与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同时满足了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要求,也使民主成为一种"好"的治理方式。另一方面,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紧张,围绕这种紧张,精英民主理论与协商民主理论展开了不同的理论叙事,对民主是否一种"好的"治理模式的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试析公安执法中的直觉决策

直觉在公安执法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直觉决策一般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境;时间紧迫、信息有限、新情况、新问题和危急情境以及结果具有两极性。公安决策者应注意从知识、经验、胆识、自信和权威等方面培养自己的直觉决策能力。     

论侦查经验决策与侦查科学决策

侦查决策是侦查人员在具体的侦查实践中,设定侦查活动的具体目标,对已掌握的情报信息和可采用的侦查方法、措施进行分析,确定侦查活动实施方案的过程。经验决策是决策者凭借经验制定决策的活动和过程。经验决策并不等于主观任意决策,其积极意义在于使侦查决策更加快捷和准确,但也存在着经验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具有相对性、决策者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在推广适用方面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等缺陷。科学决策是相对于经验决策而言的,其核心内容是把科学技术及其方法运用于决策分析;科学决策流程是科学决策的根本前提,理性思维方法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保障。科学决策同样具有局限性,在具体的侦查决策中,它更多的是具有标准化的象征意义,激励或引导侦查人员尽可能地向决策理性化靠近。为提高侦查决策的理性化,侦查人员既需要重视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又要重视科学决策的程序和思维方式。     

基于社会建构的我国地方政府决策模式转变

政府决策的模式设计主要分为：基于威权的管制决策模式、基于技术分析的理性决策模式、基于调适的渐进决策模式和基于多元参与的社会决策模式。理性决策模式和渐进决策模式是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主要模式,但决策中仍带有管制决策的色彩,决策技术理性仍然不足,而社会决策模式发展严重不足。随着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公共管理环境的变迁,地方政府要从民主治理和协商共治的视角完善社会建构,从而转变决策观念、创新制度机制和促进公民参与,实现地方政府决策模式的转变。     

多数决策原则的理论预设及现实合理性探析

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为一种古老的决策规则，在人类政治文明的递进过程中被不同类型的民主决策所习用。民主先驱们在实践这一原则时作了如下理论预设：人是理性的动物；多数人的决定具有更全面的知识、经验内容及更广泛的社会适应性；多数是开放和变动的。经验和事实表明，多数决策原则具有其现实合理性及不可替代性。但作为一种决策规则。也有其内在的局限，这是不同类型的民主政治面临的共同问题。     

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生成机理:环节、要素及序列加工

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在时间紧迫、资源受限、信息不对称、目标冲突为突出特征的应急决策情境下,通过情景表征、风险认知、经验提取、信息参照、研判互动、政治考量、策略生成和风险选择八个环节及应急决策者、决策情境、算法规则和启发策略四个要素的序列心理加工而生成应急决策的基本规律,构建应急决策生成机理的“天秤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