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监察权正当性的法文化析论及其现代转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促成了监察委员会的产生,使监察权成为新的政治权力类型。以监察委员会为核心的监察体系则源于中国的民族文化基因及特色政治环境。传统中国社会的监察权,源于中国特有的国家组织形式和公权力体系划分式样,其与西方国家的监察权存在着本质区别。传统监察权契合了中国特有的法文化基础,并在历朝历代得以不断完善和成熟,最终形成了专属的权力载体机构、系统的权力运行机制和清晰的权力内涵。当传统监察权遇上现代社会,既有必要遵循传统中国社会的法文化规则,亦得结合社会时势变化而进行相应转化,从而进化成兼具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公共权力"。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法治化路径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整合了现有分散的监察资源,有效地推动了反腐败事业的进行。监察体制的改革亦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将监察权的运行置于现有法律框架之下,是当前监察体制改革的重点。本文从监察制度设立的缘起出发,系统分析了监察权运行过程中的挑战与困境,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实现监察体系的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建议,寻求监察体制改革的法治化治理路径,以期为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奉上绵薄之力。     

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定位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方案的公布,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机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要求。设立监察委员会,赋予其宪制上的国家监察权应符合坚持改革、精简高效、人民主权和法治等宪法精神和原则。本文通过分析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及地位、组成架构和主要职权从而论证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定位。     

关于加强国家监察与民主监督协同联动的对策思考

加强国家监察与民主监督的协同联动,是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而产生的重大理论问题。国家监察与民主监督之间存在深刻的系统关联,民主监督是促进国家监察全面覆盖和监察权力规范运行的重要支撑保障,监察体制改革也为加强和改进民主监督提供了有力契机。当前,由于监察体制改革的"未完全定型化"、民主监督在体制机制层面存在短板、民主监督与国家监察相互衔接的制度设计不够清晰、民主党派内部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国家监察与民主监督之间的协同联动效应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进一步加强二者协同联动,凝聚监督监察合力,需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配套制度改革,完善监察权全面覆盖的制度机制,加强国家监察与其他监督方式的相互衔接;需要加强民主监督与国家监察的制度性互联互动,提升民主监督实效;需要健全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制度机制,破解内部监督制度体系建设滞后、组织建设滞后、内外衔接机制建设滞后等问题。     

中国监察体制改革论析: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现行反腐败制度包括行政监察、纪检监督、检察反腐,虽其效果较为显著,却也存在着职能分散、衔接不力等问题以至于无力根治腐败,难以满足强力反腐的要求。整合现行反腐体制,确立以监察委员会这一统一高效的反腐体制符合时代需要。监察体制改革使得监察权成为一种新型并且独立的国家权力;在组织上拥有与"一府两院"相平行的政治地位;在职权上,它则整合行政监察部门的监察权以及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这些变化必将对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政治格局产生根本影响,这一影响主要表现在"党政分工"的监察体制架构、"四元并立"的刑事司法格局、"五权分野"的政权治理结构。这一政治格局也将成为后续国家监察立法体系进一步完善的宪法指针。     

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学思考

改革现有的监察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宪法层面来看监察体制改革尚有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亟待澄清,如行政监察上升为国家监察之后的宪法定位,监察委员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地位,监察权在司法权力体系中的作用及定位,对监察权监督制约机制的探索,宪法修改与监察体制改革合宪性的关联等。对以上理论问题的不同解答直接影响监察体制改革的价值追求和制度构建,对未来的监察效果也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试点期间必须未雨绸缪,在厘清理论难题的基础上合理建构对应的监察制度,如承认监察权的独立属性;完善选任机制和汇报制度;适时赋予监察机关侦查权,提升其在司法体系中的地位;借鉴廉政公署的监督制约模式,构建独立的人民监察员制度;以监察体制改革为修宪契机,审慎确定修宪内容等。     

监察案件中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及其完善路径

监察体制改革作为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对监察权及其监察对象的权利保障进行双项审视。监察权主导下的监察实践运行不能单一化地主张权力而否定权利,监察法治与监察全覆盖的推进都要在权力与权利的二元轨道上合理兼顾彼此。监察法的诸多条款包含了对被调查人权利保障的内容,但是零散化的规定与权力依附性的特征决定了这些条款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现实困难。因而,应当从价值理念与法律规范的完善上进行细化构建,从而真正有益助推被调查人权利保障的客观实现,促进权力行使与权利保障之间的相得益彰。     

西方国家行政监察制度的特点及其启示

西方国家行政监察机构独立性强,保证了监察权的自主行使;法制体系完善,公职人员行政行为严格规范;政务活动公开透明,监察效果显著。这些特点对我国行政监察制度建设富有深刻的启示:我国要发挥优势,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党内法规与监察法律相结合的反腐倡廉法规体系;突出重点,加快公务员从政道德及财产申报的立法进程;提高效率,推进政务公开及政治生活的透明度。     

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的权力地位与监察法

监察是中国古代职官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中国古代监察机关,通过建立遍于全国的监察网络,统一行使监察权,不断提高监察的权威性;同时通过实施立法监察、行政监察、司法监察,不断扩大监察权力,实现了监察对象的全覆盖,形成了扼制官吏腐败的一道重要防线。中国古代监察法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和中华法系的重要表征。监察法的发展和监察机关权力的演变是相向的,同时也为后者开展监察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古代监察法制可为当前的监察体制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镜鉴。     

孙中山行政监察思想述略

<正> 孙中山先生的行政监察思想十分丰富,主要由四方面的内容组成,即:关于监察权概念的确定;监察权应当独立行使;监察权属于治权;关于监察体制的具体设计等.兹分述如下:(一)关于监察权概念的确定.“监察”一词,古已有之,但那时并没有明确提出“监察权”概念,而是把对官吏的监督称为监督、纠察、弹劾或纠弹.到了近代,很多政治家和     

规范伦理学视阈下监察官职业伦理制度体系之建构

作为监察权的直接行使者,监察官已成为极具职业特征的法律职业者,其行为活动及职业道德养成亟须专门的职业伦理规范和指引。监察官职业伦理应体现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内涵,还应体现监察工作的治理和反腐倡廉等政治性特征。以此为基础,分别从道德、行为和规范三个层面系统总结提炼监察官职业伦理的基本内涵和制度渊源,并从立法规范、考核机制、监察责任及职业伦理教育等方面,系统构建监察官职业伦理制度体系。监察官职业伦理制度体系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腐败治理成效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监察权运行特点及得失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早,为监督政府官员,维护既有的统治秩序,巩固皇权地位,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历朝历代均以不同的方式方法设立了专司监察职能的专门机构,尽管名称不尽相同,但其以监察权来制约、平衡其他权力的本质属性是一致的。中国古代监察权隶属于皇权且丰富多样,一般较少直接行使调查权,明清两朝监察权侵夺行政权与司法权较为突出,而且监察权在历史上有越来越强化的趋势。     

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下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把分散在党的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的反腐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形成"反腐天网",全面预防和打击贪污腐败。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改革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从检察权中"拆分"出来并入监察权,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由内部监督转变为外部监督。在消除"自我监督"弊端的同时,外部监督的缺陷也逐渐凸显。监察委员会被赋予了较大的调查权力,如何对职务犯罪侦查进行有效监督,从而限制监察权的行使是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保障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关键。     

监督的“一元多体”思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民主监督问题探析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和与之相配套的体制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议题,对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涉及国家机构的权力配置与组织设置的一系列重大议题,尤其关涉权力如何依法受监督地有效运行,具有高度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需要我们从党的领导、改革方略、法治建设、政治发展等各个角度予以深入研讨。本文重点关注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总体背景下的民主监督问题,探讨民主监督在这场重大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落实和完善民主监督的路径与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元多体"大监督体系的思考。     

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下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把分散在党的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的反腐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形成"反腐天网",全面预防和打击贪污腐败。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改革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从检察权中"拆分"出来并入监察权,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由内部监督转变为外部监督。在消除"自我监督"弊端的同时,外部监督的缺陷也逐渐凸显。监察委员会被赋予了较大的调查权力,如何对职务犯罪侦查进行有效监督,从而限制监察权的行使是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保障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关键。     

中国监察官制度的构建及路径研究

建立国家监察官制度是深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监察体系的重要举措。中国监察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监察官制度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监察官制度,也迥异于西方国家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或监察长制度。国家监察官制度的构建应以保障监察权的有序运行为基本原则,以反腐败为价值目标,依据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实际需要来合理的确定监察官的范围、选拔资格及履职保障等内容,不断推进纪检监察队伍专业化职业化,为反腐败提供可持续地动力支持。     

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制度设计

任何权力都有专断的风险,国家监察权囊括范围广,对其监督也应该进行更为复杂的制度设计,要从完善监督执纪过程中的程序监督、进一步加强监察机关的自我监督、加快建立律师介入制度、完善社会监督体系、加强新闻媒体与社会舆论监督、落实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职责、强化上级监察机关监督、衔接好司法监督、不断加强党内监督这九个方面,完善监督制度,防止"灯下黑",保证国家监察权持久公信力。     

监察证据体系法治建化构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推进监察证据体系法治建构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保障民法典实施的重要举措,推进国家监察工作高质量开展的现实需要。建构新时代监察证据体系法治要吸收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补充证据规范的内容,健全监察证据收集、固定、审查和运用中的全过程内部控制,加大外部的检察监督和探索引入律师的辩护监督。     

关于监察委员会检察监督问题的审思

监察体制改革中相关立法对于监察委员会监督的举措规定较为笼统,使得具有宪法规定法律监督机关地位的检察机关,难以对政治地位相对较高、权力相对集中的监察委员会实施检察监督,也难以对经验丰富的监察委员会人员进行有效检察监督。然而,监察体制改革并未改变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属性,检察机关履行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能,可以通过强化立案监督、防止选择性执法,强化调查监督、规范使用强制措施,强化独立审查、防范干预监督等途径对监察委员会进行检察监督。     

监察调查与检察审查程序之衔接——以审查起诉为关切点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为一项重大的改革计划，包含了理念转变、职能调整、资源整合和流程再造等多方面的改革举措。此次改革中，国家监察权得以建立并发挥作用，检察院也经历了重塑性变革，国家监督体系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实践中，监察调查与检察审查特别是与审查起诉之间存在着协作意识不强、配合机制不健全、衔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而检察审查程序对监察调查程序的制约也还不到位，仍然面临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的诸多困境。为突破这些困境，建议以厘清检监两机关的职能定位、完善第三方介入机制以强化人权保障等路径展开，审视在程序流转过程中的各个具体规范措施，构建起正确的制度障碍破除机制，寻找一条协调顺畅的检监衔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