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影响农户收入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户的调查

本文基于甘肃省六盘山片区14个贫困县的1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贫困地区农户家庭社会资本的拥有状况及使用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测算了家庭社会资本指标综合值,进而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门槛效应。此外进一步探究了家庭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确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只有高于门槛值的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起正向影响作用。同时,家庭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变量的交互项表明二者并不是单独对农户收入起作用的,而是呈现一种相互替代或互补的态势,能够共同对农户收入起作用,更从侧面说明了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作用机制的重要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村不同收入等级家庭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研究

拉动农村消费、优化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对促进我国经济良性循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微观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法分析了我国农村不同收入等级家庭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消费水平下,年龄、人均家庭纯收入、汽车、经营资产、家庭金融总资产和家庭总房产对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具有显著影响;不同收入等级、不同消费水平的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但人均家庭纯收入、汽车、经营资产、家庭总房产是影响消费结构的主要因素。     

我国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依据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通过1978-2008年的实际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农村居民纯收入和消费刚性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正效应,而财政支农投入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并不显著。从短期来看,财政支农、农村居民纯收入和消费刚性对于农村居民均具有＂挤入效应＂。但是财政支农支出的影响系数显著小于收入的系数,这说明从短期来看财政支农对农村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在此基础上,文章就财政支农投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关于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增长是迅速的,但是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真正转变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把依靠外需的经济增长转变为依靠内需,才能使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作用。利用江苏省1993年-2012年的数据资料,从宏微观角度分析了收入增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劳动者报酬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正效应,其促进消费的长期影响明显高于短期影响;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城镇居民。     

基层党政干部精准扶贫责任履行对农户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扶贫资金使用和分配合理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农户作为精准扶贫的对象和重要参与主体,其对精准扶贫的评价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精准扶贫政策绩效。以扶贫资金使用和分配合理性为中介变量,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基层党政干部在精准扶贫中的责任履行对农户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基层党政干部精准扶贫责任履行程度与农户扶贫满意度、扶贫资金使用和分配合理性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扶贫资金使用和分配合理性对农户扶贫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扶贫资金使用和分配合理性在基层党政干部精准扶贫责任履行程度与农户扶贫满意度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为此,建议通过强化基层党政干部扶贫治理能力建设、建立基层党政干部精准扶贫责任履行激励机制、加强对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的跟踪监督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绩效。     

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贵州农户收支构成的新变化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农户增收的渠道、动力和市场环境等也在变化,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文章通过分析贵州农村固定观察点10村观察户收支构成,以及实地调查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相关因素,并结合贵州省当前农户收入增长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的建议措施。     

浅谈政策效应对居民消费空间差异性的影响

采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对我国东中西部政策效应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空间差异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要远远大于财政收入政策效果; 从城乡差异来看,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效果较大,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效果较小,这种特点特别表现在财政支出效果上; 从区域差异上,财政支出政策对东部地区居民消费表现出更强的凯恩斯效应,对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则呈现更强的非凯恩斯效应,这种特征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源于区域消费特征的差异; 扩张财政政策在东中部效应显著,在西部紧缩性政策效果更为明显。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健康公共服务供给转变

提高乡村健康公共服务水平以促进农村居民健康是脱贫巩固与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从安全饮水基础设施使用机会、生活方式与家庭健康水平关系的分析发现：造成农村居民家庭健康损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供给的不均等没有影响到农村居民家庭的健康水平,并且这一结论具有普遍性。因此,在乡村振兴发展新阶段,改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公共服务供给的重点要从“物”的提供转变为提高“人”的素养,一是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机构通过教育和宣传来培养农村居民的健康主体意识,二是提高学校教育质量,从小培养“人”的全面素养的发展,实现从外部支持发展向内生动力发展的转变。     

国内关于农村居民消费能力问题的研究逻辑分析

国内学者关于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对消费影响因素和提升对策方面。综合来看,收入决定理论、政府支出决定说、城镇化拉动说、消费信贷决定论等观点影响较大。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界普遍认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是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最主要因素,其他非收入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也存在重要影响。因此,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加快城镇化发展水平、改善农村消费信贷等措施可作为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的主要路径。     

家庭背景影响学生知识素养的路径研究——基于PISA 2015中国四省市数据的分析

运用国际学生能力评估项目(PISA 2015)中国四省市数据,对家庭背景影响学生知识素养的路径和机制进行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15周岁时的知识素养有正向直接效应,同时父母对子女的精神和学业支持、学校选择、市场课外辅导、学习态度和习惯等四个方面发挥着中介效应,其中以所选学校质量这一中介效应影响最大。在中国,在学校选择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阶层分割现象,所以家庭背景和学校是交互一起共同对学生的知识素养发挥作用。此外,学生所处教育阶段对家庭背景影响其知识素养的具体路径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背景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而到了高中阶段,其效应有所下降,且课外辅导路径已不再显著。     

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年—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对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劳动力素质、城乡收入差距等影响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因素对东、中、西三大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程度不同,甚至部分影响效应截然相反。从全国范围来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工资性收入有绝对影响力,农民工素质和非农就业水平也对农民工资性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影响较弱,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民工资性收入负相关。分区域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对西部农民工资性收入影响并不显著,中部农民工资性收入与产业结构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东部地区劳动力就业结构与农民工资性收入关系并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素质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作用大于东部地区,城乡差距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负面作用在东部地区表现尤为明显。由此可以推论出,要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东部地区应建立立体、有效的教育体系,尽快消除城乡户籍差异;中部地区应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积极承接产业转移;西部地区应努力开发自身资源禀赋,强化农村基础教育,建设农村职业教育体系。     

农业龙头企业支持政策分野与企农关系治理研究

国家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目标是通过扶持龙头企业发展提升农业产业经营水平,实现农户增收和农业增效。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的有效协作不仅是农业龙头企业稳产增效的主要源泉,而且在促进农户增收的同时也为农户发展带来了具有"发展权益相对剥夺"的分利行为。借鉴分利集团的行为逻辑分析与负效应治理框架,可以发现,农业龙头企业与政府、农户等利益相关群体存在明显的利益诉求差异。从多元主体"协同发展、利益共享"视角看,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分利行为的治理策略为:强化协同,明确组织使命与角色定位;明晰产权划分,关注制度化组织与政策关联;提升农业龙头企业企业家素质,增强农户发展的可行能力;"政银(保)企农"结合,开展"多元捆绑式"补贴机制创新;促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转型升级,为农户留利保利。     

基于聚类分析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省际比较研究

以2010年度全国31个省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截面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省域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省域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同质性和同构性特征明显,消费支出主要用于满足较低层次的生存需要和出行需要,消费层次整体偏低。有鉴于此,建议通过深化农村居民保险制度改革、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环境、转变农村居民消费观念、拓宽农村居民增收渠道,促进我国省域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空间溢出效应视角下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研究

对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时空特征演化分析,选取基于三种初始空间权重矩阵,遴选出最优内生时空权重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利用广东21个地级市2001年至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区域经济差异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得出资本因素、劳动力因素、进出口贸易因素和外商直接投资因素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通过这些要素的流动,带动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财政支出因素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起到抑制作用,目前广东产业因素空间溢出效应作用并不明显。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运用统计学理论,动态分析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及影响因素,可为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提供参考。[1]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处于递减的趋势,食品、衣着比例减少,医疗、交通和通讯比例增加,消费结构有所改善,但2005年以后,农村居民在文教娱乐方面的支出比重有下降趋势,此现象值得关注。建议通过提高农民科学素养、拓宽增收渠道等措施增加农民收入,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     

收入差距的四种类型与双重社会效应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从是否合理、适度的角度可分为四种类型。合理而适度的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效应;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及合理而不适度的收入差距对经济社会发展及人们的心理具有消极效应。     

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住房财富效应？——基于家庭微观视角的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高房价均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重要特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住房财富效应的影响对于房价调控、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检验人口年龄结构对住房财富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年抚养比和幼年抚养比升高显著增强了住房财富效应，且幼年抚养比升高对住房财富效应的影响更大；进一步，老年抚养比和幼年抚养比对拥有大产权房产家庭和低房价收入比家庭的住房财富效应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拥有小产权房产家庭和高房价收入比家庭的影响不显著；并且，幼年抚养比对家庭住房财富效应的正向影响在高房价地区更为显著，老年抚养比对其的正向影响则在低房价区域更显著。     

加大妇女人力资本投资与足进农户家庭收入可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妇女劳动力已经成为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贡献者。这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在农业女性化的背景下，农户家庭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妇女受教育程度低。受教育程度与农户收入呈正相关。加大农村妇女人力资本投资，着力培养新型女农民，提高妇女的文化科技经营素质，是保障农户家庭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基本途径。     

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四川省市级面板数据

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对于加快我国乡村振兴步伐、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分析四川省2007—2017年的市级面板数据,运用一般回归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展开论证,发现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及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皆为单门限效应,在高于门限值之后,二者皆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高金融发展规模及效率,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推动更多金融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结构比较研究——基于1995—2012年浙江省统计数据

运用浙江省统计数据，研究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动。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占比呈现逐渐提高的趋势，家庭经营收入占比呈现逐渐走低的趋势，但未来的收入结构可能保持相对稳定甚至反向变化。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农村二、三产业越来越成为新的收入增长点。总体而言，影响农民收入结构的主要因素有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以及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但收入水平越低的农户，越是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促进各个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