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经济韧性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探讨

立足于经济韧性与城市经济韧性的内涵,本研究梳理了城市经济韧性的测度方法,分析了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几大因素,提出了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所需要做好的几项经济金融工作。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政策环境、社会资本、金融发展都是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中国各个城市应当进一步加强建设“韧性城市”的前瞻意识,进一步加强产业集聚,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一步优化各地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更好地发挥社会资本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以及引导金融业更好助力城市经济韧性。     

韧性视角下现代城市整体性风险防控问题研究

现代城市因人口聚居、建筑密集、活动复杂而日益成为风险中心,呈现出复合性、联动性、叠加性、扩散性、隐蔽性增大等整体性风险。本文基于韧性视角,引入"韧性城市"概念,剖析了现代城市整体性风险防控实践的六大盲点和弊端,并分别从空间、时间和层级三个维度提出了韧性城市风险治理的范式,梳理出"都市群-城镇带-生活圈"防范风险扩散、"灾前预警-灾中应急-灾后恢复"阻遏风险延递、"宏观搭台-中观定标-微观落地"化解风险叠加的具体策略。     

建设更具韧性的安全发展城市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不可能彻底远离风险,但可通过增强韧性,让其拥有更强的能力来应对风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建设“韧性城市”,反映了城市发展向内涵提升、品质提高转变的时代要求。长期以来,江苏十分重视城市的安全发展建设,城市韧...     

电子治理:让城市更有"韧性"

城市韧性主要是指城市在面对冲击时具有抗压、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合格的韧性城市应该能够通过系统组成部分的优化、协调、再组织等吸收和适应灾害,从而使损失最小化,快速恢复至正常运行状态。韧性城市通常具备良好的城市治理能力,而电子治理使得治理在现代社会具备了更好的发展动力、实施基础和法治秩序,展示出重塑社会的强大功能与巨大潜力。电子治理的核心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重视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将其作为电子治理最重要的技术基础;二是强调政府等公共部门与企业、社会的互动,更加注重政府活动和政策决策的民主性;三是电子治理的主要对象为社会公共事务,也就是关系到多个社会主体的事务。提升城市电子治理水平,可从多渠道及时公开信息、健全电子治理法律法规、建立互动性强的电子治理平台等方面着力。     

城市文化品牌的经营方略

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是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元素,它为城市发展提供软环境支持,其先进的理念和符合时代规律的特点引领了城市新一轮的发展浪潮,使城市自身发展与时代潮流相统一,并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城市发展观念。它推动了城市创新,开创了以品牌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城市文化与城市现代化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城市现代化不仅体现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上，还体现在城市文化品位的不断提升和市民素质的整体提高等许多方面：大力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是当前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注重城市设计 提升城市品位——浅谈铜陵市城市设计

什么是城市设计,它应该从城市规划的哪个阶段开始进行呢?"城市设计是对城市体型及环境所作的整体构思和安排,贯穿于城市规划的全过程."这是建设部颁布的<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中对城市设计所下的定义,明确指出城市设计应在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及修建性详细规划中都应体现,本文试图说明在上述几个规划阶段城市设计的任务和作用是什么,也想借此机会谈谈对铜陵市城市设计的看法.     

韧性治理：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现代转向

城市的发展始终与风险并存,因此亟需转换传统的被动应急处置思维,重塑和优化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将韧性治理作为研究视角,通过梳理相关概念内涵,搭建“风险治理—适应、应急管理—恢复、危机治理—学习”的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逻辑框架,提出以韧性理念塑造风险应急文化、以多元主体协同保障应急恢复、以数字技术创新推进应急学习等治理新路径,期待与韧性治理相融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安全发展型城市在我国各地全面建设形成。     

后奥运时代的城市文化特色与青岛城市发展

城市文化是指一个城市的地域特征、现存建筑及风格等实体性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又是指一个城市的独特历史、市民的价值观、民俗民风、日常性和季节性的文化活动等直接相关的种种文化现象、文化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城市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当今时代,培育城市、经营城市、发展城市已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以古齐文化为主脉,在欧陆文化碰撞交融下的青岛文化,具有务实性、开放性、平民化特性,青岛的海派文化特色孕育着休闲文化功能。奥林匹克精神为青岛文化与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实现城市现代化与城市文化的和谐发展

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的经济腾飞必须与城市文化的发展相和谐:城市经济的发展将推动城市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城市经济特征往往与城市文化特征相辉映。同时,城市化进程是发展城市文化的依托;城市文化的发展又是城市化进程的推力。实现全球化与城市文化的和谐发展也至关重要。     

城市·文化·软实力——围绕城市话语的探讨

现代城市发展普遍面临经济增长乏力、城市生态环境严峻、城市面目单调乏味和城市人群精神状况堪忧的现实焦虑,城市文化成为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对策凸显了文化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建构美学品格、改善城市人群精神状况以及从根本上塑造城市精神与价值观方面的显著作用.以城市文化为基础,城市文化软实力兴起于城市发展和城市文化复兴的大视野之下,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出从顶层设计上进一步巩固了城市文化的地位,也更有利于城市文化实力的彰显和城市的长效健康发展.     

富勒的城市书写及城市文化反思

"芝加哥文学复兴"的先驱作家之一亨利.富勒创作了以芝加哥为背景的两部长篇小说《悬崖住客》和《随着行进的列队》。其作品被看作是芝加哥文学的开端,富勒本人被认为"第一个获得全国认可的与芝加哥有联系的作家"。这两部作品是有机的整体,相对完整地呈现了十九世纪末芝加哥中上层城市生活的动态发展和城市有产者的精神裂变,从中折射出富勒对城市文化的思考:芝加哥是没有属于自己文化的城市。     

城市文化安全与中国城市实践

中国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面临着城市帝国主义和城市文化霸权的殖民,城市文化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中需要强调和加强维护的文化战略问题。城市文化安全的维护在其关键意义上必须坚守城市发展的自我坐标而不是他者坐标,确立城市的文化自主、文化自觉、文化内生而不是城市的文化依附。中国城市文化安全的维护和应对,要加强国家文化战略中的"城市自觉"与"城市自信",推动城市建设发展的理念和方式更新,构建中国城市标准和价值体系,不断探索创新城市文化安全维护的体制机制,通过"城市输出"等战略转型更好地促进中国本土城市系统的完善。     

陆谭时期的南宁城市建设与近代南宁城市文化的形成

陆谭时期是南宁城市建设和近代南宁城市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1912年广西省会迁往南宁后，南宁的城市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开始由桂南中心向广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变，市政建设也在此时全面开启。政府通过填壕池、拆城墙、修筑马路，开启了旧城改造。将省会迁到南宁，其城市功能更趋多元化，叠加效应的作用使得南宁加快了发展速度。     

文化特色：现代城市的灵魂

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创造力的基础。法国著名学者潘什梅尔说: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或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一个灵魂。显然,这种气氛、特征和灵魂,就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纵观中外现代城市,其超越     

城市帝国主义及其文化逻辑

在当前全球文化体系扩张和文化政治格局中,需要重视"城市帝国主义"的后殖民文化逻辑和强调"回到城市"的文化诉求。城市帝国主义具有不同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内在逻辑,其文化"后殖民"的手段和标的不是文化而是城市,不是文化的本土性而是城市的本土性,对城市生态、话语、安全等带来重要冲击和潜在风险,应成为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构建中加强重视和前瞻关注的战略性问题。中国在城市崛起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自身城市文化价值和"城市自觉",避免城市地位的日趋重要以沦丧文化与城市的关系为代价。城市文化研究要注重从文化帝国主义的城市谱系转向城市帝国主义的文化谱系,从文化城市性转向文化城市间性,从城市文化学转向城市政治学,从城市再生产转向城市再生产方式的再生产。     

公共图书馆与城市文化建设

作为城市文化重要象征和标志的公共图书馆是城市文化的名片,其发展可以促进城市文化建设。同时,城市文化建设能够有力推动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公共图书馆与城市文化之间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本文主要分析公共图书馆在城市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探讨目前城市文化建设中公共图书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如何凸显公共图书馆的价值和作用。     

文化视角下的城市环境建设

"最初城市是神灵的家园,而最后城市本身变成了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性在这里得以充分发挥。进入城市的是一连串的神灵,经过一段段长期间隔后,从城市中走出来的是面目一新的男男女女,他们能够超越其神灵的局限,这是人类最初形成城市时始料未及的[1]。"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如此来描述城市,认为城市的实质是     

城市精神：提升城市魅力

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长期积淀而成的独特品质，不是由急躁的物质系统规划出来的，也不会“自动从科技人员的研究室产生出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地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许多城市为了达到高效率、标准化、商业化的目的而生产越来越相似的空间场所。法国人类学家麦克·奥吉称之为“非场所”，这样制造出来的空间场所缺乏地域文化与历史记忆；将市民与有情感依赖的场所分离出来。美国哲学家约翰·戴维则早在20世纪初期就告诫世人，要警惕这种现象：国际化的产品成为了政治、经济的印章，割裂了与地域文化、社区生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