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生成机理与制度化构建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一种内生性的民主制度,它传承于中国传统优秀的"和合"文化,是中国特有国情的一种产物,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制度化转化。当下推进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要从法制化、系统化、程序化角度,切实深入推进。     

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化新进程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求进一步扩大协商民主的主体、对象和范围.协商民主的主体要由执政党扩展到国家政权机关和政府部门,对象要由传统的民主党派扩展到人大、政府、人民团体和人民群众,内容要从传统的政治协商拓展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民生等多领域的协商.要创建把民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的具体制度和工作机制,丰富和发展协商民主的具体形式.     

论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民主建设的历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积累了党内民主建设的丰富经验.     

商以求同 协以成事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的总体要求。当前,要切实增强推进协商民主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统筹推进多种协商渠道建设,积极创新和完善协商保障机制,努力加强党对协商民主的领导,实现协商民主建设的新突破。     

建国以来政治协商与协商民主建设的主要特点和经验

中国政治协商和协商民主建设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发展阶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鲜明的特征,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对建国以来政治协商和协商民主发展历程的梳理,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的比较,我们可以将中国政治协商和协商民主的主要特点和经验概括为:政治协商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保障协商民主有序推进;政治协商着眼于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引导协商民主有效实现;政治协商着力于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避免随意性和盲目性;政治协商着重于政治吸纳和民主监督,力戒个人崇拜和权力意志.     

“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在我国的非制度化实践

我国的协商民主实践过程中,有正式的制度化的协商形式,也有非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参与形式。非制度化的协商民主有诸多不足,政府部门应注重培育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和利益群体的发展,将非制度化"协商民主"转化为制度范式,提倡公共意识,加强媒体监督,以促进我国协商民主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经验初探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实需要,总结其基本经验,则是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在诉求。从总体上说,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渠道;政权机关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平台;基层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形态,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推进器。     

论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特点与基本经验

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而党内基层民主又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在党的历史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重视党的基层民主建设一直是我党的重要方针,党内民主的实践创新活动在基层组织显示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党内民主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进程、基本经验与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的发展进程可归结为三大阶段；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不同，党内民主建设的阶段特点亦不同。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其主题在于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目标在于增强党的活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关键在于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现实着力点在于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党内民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与党内纪律建设相辅相成，与人民民主具有互动性，与党的建设整体推进相适应，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新时期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民主的本质、党的代表大会的标志意义、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基层民主的至关重要性等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评述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诸多进展,突出表现在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上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绝大部分的农村地区,农民们从缺少民主基因的传统中走出来,参与村民自治活动,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农村基层民主在中国的意义非同一般,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让农民当家作主,实施村民自治,就是中国最大的民主。草根民主的发展,普遍增强了人们的民主意识,提高了参政议政的能力,在农村民主实践中,基层民众发挥了主体性作用,形成了诸多宝贵的经验,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期盼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度,这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巨大的推动力。分析和总结30年来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经验成果,对今后农村基层民主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对策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当前,由于协商民主制度化程度不高、协商主体能力不强、人民政协参政议政的实效性不够等现实困境,致使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任重道远。要破解困境,必须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推进协商民主健康发展;加强协商民主参与主体建设,提高协商的实效性;加强协商民主中的社会组织建设,提高社会协商的积极性。     

北欧经验与协商民主

北欧经验创造了两大发展范型,即破解"高福利负担难题"和"精英统治腐败难题",从而受世界瞩目。北欧经验中包含的协商民主的丰富内容:良好的价值体系的决定意义;将决策的公平选择权直接交给民众;"大政府"的"精英统治及没有腐败的公民服务";公平、透明、廉洁、诚信及民主监督机制的社会化。从中可见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和不足,从而使我们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借鉴。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浅议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对于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合力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形式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协商民主是我们党民主政治实践和理论的伟大创造。早在我们在解放战争取得战场上决定性优势的时候,毛泽东十分警惕党内出现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狭隘思想,提出要同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的各个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通过民主协商来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     

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论断. 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这是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 标志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正式确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要求, 对于充分调动基层群众参与基层经济社会发展事业的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民主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和基本内涵

民主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追求目标。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中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民主实践和民主理论的重要发展,是民主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认真梳理和总结世界民主理论的发展变化,厘清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和基本内涵,无论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还是繁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协商民主的软法规范

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民主模式,协商民主已经成为我国新时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其实践发展离不开现代政治内在要求"原则、规则之治"的法治规范,也在不断深入影响甚或挑战传统的以选举民主为内核的法律体系。软法作为现代法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一种规范和行为规则,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具有实际效力,在协商民主建设中能够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要理性地研究软法,科学地研究协商民主,用软法思维分析协商民主建设,用软法规范方式更加富有成效地推进协商民主实践,从而推动我国协商民主发展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进程。     

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理念、内涵与价值

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协商民主传统,它赋予了平等更重的份量。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的内涵体现在两个维度:从形式平等的维度来看,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体现了机会平等;从实质平等的维度来看,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还体现在资源平等和能力平等上。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的价值体现在,一方面它体现了人人平等的道德直觉,另一方面它有利于塑造积极公民,提高公民参与。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对于民主理论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与指导意义。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贯彻十八大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要求,强调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并将其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加以部署。这对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     

在青少年群体中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系列部署,给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青少年工作小组的协商民主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形势下,要不断探索任青少年群体及相关领域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从制度上保障协商结果有效落地,使关乎青少年群体的各项决策和工作更好顺平民意、合乎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