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

在全球气候治理这样一个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问题中谈形象塑造,与中国能否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大国形象有着必然联系。中国应在气候治理事务中努力塑造承担责任、客观公正、积极推动和扶助贫弱的形象。而这其中,中国将会面对来自结构、行动和话语三方面的困难。为克服困难,在相关问题领域塑造良好形象,中国应采取行动与话语相结合等多种策略。     

全球气候政治的现状与未来

格拉斯哥大会之后,全球气候治理实践进程似乎迎来新的起点。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国际风云变幻,世界政治发展中的逆流给全球气候治理前景蒙上阴影。全球气候治理受到英欧变局、美国霸权嬗变等冲击,而且《巴黎协定》始终面临国家自主行动履约难题。同时,全球气候治理也在制度碎片化、国家群体化、新兴大国主导等方面呈现新特征。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则重在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与国际气候合作,并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气候安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参与——以全球适应委员会为中心的考察

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已日益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之一。减缓与适应一直是应对全球气候安全的两大战略。但是,相对于减缓来说,适应的地位远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在现实中,它是气候方程式中“被忽略的另一半”。在全球“重减缓、轻适应”的大背景下,2018年10月全球适应委员会应时成立。它是全球首个专门从事气候适应治理的国际组织,它成立以来所采取的行动,大大提升了国际社会对气候适应问题的关注度,加强了对气候适应治理的全球领导力,为推动全球气候适应治理向纵深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安全的适应治理,主要涉及加速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建设,倡导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促进“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加强中国—东盟、中非气候适应合作。全球适应治理在适应这一全球公共目标的衡量、顶层规划设计、融资渠道等方面仍存在诸多挑战。中国要深度参与全球气候安全治理,必须直面上述问题,从制度设计、引领机制、议程设置等方面进一步推进适应领域的国际合作。     

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与中国的治理策略

近年来,生物威胁事件的增多,全球化和大国冲突性质的变化以及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都成为推动世界各国深度参与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要诱因。现阶段,国际社会在生物试剂与生物武器安全、生物多样性、生物技术安全和传染病生物安全等领域都实现了重大突破,形成了以核威胁倡议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共同治理的总体架构。但从长远来看,生物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仍存在着主权国家之间欠缺政治合作、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机制仍不完善以及国际社会对调查未知生物事件能力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要以《生物安全法》为基础、以生物安全治理机制为基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点,推动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深层次发展。     

气候变暖 时不我待——解读《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2007年6月4日,国务院批准并正式发布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在全球气候变暖愈演愈烈的今天,这一方案的公布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我国履行国际公约的重要措施,也是应对气候变化严峻挑战的政策性文件。     

秩序转型、霸权式微与全球气候政治: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与领导缺失的根源?

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根源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冷战结束以来持续不断的国际秩序深刻转型,直接的根源是美国霸权的式微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引发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变迁与重构。宏观层面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出现的持续权力流散与全球治理本身的去中心化特征,与全球气候治理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中观层面上,中美欧三边互动与气候治理需要的国际合作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微观层面上,中美欧各自国情与全球气候治理之间存在张力。这是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的直接根源。应对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需要霸权国和新兴大国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真正从全人类利益出发,构建利益汇合点,形成利益共同体,带领各国走绿色发展道路,实现各国的自我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之间的共赢。     

论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后税费时代,国家政权在治理过程中表现为从＂汲取型＂向＂输入型＂转向,中央政府源源不断地向农村注入各种惠农资源。然而,基层政府在承接国家资源输入的实践过程中却逐步陷入了乡村治理内卷化,如何化解这种困境已逐步成为重大的实现问题。     

“后疫情时代”社区治理中的个人数据应用:问题与策略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个人数据的应用支撑着社区治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暴露和加剧了隐私保护与数据使用之间亟待解决的平衡难题。通过解构其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了个人数据隐私安全风险的固有性和社区治理对个人数据依赖的结构性,揭示了社区治理个人数据应用的矛盾本质。进一步结合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特征,面向后疫情时代信息赋能社区治理的需求,针对性地提出实施制度和技术双重机制强化个人数据隐私保护数据采集和使用两条途径优化个人数据应用模式两方面解决思路,并归纳出社区治理中以人为本的个人数据应用范式。为社区治理中的个人数据应用提供了策略参考,也丰富了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相关理论。     

气候变暖的中国困局——警惕气候变暖——《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简介

2004年初,美国五角大楼在向布什总统递交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今后20年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的威胁将胜过恐怖主义。”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世界各国的人们饱尝了气候恶化的苦果。同样,我国也未能幸免。2006年,我国属于重灾年份。来势汹汹的台风和经久不去的旱魔在神州大地肆虐。走过2007年相对平静的1月,今后气候变化又将如何?水旱灾害在2007年又将怎样来袭?     

后危机时代我国劳动力市场新变化及应对之策

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逐步复苏并进入“后国际金融危机阶段”。这一阶段使得作为全球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其每一微小变化趋势都对宏观经济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如何应对“后危机阶段”经济发展新形势、新挑战,迎接新的增长周期？笔者认为,     

《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评

我国体育产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上升空间,面对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现状,全面探讨新世纪我国体育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思路与对策,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农民组织化的困境与破解——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全面免除农业税政策的推行,农村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后税费时代。因其人力资本存量一般都低于外部资本的获利预期,而无力应对农村资源流出,缺乏自我发展或对接外部资本的必要基础;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乡村都面临巨大的交易成本,因此难以建立可维护的有效契约,使得无论是依靠市场还是政府手段来促使其发展的努力会面临困境。     

反贫困治理结构创新——基于中国扶贫脱贫实践的思考

经过数十年的反贫困实践,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反贫困成果的同时进入了综合反贫困阶段。新时期反贫困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反贫困应具备创新性和系统性。因此,必须创新反贫困治理结构。反贫困治理结构的创新主要包括:反贫困治理结构主体的创新,即建立包括政府、第三部门、贫困群体在内的多中心贫困治理主体结构;反贫困治理结构制度的创新,即通过正式制度(法典、专门法和政策)的供给与非正式制度(软法)的培育和运用,优化反贫困治理结构及其运行;反贫困治理结构管理运行的创新,即多中心反贫困网络中的多层治理、协同治理和自主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治理的挑战与中国方案选择

提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乎全球治理的具有战略高度和世界情怀的宏大时代课题。从全球治理现实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含的全球治理理念表征着全球治理的多重挑战,其现实指向性是在全球治理中维护共同利益,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作为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有着质的不同的治理方案,无论是从人类制度的多样性来看,还是从中国在国际体系内的发展目标、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来看,都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寻求替代现行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只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治理方案的可能性选择。     

国际政治型青年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研究——基于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的分析

全球化、全球政治、全球治理时代背景下的国际组织理论和实践发展迅速。国际政治型青年组织作为国际组织的一种特殊类型,在参与全球治理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任务和使命。国际政治型青年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具有内容的丰富性、方式的灵活性和角色的多样性特征。当前,中国需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国际政治型青年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作用与效果,注意防范化解国际政治型青年组织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推动完善中国青年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     

全球治理对人权保障与发展双重作用的分析

在全球化时代,人权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特别是在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过程中,充分实现和保障人权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全球治理对人权的保障与发展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全球治理与人权有诸多共同的关注点,都涉及到民主法治以及公民权利的保护问题,可以说,全球治理有利于促进人权的实现;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权国家的权威,一些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全球治理的名义干预一些民族国家的内政,影响了民族国家的人权保护与发展。     

后疫情时代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与进路

从当前市场供求状况和企业经营角度来看,锚定需求是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面对数字经济浪潮、更加复杂的营销环境以及广告主对广告效用的新要求,后疫情时代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进路在遵循基本逻辑的前提下,应着重满足广告主对广告"效率"和"效果"的需求,即释放广告主对数字广告的需求,共创接触点价值生态圈以提升广告效率,形塑"科...     

青年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经验比较研究——基于协同优势理论的分析

青年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亟需新兴国家重视的领域。然而,目前学界对这一议题的关注度不足。通过比较世界各国的经验,可以总结出四种支持青年参与全球治理的典型模式:地域中心模式、人才导向模式、名人效应模式与政府输送模式。虽然各国采取了不同模式,但是成功的模式都基于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优势塑造。目标融合困境、权力调适困境与领导力催化困境是协同惰性产生的主要原因,只有不断克服这三类困境,国家支持青年参与全球治理才能有内生的、可持续的动力,并逐渐形成协同优势。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模式,不同模式之间也并非不可兼容,国家应当用发展的眼光进行模式选择,以实现效用最大化。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以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为视角

金融消费者保护正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上具有标杆意义,对金融危机的历史审视以及立法考察昭示着:做大市场与推动金融创新,绝不能消解金融监管的基础价值,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思想不仅应该明确体现在金融监管目标中,还需要设置为达到目标的适当监管机构。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我们需要考量本国现实条件,要在金融立法和监管中培植金融消费者保护思想,并体现为具体的金融监管目标,设置以央行"牵头监管"模式为主的多层次金融消费者保护性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