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治理困境与改革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使全球治理面临新的困境:责任缺位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匮乏,信任赤字阻碍国际协调与合作,共识危机动摇全球治理的观念基础,制度弱化降低全球治理体系的效能。全球治理面临的严重困境也为其改革创新提供崭新契机,全球治理改革应从努力凝聚共识、强化制度韧性、践行责任政治入手。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展现更多的责任担当,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新形势与联合国的新使命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面临新的形势。一方面,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迟滞性的矛盾、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与多边主义式微的矛盾、气候问题的复杂性与气候变化治理领导力缺失的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也造成复杂影响。面对新的形势,联合国作为关键力量之一,承担着维护多边主义,促进多边合作,协调大国合作,加强发展中国家适应能力建设,做好新冠疫情对气候变化治理影响的评估与应对等新的任务和使命。在完成上述使命的过程中,联合国有其天然的优势和资源,也存在固有的局限。展望未来,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短期内恐将面临严峻挑战,整体治理进度放缓;但从长期来看,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仍有望回到正常状态和水平。     

战“疫”中的人道主义思潮

在全球抗疫中,各种社会思潮以新的面貌和姿态粉墨登场。其中,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潮值得关注。全球抗疫充分体现了人类应有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全世界对人道主义精神中所包含的人性、自由、博爱的呼唤和向往。但同时,疫情的阴影也让抽象的人道主义甚嚣尘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考验,给全球抗疫注入了消极因素。对此,中国人民应与全世界人民一道,尊重人的生命及尊严,践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同心协力,共克时艰。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彰显政党能力

作为应急管理的启动者和主导者,执政党的政治领导、组织动员和资源统筹能力本身就是危机处置能力的核心要素。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机结合,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同时,政党能力及其"支撑结构"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暴露出一些短板和不足,如中央—地方—基层组织的能力递减,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协同度不够,部分党员干部防范化解危机的本领不强等。完善党对重大疫情防控的全面领导制度机制,以新时代党的建设为抓手,不断优化政党能力的"支撑结构",推动政党危机处置能力的常态化和长效化建设,切实将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新型举国体制"的风险治理效能,是新时代执政党能力建设的战略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生命政治学:论辩与重塑

在当前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意大利学者吉奥乔·阿甘本使生命政治这一议题再度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焦点.阿甘本以例外状态与赤裸生命为理论根基,矛头直指以意大利政府为代表的当代生命政治实践,指出后者的本质是权力对生命的宰制.阿甘本的观点激起另一些理论家的反驳与批评,他们认为在疫情之下,欧洲政府的管理措施代表了生命政治传统中的肯定性维度.这两种关于生命政治的论辩逻辑所显示出的矛盾不仅是对当下抗疫措施的不同理解与阐发,也代表了生命政治学的衍化历史之中关于权力对生命所产生的影响的两种不同的、互补的理论视域.唯有厘清这两种理论逻辑之间的内在张力,才能理解这场当代生命政治论辩的真正意义,并为重塑一种更具兼容性、效用性的当代生命政治学做好必不可少的准备.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城市整体治理——以广州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城市政府是中国行政体制的基本构成,整体治理旨在构建协同合作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的整体治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透过广州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发现通过统合式的急时体制、复合式的信息集成和堡垒式的联合服务,广州市建构了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下的整体治理模式。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城市政府建制下,注重城市政府在管理体制上的统筹协调、政策制定上的信息集成以及公共服务上的联合行动,有助于推动治理的整体性和效能性,从而促进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有效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及政策建议

该文通过对比分析发现,由于疫情影响地域范围、停复工时间和经济结构等因素存在差异,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影响会大于2003年非典疫情;而且,由于部分民企和居民等微观主体的抗风险能力更弱,存在传导形成次生风险的可能。因此,必须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托底相结合,发挥逆周期政策作用,切实降低此次疫情的负面经济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压力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逐年攀升,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外经济形势多变,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也随之严峻。文章通过对大学生就业压力进行调查,对疫情常态化下大学生就业压力进行分析,探究大学生就业压力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疫情期间,大学生就业压力呈现中等以上水平,其中职业期望带来的就业压力最大,而职业价值观对大学生就业压力的直接作用最大,疫情关注度、疫情认知程度、职业风险认知等均对大学生就业压力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应针对相关因素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与拓展

2020年以来,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跌宕反复的大背景下,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学习与阐释这一主线,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而随着“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尤其是“双碳”战略的制定实施,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流域）战略的深入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顺利主办,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也保持了扎实推进的良好局面,并与国际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出现的各种不和谐现象形成鲜明对照。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要旨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稳定的政治文化共识与大众性实践。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伦理蕴涵

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原有的世界格局,让人类更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性和相互依赖性。在这一危机时刻,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不仅是理性的呼声,更是人性的召唤。这一理念不仅包含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追求公平正义,以及维护人类健康安全共同责任的伦理蕴涵,也为促进全球团结抗疫并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伦理价值观指导。     

党的社会动员模式演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百年历史回顾与新冠肺炎疫情抗击战中的观察

现代动员模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与重要要求。党的社会动员模式经历了传统动员模式、过渡型动员模式与现代动员模式,对应着国家治理的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现代化三个阶段。现代动员模式在动员主体结构、动员途径和载体、动员目标和背景、动员效果和效率等方面都与传统动员模式有着重大差异。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抗击战中的社会动员体现了现代动员模式在危机治理中的诸多特点,可以作为党的社会动员模式现代化的标志性事件。现代社会危机丛生、当前世界风云变幻,党在领导国家和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动员主体格局、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和速度、实现网络动员与实体动员互补、加快新技术在社会动员中的运用、将柔性动员与刚性动员相结合等路径完善现代动员模式、提升动员效果。     

世界政党关于加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的共同呼吁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快速蔓延扩散,构成对人类卫生健康以及世界和平发展最紧迫和最严峻的挑战。我们作为肩负着增进民众福祉、促进国家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重任的各国主要政党,面对当前这一前所未有的形势,共同发出以下呼吁。     

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产生、演变及其特点——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当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通过系统梳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扩散、应对中的四类社会风险,以及影响社会风险的因素,运用社会风险理论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视野提炼概括出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八个特点,即风险扩散具有跨界性、区域化风险与内部化风险并存、单一风险向综合风险转化累积、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交织叠加、风险的建构性越来越明显、普通群众受到风险的影响更大、潜在的风险可能是长期的巨大的和风险有望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机会。社会风险的这些特点既有全球化时代的共性特征,也有中国独特体制、特定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的个性特点。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时代意蕴与实践进路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具体细化和生动实践,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蕴和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习近平关于人类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新思路和新方案,为当今世界国际抗疫合作提供了价值遵循和行动指南。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还面临理念沟通存在较大障碍、病毒污名化、抗疫政治化、抗疫模式具有非普适性、单边主义解构团结抗疫等现实挑战,亟须坚持人民至上,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全面加强国际合作,构筑战"疫"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升抗疫的国际话语权,增进国际理解认同。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工作、家庭关系及其对负面情绪影响的性别差异

本文旨在探讨两性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害怕、焦虑、担忧这些典型负面情绪的变化,以及疫情期间工作、家庭关系的变化对负面情绪影响的性别差异。借助2020年1月至3月在国内疫情上升期和下降期对同一批受访者的网络追踪调查,本文发现,虽然在疫情初期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多的负面情绪,但随着国内疫情趋于好转,女性负面情绪已降至与男性同一水平。疫情给女性工作带来的消极影响比男性大,这不利于女性负面情绪的改善;较之男性,女性负面情绪的改善更多受到家庭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工作出现消极变化的女性,家庭关系的改善能够缓和工作损失对她们情绪的不利影响。     

联合抗疫:从全球合作到携手共治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及全球抗疫局面逐渐生成,再一次彰显了人类社会安危相依、命运与共的根本属性.3月26日召开的G20特别峰会,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携起手来,联合应对现实威胁、并肩对抗共同性挑战的动员大会、誓师大会.世界各国应在抗疫合作中推进经济合作.中国要与相关各方一道共同努力,确保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在政策沟通、舆情引导、民意营造等方面相向而行、密切协同、彼此配合,形成无比强大的正能量.     

渐进决策与治理能力——以新加坡对抗新冠疫情为例

2019新冠肺炎疫情是世界各国面对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基于渐进决策理论视角,通过具体分析新加坡各政府职能部门2020年1月至6月间发布的317份政策文件,并结合政府抗疫主导部门、协同部门、配合部门的相关执行措施,将新加坡抗疫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新加坡政府多部门在协同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了系统的抗疫机制,围绕抗击、预防新冠肺炎,实现国民安全和保障民生的最终目标,抗疫三个阶段的政策制定体现了渐进决策理论的原则与特征,并彰显了新加坡动态治理的精髓。新加坡经验还进一步揭示,渐进决策的有效性与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信任度密不可分,机制与政策的有机结合为理解渐进主义理论在新时代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