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诉讼外调解制度的发展与对策分析

虽然诉讼外调解制度逐渐受到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政府重视,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文件,并不断探索建立内地与香港、澳门跨境调解机制、网上调解、异地调解等新方式新方法,但诉讼外调解制度仍无法处理大湾区不同法系的制度差异和文化差异,政府主导和司法行政机关指导性强,不利于解决大湾区经济关联性的日益增强以及其政治文化、人员流动呈现扩大化趋势下所不断出现的纠纷难题。通过对澳门、珠海、中山、江门、佛山、肇庆六个城市的诉讼外调解制度现状进行考察,参考国际社会一些较为成熟的做法,大湾区可从引入港澳惯用的促进式调解、以法经济学视角来设计制度、制定商事调解示范法、以珠海横琴作为试点建设四方面来逐步建立健全大湾区诉讼外调解制度。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协同机制构建探讨

通过联手港澳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提出的殷殷重托,是广东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抓手。但是粤港澳科技创新协同力度仍然存在顶层设计缺乏,科技创新资源区域分布不均匀,技术扩散效应不突出,创新要素、创新资源信息流动不够高效有序等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协同机制,推动湾区科技资源的深度整合,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面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地位。     

探索双循环下粤港澳大湾区新型贸易合作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深化贸易合作是深化区域协同发展的必然之策,一方面广深港澳四大中心城市带动珠三角快速发展,内部协同度高,且产业化水平高,产业结构相对较为合理,兼具金融中心、科创中心、生产基地。另一方面,得益于大湾区优异的自然交通环境,成为了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节点。但是在大湾区贸易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国际环境恶劣,内部优势弱化,创新能力不足,内部规则协同度低等问题。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应积极探索新型贸易合作模式,创造新业态,用数字赋能外贸;构造新结构,优化外贸产品结构;构建新合作,让湾区内部合作成为内循环引擎;利用新平台,发挥重要载体的节点作用,从而让新模式创造新动能,进一步推动粤港澳的贸易发展。     

广州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合作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合作的精髓就在于发掘、弘扬和传播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内涵和人文关怀,打造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展现中华文明魅力。广州应该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的重大契机,在充分发挥千年商都、岭南文化中心、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中国近现代革命策源地以及改革开放前沿地的文化发展优势,突破目前大湾区在城市文化交流合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和现实困境,谋划广州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合作中的战略定位、实现路径和机制构建,共同致力于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最大的湾区经济体和文化综合体。     

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保障合作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保障合作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保障合作治理表现在探索建立社会保障合作组织架构、出台政策支持港澳居民在广东参加社会保险、大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合作、创新粤港澳社会保障跨境业务经办合作方式等方面。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保障合作仍面临着社会保障合作方式单一、合作中双向待遇不对等、珠三角九市开展社会保障合作的积极性受制约、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合作政策实施效果不佳等困境。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保障合作,需从坚持平等互惠的社会保障合作原则、建立多主体参与的社会保障合作机制、探索多样化的社会保障合作方式、完善社会保障合作的相关立法工作、完善大湾区养老服务合作配套制度等方面发力。     

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合作和规则衔接的路径探讨

粤港澳三地法律差异大、制度藩篱多、规则各行其是、要素流动成本高,业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最大堵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强化“一国”,善用“两制”,处理好“一国”与“两制”的关系,法治合作和规则衔接也要遵循这个原则。同时,为更好地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合作和规则衔接,还需要更多切实可行的路径。首先,需要认识到粤港澳三地法治制度的差异不是合作和融合的根本性障碍;其次,培养粤港澳三地合作的意愿、动力,强化合作的责任感,形成合作发展的共识,寻求共同的利益点,是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合作和规则衔接的关键;再次,可采用趋同的模式,转换、嫁接的模式以及叠加、再造的模式促进大湾区的法治合作和规则衔接;最后,实现法治合作和规则衔接需要创新思维。总之,只要秉承合作互利的理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完全可以解决好粤港澳大湾区规则冲突的问题,实现大湾区规则的衔接。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法律人才培养工作成为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构筑大湾区跨境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有助于为大湾区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法律智慧、深化大湾区合作以及增进港澳同胞国家认同感。囿于"一国两制"下大湾区存在法系种类多、语言环境复杂、法律服务业准入门槛不一致等瓶颈,大湾区合作培养法律人才任重道远。鉴于此,粤港澳可以大湾区高校作为主导力量,在专业性社会组织的协同配合下,共同构筑以跨境法律职业对接机制为根基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产业空间格局与分异探讨

金融产业空间格局是反映资本流动和集聚效应的重要载体。本研究基于功能性城市区域为空间管治单元的研究视角,对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产业空间格局进行研究,进而分析金融产业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功能城市区域已形成以广州天河和深圳福田为主核心,广州越秀和深圳罗湖为次核心的金融产业空间格局。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东莞松山湖等地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将形成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重要支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区域竞合模式差异和区域管治模式差异形成对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产业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在我国逐步放开外资负面清单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产业将逐步与国际相衔接,形成服务于实体经济转型的空间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珠三角制造业与港澳服务业合作发展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中的珠三角制造业面临创新能力较弱、同质化严重、要素流动性较差、区域竞争力较弱等问题,港澳服务业面临外溢效应越来越弱、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等问题。在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珠三角制造业与港澳服务业合作发展需要构建粤港澳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长效合作机制、充分利用现有条件促进区域产业合作多元化发展和进一步加强政府在合作发展中的推动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区际海关法律冲突及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推动内地和港澳共同繁荣发展的重大部署,符合新功能主义理论从经济领域合作开端带动整全领域合作的实践特征,有助于深入推动祖国统一。内地和港澳存在关税政策、贸易管制、外汇管制和旅客监管等海关法律冲突。当前区际海关合作在法律协调层面呈现出"多层次、经济性、实务性"的特点,在执法合作层面具有"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两种口岸通关合作模式。在"一国"的前提下应创新区际海关"执法合作",以执法合作带动立法互通,拓宽内地和港澳法律一体化发展的未来兼容。     

尺度调适：一种重塑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的新理路

长期以来,冲突协调和互惠对接一直是区域府际合作中的难题。通过对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实践经验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央政府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已经从空间、权力和话语尺度探索出了一种“尺度调适”的新理路：即通过空间尺度缩小与适度扩容并举,形成一个适度规模的区域府际合作新空间;通过权力尺度上推、下推、共享与内嵌,使权力配置与区域府际合作新空间相匹配;通过地方话语区域化和区域话语国家化,使话语体系与区域府际合作新空间匹配。与“纵向干预”“横向对接”和“纵横结合”等理论进路相较,“尺度调适”理论进路更具弹性、灵活性和回应性,有利于降低冲突协调的成本和风险、增强互惠对接的意愿和降低互惠对接成本,从而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效能。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产业协同发展是区域多目标下的共赢,意味着各自产业之间能够互相影响、互相感应。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既有产业基础和内在的发展互补性需求,又同时存在区域发展价值取向单一、市场活力弱、创新能力弱等困境。未来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道路上,应特别重视要素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跨境流动,区域产业优势互补;注重粤港澳大湾区利益共享机制、科技创新与产业的融合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等。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重要内容,对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竞争力,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至关重要。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面临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如认知层面的责任界限不明、主体层面的多元结构不完善、运行层面的合作途径单一以及制度层面的保障供给不足等。这主要是因为粤港澳三地社会制度、环境发展诉求、环境治理模式、环境法律体系、环境执法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受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等因素的影响。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进程,需要开展全民生态环境协同观教育,明确主体责任;建立权威的生态环境组织机构,打破条块分割;拓宽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渠道,增强协同合力;构建系统完备的制度保障体系,平衡制度供求。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竞争互补关系研究

在区域经济关系中交易成本和竞争互补关系理论基础上,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进行与世界成熟湾区发展模式的对比分析以及竞争互补关系现状的分析,得到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关系仍存在竞争性大于互补性的问题。研究表明在平台经济发达的当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靠建立共生平台的模式来实现。     

府际治理: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网络型府际关系研究

网络型府际合作模式有利于解决新时代背景下城市群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诸如衔接不力、各自为政、合作乏力等问题,对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府际治理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主要表现为行政区划的复杂使协同治理面临盲目竞争的挑战,区域合作层级较低使区域协同治理面临挑战,政治、行政架构与法治体系的差异带来了诸多挑战等。粤港澳大湾区网络型府际关系的构建,需从借鉴国内其他地区相关经验,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管理和协调机制,发挥地区特色,构建理想愿景等方面着手。     

跨境安居何以可能——基于香港青年粤港澳大湾区购房实证研究

围绕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跨境惠民政策措施,支持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研究以香港青年跨境购房为切入点,分析影响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的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和福利措施提高了香港青年进入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意愿,但由于行政管理系统在基层缺乏衔接机制和配套公共服务,香港青年难以融入内地生活;亲朋、同乡、校友等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缺失,为香港青年在大湾区的跨境生活提供支持与援助;拥有良好经济条件和内地社会关系的香港青年更容易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研究认为目前跨境惠民政策主要在“进入”环节着力,而对“适应”环节关注不足,形成了“经济机会驱动、社会网络支援”的迁移模式,对社会阶层较低的香港青年群体产生“挤出”效应。为了吸纳更广泛的香港青年,研究建议,应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完善政策支持系统,弥补政策短板。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外向拓展及其空间支持系统构建

城市群经济的迅速崛起正日益改变着我国传统的城市经济区格局,已经成形的京津唐、长江三角洲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被视为未来中国最具有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全球城市地区,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新一轮的投资浪潮将改变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原有的产业和城市空间,也会促进其经济外向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外向拓展为近域拓展、远域拓展与泛域拓展,相应地需要构建产业链网络、基础设施网络、城镇网络、创新网络等空间支持系统,进一步提升其综合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