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技术侦查措施——以新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为视角

2012年的刑诉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能被检察机关使用,但是其实施权却在公安机关.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实施技术侦查措施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面对法律规定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本文将探讨检察机关实施技术侦查措施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特别是其正当性应如何在法律层面上体现,如何寻求其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平衡,试从职务犯罪中的技术侦查手段入手,对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的正当性进行探讨.     

试论技术侦查措施在反腐中的适用问题

2012年新修订《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为我国在反腐中加强对贪污贿赂行为的监控提供了可能性。但其中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主体、对象、法律规制等方面的规定仍须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应将国家安全机关也列为适格主体。同时,针对技术侦查措施适用与公民权利保护之间的博弈,应当基于贪腐主体的特殊性,对该群体的公民权在一定程度内予以合法的限缩。     

论职务犯罪侦查措施的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较之普通犯罪侦查,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针对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性规定相应的特殊侦查措施,使得职务犯罪侦查步履维艰。为了提高职务犯罪的侦查能力,根据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需要,借鉴国外有关规定,我国法律应当增设技术侦查、诱惑侦查等特殊侦查措施和完善有关的配套措施。     

关于侦查的几个主要法律问题的思考

<正> 侦查的法律问题,其基本内容体现在宪法和法律上关于侦查的制度和规范中。通过讨论,求得对侦查的法律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掌握,无论对于侦查的理论研究,还是对于侦查实践,都是极为重要的和非常紧迫的。侦查的法律问题很多,现仅将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论述如下: 一、关于侦查主体的资格与权限问题 侦查主体的资格与权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侦查合法与否的根本标志。我国法律规定,侦查是专门机关的专有职权,侦查权属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只有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才有权依法对犯罪案件进行侦查。任何其他机关、团体或者公民个人都无权实施侦查(刑诉法第3条、第4条)。侦查权由国家通过法律授予特定的国家机关     

特殊侦查措施及其获取证据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特殊侦查措施的概述 特殊侦查措施主要包括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这两种措施。为了对特殊侦查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研究，下面首先对这两种侦查措施进行介绍。     

技术侦查与刑事诉讼价值

2012年3月14日,正式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新增了“技术侦查”相关规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反对者称技术侦查严重侵犯人权,在刑事诉讼法律层面的规定其实是对这种侦查措施的认可；赞同者认为技术侦查法治化是我国法治进程的一大进步.关于技术侦查的存废,学界已讨论多年,如何正确理解技术侦查与刑事诉讼价值的关系,对于正确规范及适用技术侦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解读“技术侦查”与“乔装侦查”——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中心的规范分析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即《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明文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第七节后增加第八节"技术侦查措施"。但是,《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技术上采取了"概括授权"的方式,即仅笼统规定侦查机关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有权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而并未明确列举可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的具体种类和手段。与此相关,《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技术侦查措施"这一章节下同时授权公安机关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此即"乔装侦查措施"。问题在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乔装侦查措施的立法技术上同样采取了概括授权的方式,除列举性地规定了作为乔装侦查方式之一的"控制下交付"之外,并未在立法上明文列举乔装侦查措施的具体类型和方式,其结果是造成《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技术侦查措施"、"乔装侦查措施"等基础概念含义不清、相关法条内容模糊,减损了法条的可操作性,威胁到司法的确定性,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冲击《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终极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施行在即,上述基础概念的界定问题不解决,司法实务中将无法正确操作《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与"技术侦查措施"和"乔装侦查措施"相关的程序与制度。因此,应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对"技术侦查措施"和"乔装侦查措施"这两个基础性概念进行规范解释,勘定"技术侦查措施"和"乔装侦查措施"的合理内涵与外延。     

新刑诉法背景下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和思考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五个条文,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新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将技术侦查措施的授权从普通法律提升到国家基本程序法的高度,是惩治职务犯罪的现实需要,符合强制侦查法定原则,兼顾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需求。结合新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中运用技术侦查措施的一些相关问题作一探析。     

浅析新刑诉法中的技术侦查措施

2013年开始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将技术侦查措施的授权从普通法律提升到国家刑事法律基本程序法的高度,体现了极大的立法进步。但从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的具体规定来看,仍存在一些问题,赋予了侦查机关较大的技术侦查权力,但却缺乏对这一权力足够的约束与制约,在具体适用上规定的也不够详细,细节上有待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措施研究

职务犯罪是智能型、高隐秘型犯罪。职务犯罪侦查较之普通犯罪侦查,具有案件一般不会自行暴露、侦查进路一般是“由人查事”、物证少而言词证据和书证地位突出、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外界干扰大和证据收集、固定难等特点。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针对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性规定相应的特殊侦查措施,使得职务犯罪侦查步履维艰。为了提高职务犯罪的侦查能力,根据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需要,借鉴国外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关规定,我国法律应当增设技术侦查、派遣秘密侦查员、诱惑侦查等特殊侦查措施以及测谎、强制证人作证等措施,完善拘传、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并建立和完善有关的侦查保障措施。     

现场勘查指挥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探析

现场勘查工作对刑事案件的侦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现场勘查各环节的规范化要求日益提高。当前各级公安机关都十分重视犯罪现场勘查仪器、设备的投入,然而硬件的完善只能为做好犯罪现场勘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因此加强对犯罪现场勘查的环节控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就显得十分重要。     

The stages of cybercrime investigations: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echnology examin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investigation

Cybercrime investigation can be argued as still in its infancy. The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of global law enforcement are also still evolving in response to the growing threat of the cybercriminal. This has led to considerable debate surrounding the adequacy of current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models, examination tools and the subsequent capability of law enforcement to tackle cybercrime.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low-level technology recovery and digital forensic examination, and to overcome the many technical challenges now faced by law enforcemen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extended cybercrime investigation model capable of guiding the investigative practices of the broader law enforcement community. The Stages of Cybercrime Investigations discussed throughout this paper, demonstrate the logical steps and primary considerations vital to investigating cyber related crime and criminality. The model is intended to provide both technical and non-technical investigative resources, covering mainstream law enforcement, partner agencies and specialist technical services, with a formal and common structure when investigating the complex technical nature of cybercrime. Finally, the model is further aimed at providing cybercrime investigators with a means to consolidate understanding, share knowledge and communicate the resulting outcomes as an investigation moves through each relevant stage.     

科技侦查的兴起及其法律规制

为了有效打击各种传统和新型的犯罪,需要整合各种科技手段开展侦查工作,树立科技侦查的理念或模式。在倡导侦查执法规范化的新时期,侦查机关在运用各种科技侦查手段时,需要在法治轨道内进行,尤其要注意依法保障人权,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最大平衡。一言以蔽之,倡导科技侦查,既要注重提高侦查的科学化,又要重视侦查的法治化。     

建立我国刑事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源于人权保障的思考

在刑事侦查阶段中,国家安全价值的实现与公民个人自由价值权利的冲突时有发生,侦查机关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往往需要使用强制性措施,这直接关系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我们必须通过建立我国刑事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来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     

视频监控系统在犯罪侦防中的运用及其法律问题

在犯罪问题复杂化与警力资源相对有限的背景下,利用视频监控系统预防与侦查犯罪已经成为许多国家采取的策略。在犯罪预防领域,视频监控系统的运用得到了日常活动理论、理性选择理论、情境犯罪预防、新机会理论、犯罪被害理论与死角理论等学说的支持;在犯罪侦查领域,透过视频监控系统的实时监控与影像存录功能,侦查部门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高。与此同时,视频监控系统在犯罪侦防中的运用也引发了一系列法律问题,故有必要遵循一定的法律原则,以法律规范视频监控系统的正确运用。     

刑事侦查政策述评

中国侦查政策内容十分丰富,但政策存在明显不足或者缺陷,并导致侦查政策和法制功能弱化。应当深刻变革侦查政策与侦查法律之间的关系,使书面法律真实化、生活化,幕后侦查权力公开化,侦查权力运行有序化;革除超级侦查强权和法外侦查权,建立"充分但有限,规范而高效"的现代侦查权和侦查法制模式,保持侦查权力与控制、惩罚犯罪和保护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应当实现刑事侦查政策及其理论的革新和转型,重构刑事侦查政策,实现侦查政策法治化。     

对“四战”背景下强化犯罪现场勘查工作的思考

“四战”对刑事技术和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场勘查工作还存在如现场勘查不到位、现场勘查指挥不力、信息化手段运用不充分、侦查员与技术员缺乏沟通等诸多问题,强化现场勘查工作是适应“四战”需要。     

论我国秘密侦查手段的规制

秘密侦查在历史上早已有之,只是在现代成为一个比较常规的侦查方式之一。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法律对于秘密侦查几乎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这就容易造成秘密侦查手段在使用过程中的不规范,严重的甚至可能违反法律,侵害公民权利。基于秘密侦查在侦破一些特殊类型案件中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法律宜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制,使其使用有章可循,严格恪守相关原则,做到在有效打击犯罪的同时又不无理地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侦查方法创新之我见

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时刻处在动态之中。侦查破案,打击犯罪的方法也必然随之而变。只有不断创新侦查破案方法,才能提高打击犯罪的效能。要实现这个目标,要从战略性侦查方法创新、战术性侦查方法创新和侦查方法创新的保障措施三方面加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