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健全完善党内法规体系

要提高党内法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必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实现党内法规的规范化系统化。对全党来说,当前必须结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深刻认识健全党内法规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着力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严格实施体系、严密监督体系和领导保障体系,同时更加注重党内法规体系的科学规划,以条例建设为重点,注重党规和国法的有机衔接,加强党内法规的理论研究,使党内法规体系更加健全完善、运行有效。     

党内监督与社会监督

近年来,尽管加大了党内监督的力度,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仍在孳生与蔓延,这固然与党内监督机制的不够完善有关,但是,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对社会监督(包括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也是腐败现象滋生与蔓延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党内监督是整个监督体系的核心和根本,但党内监督必须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舆论支持,离开了社会监督,党内监督就会失去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监督要有党内监督和法律作保障,其监督权利要通过法律及党的政治力量来实现和加强。"一手抓党内监督","一手抓社会监督",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和根源上杜绝和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制度设计

任何权力都有专断的风险,国家监察权囊括范围广,对其监督也应该进行更为复杂的制度设计,要从完善监督执纪过程中的程序监督、进一步加强监察机关的自我监督、加快建立律师介入制度、完善社会监督体系、加强新闻媒体与社会舆论监督、落实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职责、强化上级监察机关监督、衔接好司法监督、不断加强党内监督这九个方面,完善监督制度,防止"灯下黑",保证国家监察权持久公信力。     

《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构建纠错机制的良好开端

对《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的理解存在两种误解:一是认为它是分权制衡机制;二是认为它是党内"行政诉讼法"。实际上,这不会造成分权制衡,相反促进了党更加的集中统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仍然是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适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将有助于现代化建设和深化改革。这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行政诉讼法",因为它不仅存在类似"行政诉讼法"自下而上的监督,而且更注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监督,尤其是巡视组的监督。《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促进了制度完善,吸取了国内外执政党党建的经验教训,它是构建纠错机制的良好开端,是一种制度创新,也是我党制度自觉、文化自信的表现。     

“四个监督”的含义与功能作用——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

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关键举措。"四个监督"既自成一体,又相互联系。党内监督是党组织和党员的自我监督,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肌体自我净化的功能;法律监督是专门性的监督,具有法律约束力;民主监督范围广泛,形式灵活,群众参与度高;舆论监督快捷、面广,影响力大。"四个监督"相互配套,相辅相成,构成了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权力性监督与公众监督相结合、专门性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上下联动,功能互补,系统完整的监督体系。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与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关系研究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代表人民治国理政,同时也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党的干部,既要接受党内监督,也要接受党外监督。《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是党内监督走向制度化、程序化的标志,中国特色政党格局下,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与党内监督都是加强权力制约的重要方式,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目标,但在具体操作中又有所差别。回顾监督历史,对比研究党内监督与民主监督相似性和相异性,找寻二者的逻辑关系,实现党内监督与民主监督的"标本兼治"、"内外结合"、"主客统一",使党内外监督共同为党的建设、国家事业献计出力。     

党内监督视阈下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多重维度研究

随着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纳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总则,标志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步入了依规治党的新阶段。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必须要从理论维度深刻认识"四种形态"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从逻辑维度把握其蕴含质量互变等的内在逻辑;在实践过程中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还要谨防"误解""误判""误处",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     

积极性·独立性·长效性 新时代党内监督的优化方向

在新时代,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背景下,党内监督不论是从制度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都取得突破性的创新和发展。然而,就目前看来,党内监督仍然存在着监督主体缺乏积极性、专责机关独立性不强、监督实践长效性不足等问题,影响着党内监督实践的顺利开展,而党内监督又是新时代党建工作的重点,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提高监督主体积极性、保障专责机关的独立性、增强监督实践的长效性,有步骤、有目的地完善党内监督。     

论胡锦涛的党内监督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党内监督,形成了全面系统的党内监督思想。主要体现在：强调加强党内监督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是从严治党的客观要求,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保障;提出要加强党内监督的制度化建设,完善与创新党内监督的体制与机制,重视道德监督建设;主张健全与完善党内监督的保障性机制,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结合起来。这些思想对于党内监督理论与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十六大以来党内监督的主要特点

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切实强化了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明确了监督的重点对象和监督的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特别是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打开了民主执政、接受全党监督的大门,这是党内监督的历史性突破,是中共执政能力的新提升。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