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探论

我国近年来频发的"环保类群体事件"表明,城乡行政规划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公众参与城乡行政规划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政权、监督权的需要。公众参与城乡行政规划,有助于聚集公民智慧,促进最佳城乡行政规划方案的形成,保证公益和私益的平衡,保障城乡行政规划目标正确导向,提升行政规划的社会认同度,从根本上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公众参与城乡行政规划的意义和价值缺乏足够认识,公众参与主体范围有限,配套制度尚不健全。因此,城乡行政规划部门应树立公众参与的法治观念,国家应当努力扩大公众参与主体的范围,逐步健全公众参与的相关制度。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必然、实然与应然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是行政决策合法性之所需,也是行政决策目标实现之所求.政府的政策宣示和公众的参与需求的契合,催生了我国丰富的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实践.然而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实践的表面繁荣,却难以掩盖其实效的差强人意.我们应当深化行政决策者的公众参与意识,完善参与式行政法律制度,保障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实效.     

行政立法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行政立法是法定的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着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授权过宽,使之行政机关在行政立法过程中享有太多自由裁量权。于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立法机关授权立法控制、司法违宪审查控制的方法来有效地控制行政机关的行政立法权。随着民主思想的不断高涨,公民主动要求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愿望也更加强烈,能够充分体现民主精神的公众参与理论也慢慢兴起,行政立法中的公众参与使得人民主权理论能够在行政立法过程中得到延伸,能够让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全过程,从而有效地防止行政立法过程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使行政立法权能够良好运行。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完善行政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议。     

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研究

法治政府的建设离不开科学、民主和合法的重大行政决策制度,其中公众参与就是保证重大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和合法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达到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防止社会矛盾激化的效果。本文在分析了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背景和前提的基础上,从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立法、公众参与主体、公众参与启动模式、公众参与形式以及公众参与反馈机制五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行政裁量控制中的裁量基准和公众参与

行政裁量在行政管理领域中被广泛地采用,没有行政裁量就没有行政管理。行政裁量权的合理运行,可以起到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作用。为了规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确有必要通过裁量控制中的公众参与的三大程序制度对它加以控制。     

公众的行政参与和社会稳定

随着民主化和政府改革的深入发展,行政民主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话题和潮流。公众的行政参与对于提高行政管理质量和行政合法性都具有重要意义。政府要注重克服公众参与的不利方面,追求有效的行政参与。实施有效、引导有序的公众参与对维护社会稳定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推动公众参与的良性发展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行政立法后评估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后评估是扩大公民对立法工作有序参与的重要内容,其法理基础应当是程序正义、人民主权、法的合意性.但当前在行政立法后评估中无论在评估主体、还是评估的具体实施方面都缺失了公众的参与.要真正实现公众对行政立法后评估的有序参与,要在制度上对其予以完善,并对评估的模式进行重构.     

“空心村”整治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不仅是保证"空心村"整治规划科学性的重要依据,而且是维护农民利益的必要前提。在"空心村"整治规划中,公众参与还存在着参与积极性不高、制度供给不足、信息公开渠道不畅、参与环节过少、参与方式不合理等问题。只有从营造公众参与的氛围、健全公众参与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完善信息公开渠道、提高公众参与方式的科学性等方面努力,才能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空心村"整治规划的积极性,从而真正实现"空心村"整治规划的目的。     

公众参与是行政立法正当性的基础

行政立法虽然是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但是由于行政立法机关不是由民选代表组成,缺乏民意基础,因此需要公众参与行政立法促进行政立法的民主化,只有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才能获得民主正当性,行政立法程序才可能构成正当程序。公众参与必须符合自愿、平等、有效的实质要求。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应当提高立法层次,强化公众参与制度,提高行政立法程序的民主化程度。     

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宪政价值及其实现

公众参与的宪法基础,是公众参与得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从民主理论出发,强化公众在行政决策中的参与机制,对推进国家民主政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具有有利于落实宪法规定的民主政治、有利于平衡与整合社会公众的不同利益、有利于公民教育和法治意识的提升和实现具体决策的科学化的重要价值。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实施需要制度上的配合,专门的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法律在内容框架上,应当主要解决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参与效力等问题。     

科学民主化:食品安全规制中的公众参与

如何提升政府应对风险、保障公众健康的能力成为学界与政策实务界的讨论热点。在食品、环境与健康领域的风险规制中,充分保障公共利益似乎尤为困难。因为多种情况之下,风险规制的依据是专家的科学知识,结果仍然会引起公众对于行政政策以及专家的不信任。对此,在行政决策中平衡科学与公众参与两种力量日益重要,即科学民主化的问题,既强调专家的作用,又要使之与公众交流沟通。科学民主化事实上是公众参与的制度化,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意义重大。     

对口支援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18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的通知》,明确灾后重建对口支援省市为19个,对口支援期限按3年安排。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发展战略,中央统筹协调,组织     

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公众参与:困境与选择

公众参与的缺失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危机频发的重要原因.结合实践观察,公众参与监管的制度化程度低、参与监管的组织化程度低、参与监管阶段的片面化构成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困境.为了跳出公众参与监管的困境,未来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公众参与制度设计可以从完善公众参与监管的制度化、提高公众参与监管的组织化、规范公众参与监管的过程化入手构建.     

网络公众参与:现实反思与秩序重建

网络公众参与对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利于推进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又由于存在的问题和非理性趋势而给社会政治环境带来消极效应.必须对网络公众参与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理性反思,并从社会价值预期的合理确立、网络舆论引导机制的构建、网络制度建设和网络伦理建设等几个方面促进网络公众参与沿着理性、有序、规范的轨道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弘扬文明风尚、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动力.     

试论《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的法律属性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是我国第一部专门性的灾后重建法规。它的制定有其必要性。从法律属性上来讲它属于针对特定事件的措施法;是应急法,而不是与普通法相对应的特别法;内容总体上属于规划法。作为措施法。它为灵活决定条例效力期间预留了空间;作为应急法,它体现了授权与规制的契合与平衡,但是在重建中要注意处理好行政干预和个人决定之间的界限;作为规划法,条例注意了对规划裁量的控制,但在实际适用中要注意利益衡量的广泛性。     

法治之下:开放政府与公众参与

公民参与已经成为国际发展话语的主流。开放型政府概念应运而生,开放型政府的实践也逐步展开,标志着我国政治文明和民主建设的深化和发展。公众参与是开放政府的核心要素。开放政府与公众参与离不开法治保障。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开放式政府的建设,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巨灾之后文化体系重构的思考——以汶川地震灾后文化恢复重建工作为例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四川文化恢复重建工作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在文化恢复重建的具体实践中,应做到科学制定和实施文化恢复重建规划;统筹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发挥文化抚慰心灵的独特作用,从而促进灾区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     

我国行政规划程序的不足与立法展望——以《行政程序法》之规划程序建构为基点

我国行政规划程序的不足主要包括公开性不够、民主性不足以及监督性不强等。学界对未来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时是否规定行政规划程序和如何规定这一程序是有争论的。可以采取集中基础上的分散立法模式,由《行政程序法》规定基本制度,由单项立法规定具体的制度,同时应引进德国的规划确定程序。规划确定程序由于具有“集中事权”的效力而与现有的制度架构有根本的不同,既保证了公开、民主和监督的要求,又能保证行政效率,从综合的因素进行考量我国有必要确立这种制度。     

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根本路径

让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既可以维护公众的环境公共利益,又可以改变政府决策品质,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减少政府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及由此带来的环境生态利益的损失,使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得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以和谐。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环境社团制度、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法律责任制度,促进公众参与,是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根本路径。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回顾与展望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发生了一个从单纯的撤销和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到撤减与简政放权并举的变化,这一变化有着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不同思考方式的背景。最新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突破原有改革框框的同时,也保留了原有改革的痕迹。未来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需要从远近、内外、上下、多少、公私等宏观关系中加以思考,尤其要从权力来源和公众参与的角度加以思考,以进一步推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