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信仰和理性:民族环境习惯法重生的三个基点

生长在国家制定法边缘的民族环境习惯法是我国民间习惯法文化的主要形式,同时也是我国传统法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现实表达。消弭国家制定法与民族环境习惯法之间的紧张和挤压关系,使民族环境习惯法在现代法律体系中获得重生,是回归自然秩序和谐的法文化传统、重塑法律信仰精神和重归法律对价值理性关切的共同追求。     

国家法与彝族习惯法的冲突与调适——以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为例

国家法和彝族习惯法之间既有冲突又有融合。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在民族地区的法制统一,就应当深入研究习惯法与现行法制的冲突及调适问题。在彝族地区应当构建民间协调机制,构建大调解格局,对彝族习惯法批判地继承,使用体现国家法价值趋向的习惯法。     

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冲突与融合——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透视

国家制定法和民族习惯法的特点在于前者具有统一性、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后者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自觉性等.透视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可以感受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在婚姻领域有四个方面的冲突1.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2.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3."移植法律"与本地民族特点的冲突;4.国家意志与地方权力的冲突.应当化解冲突,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积极融合.     

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冲突与融合——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透视

国家制定法和民族习惯法的特点在于前者具有统一性、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后者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自觉性等。透视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可以感受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在婚姻领域有四个方面的冲突：1．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2．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3．“移植法律”与本地民族特点的冲突；4．国家意志与地方权力的冲突。应当化解冲突，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积极融合。     

广西瑶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融合路径研究——以文化认同为视域

文化认同的相关原理,包括文化认同的内涵、意义、形成的特性、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瑶族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存在的差异、冲突,包括文化、制裁的规定、争议处理的程序、制裁的方式,两者各具特点,各有优势与不足.瑶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良好融合的路径,包括: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优化国家法治体系并提升综合治理能力,改良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民族文化引入乡规民约中,习惯法的善良成分进入国家法的资源库;加强民族、国家法文化的宣传力度;适当借鉴国外、其他地区、其他少数民族的经验,完善相关立法、执法、司法.这些举措是保护民族法文化资源,传承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巩固民族平等、团结、和谐的关系,实现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多元进路.     

继承领域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对话与思考——以维吾尔族继承习惯法为视角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客观存在是不容回避的。作为主要在民族地区适用、调节其社会关系的秩序规则．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源远流长,影响深厚,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从习惯以及习惯法是法制的基础以及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的积极特性角度看,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与国家制定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然而,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同时存在较多的冲突。在国家法治推进、二者冲突难以避免的现实情况下,一个实现二者对话的制度安排是绝对必要的。文章以维吾尔族继承习惯法为例对于民族地区的习惯法文化与国家法的关系问题进行浅谈,认为应该通过民族立法解决二者间的关系。     

浅议武定彝族的习惯法

习惯法是现代成文法的源头。产生于氏族社会的习惯法至今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它历久不衰,焕发着活力。习惯法在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起着同样的作用,它也是中国固有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定彝族的习惯法在历史上是一部定纷止争的准法规范。在武定彝族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大多的习惯法因存在的基础发生改变而被废弃了,但习惯法并没有因此而被彻底废除,它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可见,武定彝族习惯法具有一定的积极因素,它在武定彝族中仍有一定的地位。了解武定彝族习惯法的历史渊源,把握其发展规律,协调好其与国家法的冲突,对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更好的服务于武定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凉山彝族婚姻习惯法及其司法实践的合理性运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凉山彝族的婚姻习惯法也在不断的蜕变当中,全面掌握彝族婚姻习惯法现状对彝区法律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彝族婚姻习惯法的主要原则包括:同族内婚、家支外婚、等级内婚.其许多方面都与我国的法律原则相背离.我们应就凉山彝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调适和司法实践的合理性运用进行探索.     

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断裂与衔接——以黎族习惯法的适用为研究路径

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内化于少数民族内心深处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民间规则,具有深厚的历史传承、文化根系和生存土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轻视。黎族在长期生存繁衍中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习惯法,而这与现存的国家法之间存在许多冲突和矛盾。通过列举其在纠纷冲突中的表现,探寻其中缘由,分析国家法与习惯法失范与衔接,以求促进黎族习惯法与华夏法文化的交融。     

羌族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和合

羌族有着灿烂独特的民族文化,尤其在民族习惯法方面卓有建树。羌族民事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如何处理国家制定法与羌族民事习惯法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历史上,两个文化系统不断地交流碰撞,产生了各种冲突,需要寻求解决之道。笔者认为应当在此问题上正本清源,回溯历史,分析两者的冲突,提出和合的解决方式。     

浅析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与启示

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进行比较，有利于我们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现代法制建构中的转化和借鉴西方法律文化中有益成分，对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一定意义。     

公法文化传统与中国法治建设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浓厚的公法化特点。传统公法文化今天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为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必须完成对传统公法文化的现代改造。     

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从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考察

法治秩序在乡村的建立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但是乡村社区的风俗、情理等民间法的普遍存在是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客观现实,因此,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无法撇开民间法来谈论乡村的法治建设.     

法律解释的民间法面向

在法制现代化的背景下,基层司法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国家法律与乡土逻辑的冲突,这成为当前建设农村法治的瓶颈问题。为缓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需要在司法的层面上明确民间法司法适用的条件、场合与方法,从而使法律解释具备本土化的民间法面向,这对于通过司法支持基层自治、通过司法审查制约民间法的合法作用、缓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和紧张具有积极作用。     

西部开发法治与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西部法治环境问题成为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探讨西部大开发法治,应当在“法律多元”的名义下进行讨论,详细分析国家法缺失与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意识的价值。     

大理国时期的彝族习惯法

大理国时期,是彝族发展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彝族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在古代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控制中充当重要角色的习惯法也得到了发展。这一时期彝族地区社会组织,日常生活及刑事法律方面均形成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习惯法规则,并在其生产、生活实践中发挥着比官方法更为重要的作用。     

习惯法司法化的困境与出路

当前学界将习惯法作为反对精英主义路线的学术话语,立足于描述性的研究立场对习惯法概念进行定义,不能彰显习惯法作为实证法的规范属性而具有内在的悖论性特征,这使习惯法的司法化陷入了理论困境,习惯法司法化的困境体现为习惯法作为法源的效力依据问题和司法立场下习惯法的性质定位问题。走出习惯法的司法化困境需要我们摆脱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通过法律适用的类型思维,实现习惯法和国家法的契通,发挥习惯法的规范功能。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 ,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永远是其不可或缺并起决定作用的内源力 ,因此 ,如何看待自己的传统法律文化 ,如何将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实现科学合理的承接 ,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型法制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本文试从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的角度 ,找寻传统法律文化中对中国法治化的积极的合理的因素 ,并就此谈一点看法     

婚姻习惯与制定法的冲突与协调——以天津农村地区为例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框架下,国家法与民间法同时存在并引发冲突,尤以婚姻家庭领域为甚。婚姻习俗与制定法发生冲突,使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关系遭受重创,协调两者冲突尤为关键。以天津农村地区为例,对婚约、彩礼等传统婚姻习俗的存在状态进行考察。婚姻习惯与制定法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譬如婚约的效力、彩礼的性质、彩礼返还条件及比例等。在坚持现行法律规定和精神的前提下,在民事尤其是婚约与彩礼纠纷审判中引入习惯,积极运用习惯解决相关法律纠纷,是解决纠纷、协调冲突的新途径。     

习惯法与拉祜族习惯法论

本文评介了我国法学界对习惯法概念的界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强调应遵循对法律概念的科学界定,是讨论习惯法与拉祜族习惯法性质、地位、任务和价值取向归属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阐明拉祜族习惯法属于法律外的习惯法,并探究拉祜族习惯法的价值取向。认为立足深入调查与研究拉祜族习惯法由来与发展的规律,是不断创新研究习惯法与拉祜族习惯法的最佳途径。